超現實主義運動代表、藝術家約瑟夫·康奈爾以攝影師哈里·赫斯為桑塔格拍攝的照片為素材，創作了拼貼畫小盒子《艾利普西安》。
近十年來，我們在中國語境下談論蘇珊·桑塔格，最為強調的往往是其“公知”身份，這顯然與其在歐美語境下更為複雜的媒介形象有所不同。桑塔格成為中國知識界一位偶像級別的公知，與世紀之交媒體轉型下對於知識分子公共性的渴求有關，桑塔格作為一位打扮、隨筆、小說、攝影、電影、戲劇樣樣在行的女性，被許多人視為“文藝教母”，或者可供都市女性參照的智性典範。
近來，有關桑塔格的中譯本集中面世。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桑塔格全集》（全十六卷）與《蘇珊·桑塔格全傳》，社科文獻出版社和中國攝影出版社也分別出版了傳記《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和《蘇珊·桑塔格傳》，這恰好給我們一個重新審視桑塔格的機會：理解桑塔格是如何在她的時代塑造自我，也理解我們在自己的時代如何重塑桑塔格。
一種熟悉的論調，或許是透過這番回顧向桑塔格的遺產乞靈，以對症當下公共話語之不舉。不過，知識分子與時代的互動形式，未必可以做到複製或移植式的借鑑，恰恰是時代的差異性決定了知識分子話語和行動狀態的不同。
對桑塔格的遺產，同樣需要“祛魅”
桑塔格劃時代的人生始於1933年，終於2004年。在其十週年祭，中國媒體喧譁的哀悼，不失為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許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或媒體人曾公開表達對於桑塔格的援引、認同或者喜愛（比如許知遠），也有不少人留意到本土知識人對於這位美國才女異乎尋常的熱情。
媒體人蕭軼曾寫道，“在蘇珊·桑塔格去世之時，她在中國產生的震盪遠遠大於美國本土，乃至逝世十週年之際，中國媒體依舊對其盛裝打扮。”在他看來，這種現象恰好對接了美國20世紀中後期公共知識分子“從書齋走向街頭”的神話敘事。以桑塔格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表達空間，他們對政治權力激烈抗爭，對社會事務激進表態，也充分利用報刊、電視等新媒介形式傳播先鋒文化和大眾文化，從而獲得了數量龐大的擁躉。這些擁護者不乏戰後大學擴招運動和反文化運動之下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
桑塔格在她的時代所經歷的媒介情形，與新世紀初中國逐漸成長起來的公共話語空間，具有某種類似的生命力。2000年以來，本土都市媒體兇猛生長，而寄託於此進行自我表達的中產階級文化，也在持續孕育和發酵。不過，這種相似性大抵停留在表象之上，因為伴隨中國都市媒體興起的“公知”群體，與上世紀60年代歐美大陸新舊交替的時代語境（包括世界範圍內的文化激進氛圍）之下“桑塔格們”的誕生，幾乎很難說有什麼實質上的共通。
不過，十餘年前，中國一度出現桑塔格熱，也的確是恰逢其時。這既由於桑塔格特別有存在感（發言多、出鏡多、有中譯本文集出版）以外，也與香港文化人陳冠中重寫中國版本的“坎普”有關，這些都促成了小圈子裡重讀桑塔格的熱情。在另一位媒體人侯虹斌筆下，桑塔格是被國人熱烈追捧卻又深刻誤讀的“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尤物”。侯虹斌覺得，中國的左派文藝青年雖把桑塔格視為文化符號，卻不願意學習她“不合時宜”、作為“反對者”的態度；而許多人雖然喜歡她的趣味，卻忘了趣味是需要智識來打底的。在她看來，桑塔格依然是大師，只不過漂洋過海之後被我們標籤化了。
假如細讀近年出版的桑塔格傳記譯本，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媒體人數年前對於桑塔格偶像般的塑造，有些過於“漫畫式”。桑塔格的傳記雖無不稱讚她的智識、敏銳與才華，卻並未將她塑造為“大師”。事實上，幾乎所有桑塔格傳記都對這位傳主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態度，正如同桑塔格的朋友對她的態度一樣：又愛又恨。對桑塔格的遺產，同樣需要“祛魅”。
桑塔格是否體現出超越時代的深刻？
事實上，桑塔格的缺陷顯而易見。她的強硬主見背後，也是一個時代的隨波逐流。
不論是政治立場，還是文化立場，桑塔格都未能體現出超越同代人的深刻，只不過她的展演更為貼合時代精神和技術手段罷了——這是她真正的才華。她的左派傾向或許是出於天性，但她的反叛經歷卻無不是歷史化的表徵。她與上世紀60年代西歐知識分子共享了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厭惡和對於社會主義的想象。而在世紀末蘇聯政權下流亡者的敘事令這些不安的西方知識分子急轉幻滅時，桑塔格也感到迷惘。（一個布羅茨基不就根本性地晃動了她政治信念的根基嗎？）當她轉變立場，作為滿世界奔走呼籲正義和人權的異見者時，這種認識上的矛盾也從未得以解決。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桑塔格仍然抱持著西方左翼堅持了數十年的雙重策略。
