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影視圈走到了變革的路口。
或者說,終於。
春雷第一聲,響在電影界。
《流浪地球》、《飛馳人生》、《瘋狂外星人》等硬核影片領跑票房,被稱為“史上最強春節檔”。
這場真金白銀的戰役裡,質量不過關的《小豬佩奇》、《神探蒲松齡》早早出局,口碑成了影片致勝的關鍵。
網友紛紛感嘆:
“終於等到電影票房和豆瓣評分成正比的一天了。”
經過了爛片雲集、烏煙瘴氣的幾年,觀眾的忍耐到了極點。
“大IP+流量明星+粉絲=高票房”的年代,一去不復返。
春節檔過去,電視劇也迎來了今年的第一個爆款。
上週,帶著三個熱搜和無數觀眾的眼淚,《都挺好》完美收官。
沒有流量、沒有小鮮肉、沒有炒作,這部劇僅靠劇情和表演就打動了無數觀眾。
郭京飛,倪大紅等實力派演員也隨之走紅。
走過了資本操縱、流量至上的時代,影視圈終於迴歸到品質為王的道路上。
劇本、表演、導演的水平,才真正決定了一部劇的高度。
我們在進步,臺灣也沒留在原地。
提起臺劇,許多人的印象還停留在《流星花園》的年代。
那時候,“偶像劇”幾乎可以囊括整個臺劇。
傻白甜的女主,IQ200的天才男主,走路帶風的霸道總裁,萬年不變的瑪麗蘇的情節成了臺偶劇的標配。
過於密集的套路和雷同的元素,也終於引起了觀眾的審美疲勞。
近年來,臺灣的編劇也逐漸將目光轉向現實生活。
《麻醉風暴》、《出境事務所》、《一把青》等一批製作精良的好劇層出不窮。
今天,就給大家推薦一部硬核新臺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
林君陽導演,呂蒔媛編劇,CATCHPLAY與HBO Asia聯合出品。
呂蒔媛,金鐘獎最佳編劇,去年的大熱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就出自她的筆下。
演員陣容上,也堪稱近年來臺劇最強卡司。
隱退多年的女神賈靜雯復出,搭檔擔綱無數大熱劇的吳慷仁,曾獲金鐘獎的溫升豪和新晉實力派陳妤。
有這一盤料打底,劇的品相差不了。
儘管期待值本就很高,劇播出以後,還是看得目瞪口呆。
知道會是部好劇,沒想到能這麼好。
播出兩集,豆瓣開局9.3,一步跨進神劇行列。
不誇張的說,這部劇討論社會話題的深度,遠超國產劇“力所能及”的範疇。
由於根據真實案件改編,許多細節上都無限逼近現實。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部開局MVP的新劇——
HBO出品,品質和深度都有保障。
這部劇,三類人會最有同感:
法律從業者,新聞媒體人,心理諮詢師。
正是這三個看似無關的行業,構建了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
先說新聞界。
宋喬安(賈靜雯飾)作為新聞從業人員,代表著媒體和輿論界。
在對喬安這個人物的刻畫上,編劇的功力可見一斑。
幾個簡單的橋段,把職業新聞人的日常工作展現得恰到好處。
比如,公司會議上業務部和採編部之間的矛盾。
這裡涉及的,正是西方新聞業重要的“營編分離原則”。
不瞭解這一點,很容易質疑國外的報紙“被財團控制”。
西方的新聞界,採編和經營是嚴格分離的。
採編部是公司的核心,只對真實性和內容負責,擁有最大話語權。
在西方,作為新聞從業者,有著很高的行業自豪感。
美國記者將自己的使命定義為,“為公民自治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
甚至新聞業內有不成文的傳統,負責報道撰稿的採編部,遠比負責商業收入的業務部要“高貴”。
作為採編部總裁的喬安,可以對公司領導大聲呵斥,並非電視劇誇張。
再比如,新聞真實性和及時性之間的矛盾。
劇中,一次泰國的突發爆炸事件,讓喬安陷入了兩難抉擇。
傳統媒體報道中,有固定的審核制度,未經審核真實性的新聞無論多麼勁爆,都不予報道。
消息來源尚不確定,也沒能找第三方核實,別家電視臺卻已紛紛報道了。
為了搶新聞,喬安一咬牙,播。
但最終證實是假新聞,電視臺的公信力受損。
這種類似的案例在身邊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就上週炒的沸沸揚揚的“劍橋大學承認高考成績,和清華北大搶學霸”事件。
不僅火上熱搜,還被諸多主流媒體爭相報道。
儘管也有部分了解情況的人提出消息不符,但少人問津。
最終劍橋大學站出來闢謠,各大官媒無奈糾正。
凡此種種,都是現代新聞業切實存在的矛盾。
其他的,還有災難報道中的新聞倫理問題,法治報道中法律與輿論的衝突……等等。
童年女神賈靜雯蟄伏多年,一朝復出,演技毫不褪色。
無論是職場的女強人,婚姻中絕望的妻子,還是痛失愛子後心碎的母親,都演繹的感人至深。
除了新聞業,喬安的妹夫作為精神科的專業人士,代表醫學界。
律師王赦(吳慷仁飾)作為法律從業人員,代表司法界。
兩年前的一起無差別殺人案,把幾位主人公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兩對夫妻,兩對姐弟(兄妹),四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宋喬安和丈夫劉昭國(溫升豪飾),正處於離婚的邊緣。
兩人本是同事,婚後擁有一雙兒女,幸福美滿。