桑塔格的許多人生構想都是時代的產物。而桑塔格之所以重要，恰恰也在於她如何在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參與了整個時代的命題。意識到這一點，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的祛魅頗為關鍵。
桑塔格思想版圖的構型，與她人生遊歷的地理版圖保持了高度一致性，而這一版圖極富時代性。這個迷戀歐洲、有法蘭西癖的美國人，汲取了上世紀60年代法國式知識分子形象，為美國帶來極端化的左派立場，以及文學、電影和政治思想的法式口味。成為作家，也是如此。當她作為小鎮青年來到紐約時，紐約經歷了經濟上空前絕後的繁榮。媒體工業的蓬勃，使她可以一如既往地閱讀關於文學、電影和文化史的學術出版物，卻寫作出反學院派的散文。她將文化評論作為志向，因為人們對於討論觀點越來越感興趣。
出版社塑造文化偶像的商業操作，對桑塔格的走紅至關重要，而桑塔格的中國擁躉卻很少談論這一點。桑塔格的出版人羅傑·斯特勞斯，有一套明確的針對桑塔格的市場營銷方案，不但為她在美國知識分子建制派中奠定了穩定地位，也使之獲得國際性聲譽。桑塔格還為一些當時被視為“中流”、受到偏見對待的中產階級讀物寫作，這為她帶來了最廣泛的傳播，以及更高的報酬。
媒體轉型時代的弄潮兒，是不再遵循智識遊戲慣例的新一代人。上世紀末，憑藉《三重門》在中國一鳴驚人的韓寒，與憑藉《關於“坎普”的札記》一文火得一塌糊塗的桑塔格，都有這種共性。他們說的未必是新東西，甚至是一再重複的內容。儘管有水平高下之別，但這一身份所彰顯的新遊戲規則卻是一致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也能成為明星。
名聲及其帶來的經濟利益、旅行機會，以及與有趣人物接觸的機會，也反過來塑造著他們所理解的“公共”文化。當年的評論家諷刺桑塔格是“患文化精神分裂症的童話公主”，因為她既要與名人地位保持距離，又要為行動和發表意見尋求媒體的關注，這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作為過渡人物，成了一個懷舊對象
“公共知識分子的良心”，這種道德化敘事始終是中國公知的深遠情結，而桑塔格“作為異見者的知識分子”的身份，也緊緊纏繞在這一敘事之中。
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曾是中國公知最近和最好的榜樣。然而在70年代末，當美國的公共評論界和知識界發生變化時，她的信念和位置也受到衝擊。在美國，“知識分子”這個詞語開始散發某種令人不適的異味，甚至偶爾會被當成是在罵人。連桑塔格本人也想擺脫知識分子形象。她對娛樂文化無法遏制的膨脹感到沮喪，而這種已經成為主流的娛樂文化，正是從她之前捍衛的先鋒立場發展而來。年輕、煽動、文化革命式的桑塔格，與晚年認同自己是高雅文化保守變化人的桑塔格，區別已經不能再大。
在新時代，作為過渡人物的桑塔格，成了一個懷舊對象。她的政治行動也遭到人們的嘲諷。當她為著自己的正義感去戰亂之地見證人們的痛苦時，她在薩拉熱窩對戰亂的報道，對於許多居民和記者來說毫無意義。在後者看來，她更在意的是自我推銷，以把自己美化為這座廢墟城市的英雄。
或許有人認為，桑塔格之後的知識分子，與時代之間的聯繫再也沒有那麼密切，或者無法再像她那樣爆發出如此的能量。然而，這種現象很難被簡化為大眾或公共輿論的墮落，因為在新的時代，語境已經發生變化。知識分子喪失了舊日的角色與功能，也因此難以固守昔日的位置與認同，邊緣化是必然的。
如果說桑塔格是第一個媒體弄潮兒，那麼，我們後來玩得不亦樂乎的早已是別人玩剩下的。桑塔格經歷了公知形象的退潮，中國公知敘事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2004年《南方人物週刊》曾將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推向大眾：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2011年以來，公知在中國的形象逐漸經歷了衰落與汙名化，逐漸被視為有目的性地引導輿論，或發表不成熟批判言論的代表，甚至成為到處亂噴、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臨下的代名詞。此前公知對於公共話語權的把持和道德正當性，受到真正的挑戰，更為洶湧的大眾在互聯網時代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種去中心化、眾聲喧譁的表達，成為公共話語空間的既定現實。
互聯網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如何吸收桑塔格的遺產？這未必是一個真命題。然而，知識分子與大眾此消彼長的話語權變遷，確是伴隨技術和歷史而不斷演變。如何在學術圈以外進行有效的公共寫作，這個命題始終值得我們關注，但更重要的發問或許是，今天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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