兩年前,兒子在槍擊案中喪生,把夫妻二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淵。
母親酗酒,父親出軌,唯一的女兒無人照料。
槍擊案兇手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在喬安的公司任實習生。
哥哥李曉明案發後,李大芝一家人被逼到絕路。
老實本分的父母一心想為兒子贖罪,鼓起勇氣走進受害者的靈棚。
卻在無數悲痛欲絕的親人面前,哽咽失聲。
九條人命,無數破碎的家庭,兩個年邁的老人無力彌補。
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女兒改名離家,去過自己的生活。
兩位老人獨自面對公眾,道歉、賠罪。
這裡,喬安和李大芝既是新聞從業人員,又是直接關係人。
兩人分別代表受害者家庭,和施害者家屬。
既是上下級,又在法律和倫理上二元對立。
律師王赦,作為法律從業人員,是案件審判的參與者。
無論當事人犯罪性質如何,都擁有基本的辯護權,這是法治社會的共識。
但理智上的認可,並不等於情感上的理解。
法庭門口,受害者的家屬向王赦潑糞便。
網絡上,人們把辯護律師稱為人渣。
現實中,輿論弱勢方的辯護律師對這種待遇也不陌生。
持續不斷的騷擾電話和輿論壓力,讓王赦的妻子瀕臨崩潰。
為死刑犯辯護,律師面臨的不僅是事業上的難題,更是群情激奮的民怨。
更何況王赦想做的,不只是辯護。
從名字來看,赦,即赦免,指免除或減輕刑罰。
王赦,是廢除死刑的倡議者。
他想從犯罪心理角度解讀李曉明犯案的心理機制,探究罪行背後更深刻的原因。
或者說,犯罪的真相。
為了尋求新聞界的幫助,避免政府為了安撫民眾判死刑,王赦律師找到了喬安的丈夫。
王赦知道,作為被害人家屬,劉昭國對兇手沒有任何好感。
但他更清楚,受害者比旁觀者更想尋求真相,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探討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廢除死刑?”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在世界各國都存在爭議。
這裡,我們並非要呼籲廢死,或者向大家傳達某個特定的觀點。
而是說,我們應該去了解,為什麼會有人呼籲廢除死刑?
僅僅是出於不分場合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氾濫的聖母?
當前世界上廢除死刑的國家有105個,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
廢除了死刑的國家,犯罪率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
死刑的背後,究竟是什麼?
古語云,不破不立。
那麼廢除死刑,又能建立什麼?
在劇中,殺人犯問王赦,你為什麼要為我花這麼多心思?
王赦回答:
“因為我希望我自己的小孩,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
“不要再遇到有人,做出你這樣的犯罪。”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疑惑。
想要減少類似犯罪,難道不應該呼籲判處死刑,增加威懾麼?
不是說治亂世,要用重典嘛。
我們習慣了“亂世重典”的思維,卻忽略了“亂世”並不是“輕典”的結果,“重典”更從未終結“亂世”。
歷史的記憶從夏桀殷紂的酷刑開始,文化卻因周王文治而昌盛。
血腥瑪麗的屠殺沒有帶來政局的穩定,伊麗莎白一世開創的“黃金時代”才是大英帝國真正的榮光。
王赦的回答,正是廢除死刑的核心理論:
不把犯罪看做是一人之錯,才能真正倒逼社會預防犯罪。
只要死刑還被適用於被社會遺棄者,立法者就會安於現狀,反而忽略了更深層的危機。
呼籲廢除死刑,絕非僅是“同情心氾濫”那麼簡單。
提倡廢死的法學者們當然知道,會被判處死刑的人,多的是罪行累累,身負命案。
甚至呼籲廢死的人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成為受害者。
如果呼籲廢死僅是出於人道關懷,“聖母們”為何放著無辜受害者不問,去關懷惡貫滿盈的罪犯?
新的一集中,王赦女兒所在的幼兒園,被不明身份者劫持。
此人正是王赦日常的工作對象,精神病患。
這一刻,他同時成為“受害者”和“辯護者”。
但王赦的處理方式,比其他家長要成熟的多。
呼籲圍觀者不要造成恐慌,安慰妻子精神病患並非都有暴力傾向。
警方順利攻堅後,王赦呼籲民眾不要妖魔化精神病患者,而應當及時發現,合理治療。
這名挾持幼兒園的患者被證明沒有暴力傾向後,被放回了家中。
聽聞兒子的事蹟,父母的第一反應卻是:“不要告訴別人。”
面對女兒“尋求心理諮詢的提議”,父親果斷否決:“他才不是精神病。”
讓精神病患者不被正視,以至於愈演愈烈、走上犯罪道路的,不是尋求廢死的律師,而是整個社會的不理解和汙名化。
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一輩子都不會試圖去犯罪。
死刑與否,與他們並無關係。
那麼對於實施犯罪的人來說,死刑就真的有效麼?
現實中,絕大多數的殺人案件都是激情殺人。
犯罪者無暇理性思考犯罪的後果,更不要說量刑。
無論死刑與否,對這些人來說,根本不存在影響。
另一部分,清醒權衡犯罪成本的人。
要麼是根本不在意會受到的懲罰,要麼就是心存僥倖。
廢除死刑,並非是廢除刑罰,對這些人來說,死刑與否也並沒有多大的威懾力。
廢死的目的,是為了從根本上預防犯罪。
法學家認為,死刑只是作為一種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通過消滅人來解決問題。
當死刑被實施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罪犯消失了,正義終於得到了伸張。
然而犯罪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導致一個正常人變成殺人兇手的真相,卻被永久地忽略了。
十九世紀,一本名為《死刑暇思》的書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當一群人正血脈賁張地圍觀一個扒手被絞死時,無數扒手在人群中行竊。
因為人們都在望著絞刑架的方向,沒有人留意自己的錢包。
當善良的人們為罪犯的惡行激怒,群情激奮地呼籲死刑時,身邊最重要的錢包卻被忽略了。
正是這種漠視,養出了更多的死刑犯。
《都挺好》的開頭,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母親葬禮上毫不悲傷的蘇明玉。
面對溘然離世的母親,悲傷的父兄,這個家中唯一的女孩表現得無比冷漠。
如果我們出於義憤,罵一句“不孝女”,痛快地關掉電視,就不會知道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都挺好》的結局,我們看到了曾經幸福的一家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殺人犯李曉明在妹妹的記憶裡,也只是一個有些調皮的哥哥。
我們現在知道,是重男輕女的錯誤思想讓蘇明玉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那又是什麼,讓李曉明變成了殺人兇手?
這背後的原因,會不會再造就千千萬萬個“李曉明”?
給一個人定性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話。
挖掘一件事背後的原因卻很難,可能需要一個人一輩子的努力。
通過問題背後的原因尋找解決機制,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則更難,或許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
但後者,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劇中,無數網友可以通過網上的一句謾罵,滿足自己的正義感。
試圖探根究底,尋找真相的律師卻面臨整個社會的譴責。
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死刑對於犯罪具有威懾作用。
相反,司法界有無數的案例說明,如果希望罪犯能得到嚴懲,廢除死刑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中,提及了哥德堡大學的一項司法研究。
倫敦18、19兩個世紀超過二十萬起的案件中,當一些違法行為不再被判處死刑後,定罪率反而顯著上升。
當罪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時,陪審團通常並不願意作出裁決。
他們不想把偷了一頭牛的人送上絞刑架,就如同面對三十年前因“投機倒把罪”被槍決的“重刑犯”。
因而死刑廢除後,陪審團定罪就沒有了這種顧慮。
罪行的認定和刑期,也都更加準確,刑事司法體系的效率因而得以提高。
法學家貝卡利亞稱,“死刑是一個國家對一個人的戰爭,它認為消滅這個公民是必要且有益的。”
在戰場上,面對來犯的敵人,我們都默認“繳槍不殺”。
為什麼可以原諒一位“以殺人為業”的戰俘,卻不能寬待一個束手就擒的囚犯?
從倫理角度,後者的罪行難道比前者嚴重?
真正的原因在於,前者是“多數人對多數人”的政治,是交戰雙方利益權衡的結果,後者則是“多人對一人”的戰爭。
戰敗國尚有協商的餘地,囚犯卻沒有辯解的空間。
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承認生命的可貴與不可剝奪,但死刑的存在卻是以正義的名義剝奪生命。
國家不允許公民殺人,本身卻執行殺伐。
這無異於默示國民,人是可以被殺的,你只需要一個正義的理由,而正義是可以自我賦予的。
罪行的背後,有著歷史、文化、經濟的深層原因,絕非“人性之惡”這麼簡單。
我們無法讓世界不誕生罪惡,但確實存在無數的社會,能夠依靠制度和法律無限降低犯罪率。
在這裡,我們並非要呼籲“廢除死刑”,或認為中國也應該廢死。
但我們應嘗試去了解,為什麼法學家會有這樣的提議,而不是簡單以一句“聖母”定論。
就如同劇中,潑向王赦的糞便。
我們當然應該憤怒,憤怒本身也是一種力量。
但憤怒之後,如何做到善後和預防,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才是我們能追求的人間正義。
我們可以拒絕廢死,但不應拒絕溝通。
我們可以憤怒,但總要有人負責思考。
這部劇最寶貴的內容,都凝練在標題裡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
童年記憶中慈愛溫和的蘇母,和妹妹玩笑打鬧的幼童,網絡上義憤填膺的網友。
哪個看起來,都不像是“惡”人。
可最後,為什麼蘇家會釀成悲劇,李曉明會影院槍擊?
王赦的堅持,又能得到什麼結果?
究竟應當如何對待犯罪嫌疑人,又該如何反抗平庸之惡?
我們拭目以待,這部年度第一臺劇,還能帶來多少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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