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嶽霖先生
金嶽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男，字龍蓀，祖籍浙江省紹興市諸暨縣，出生於湖南長沙。他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建立了獨特的哲學體系，著有《論道》、《邏輯》和《知識論》。
懷念金嶽霖先生
馮友蘭
一
金嶽霖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哲學研究》1985年第9期發表了他的《中國哲學》文,也是出於紀念的意思吧。在這篇文章裡,金先生提出了中國哲學的四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那種可以稱為邏輯和認識論的意識不發達。”金先生說:“這個說法的確很常見,常見到被認為是指中國哲學不合邏輯,中國哲學不以認識為基礎。顯然中國哲學不是這樣。我們並不需要意識到生物學才具有生物性,意識到物理學才具有物理性。中國哲學家沒有發達的邏輯意識,也能輕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邏輯;他們的哲學雖然缺少發達的邏輯意識,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認識上。意識到邏輯和認識論,就是意識到思維的手段。中國哲學家沒有一種發達的認識論意識和邏輯意識,所以在表達思想時顯得蕪雜不連貫,這種情況會使習慣於系統思維的人得到一種哲學上料想不到的不確定感,也可能給研究中國思想的人潑上一瓢冷水。,“這種意識並不是沒有。受某種有關的刺激,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這種意識,提出一些說法很容易被沒有耐性的思想家斥為詭辯。這類所謂詭辯背後的實質,其實不過是種思想大轉變,從最終實在的問題轉變到語言、思想、觀念的問題,大概是領悟到了不碰後者就無法解決前者。這樣一種大轉變發生在先秦,那時有一批思想家開始主張分別共相與殊相,認為名言有相對性,把堅與白分離開,提出有限者無限可分和飛矢不動的學說;這些思辨顯然與那個動亂時代的種種問題有比較直接的關係。…然而這種趨向在中國是短命的;一開始雖然美妙,畢競過早地天折了。邏輯、認識論的意識仍然不發達,幾乎一直到現在。”
金先生的這些論斷,我一向是同意的。在近代生理學和邏輯學建立以前,人類已經存在了不知多少萬年,在那漫長的歲月裡,人本來是照著近代生理學所講的規律而生存的,照著近代邏輯學所講的規律而思維的。些的對象。是告於那門科學而本來如此的。並不是先有那門科學,然後才有它的對象。而是先有它的對象。中國無發達的認識論和邏輯學,並不妨礙中國人有認識和正確的思想。認識論和邏輯學的根本問題,是共相和殊相的分別和關係的問題。這是金先生的特識,但是,認為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早已夭折,這一點我現在不能同意。
在我近來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過程中,我自以為對於中國哲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我現在認識,這個間題是貫穿於中國哲學發展的過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不過隨著各個時代的不同,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從先秦諸子說起,儒家講正名,法家講綜核名實,名家講合同異,離堅白,道家講有無,說法不同,其根本問題都是共相與殊相的問題。魏晉玄學繼續發揮有無問題。宋明道學所講的理欲道器問題,歸根到底,也還是共相與殊相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還在講這是活問題,不是死問題。論者多認為金先生和我是現在講這個問題的代表人物。我,不敢當。我不過是在這方面做了一點工作,至於代表應該是金先生,其理由如下所說。
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我同金先生隨著清華到湖南加入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設在南嶽,在那裡住了幾個月。那幾個月的學術空氣最濃,我們白天除了吃飯上課以外,就各自展開了自己的寫作排子,金先生的《論道》和我的《新理學》都是在那裡形成的。從表面上看,我們好象是不顧困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洩。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許是對抗戰有利的。
金先生和我的那兩部書,人們認為,內容差不多,其實也有不同,在金先生的體系裡,具體共相保留了一個相應的地位,我的體系裡沒有。我當時不懂得什麼是具體共相,認為共相都是抽象,這是我的一個弱點。當時我如果對於具體共相有所瞭解,在五十年代講哲學繼承的時候,我的提法就不同了。
二
後來我們到了昆明。金先生擔任了認識論這門課程,寫了一本講稿。以後,他逐年修改補充,終於成為一部鉅著一《知識論》他把定稿送給我看,我看了兩個多月才看完。我覺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見。美國的哲學界認為有種技術性高的專業哲學。一個講哲學的人必須能講這樣的哲學,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專家。一個大學的哲學系,必須有這樣的專家,才能算是象樣的哲學系。這種看法對不對,我們暫時不論。無論如何金先生的《知識論》,可以算是一部技術性高的哲學專業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煙道有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認為,哲學研究所可以組織一個班子,把這部書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使國外知道,中國有技術性很高的專業哲學家。
金先生在清華、聯大也擔任邏輯這門課程,寫有講稿,後來發表為《邏輯》這本書。金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懂得近代邏輯學的人。有人可能說嚴復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嚴復僅只是翻譯過穆勒《名學》,沒寫過系統的哲學著作。金先生又是中國第一個懂得並且引進現代邏輯學的人。說到這裡,金先生在《中國哲學》中所說的那一句話倒是對了。他說:“輯、認識論的意識仍然不發達,幾乎一直到現在。”金先生可以說是打破這種情況的第一個人。他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現代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個人。
三
金先生還有一種天賦的邏輯感。中國有上個諺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諺語有問題,如果把這兩句話做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這和這個諺語的本意是正相反的。
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二郎廟碑文,其中說:“廟前有一樹,人皆謂樹在廟前’,我獨謂在樹後。”說笑話的人都認為這兩句話是自語重複,沒有什麼意義。金先生說這兩句話並不是自語重複。《世說新語》有一條記載說,有人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融說,你小的時候,必定是了了的。孔融的意思是說,看你現在不佳,可以推知你小的時候是了了的。金先生說,不能這樣推。在這三個例中,第一例的錯誤是很顯然的,可是大家都是這樣說。金先生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能看出它的錯誤,這是他的天賦的邏輯感。至於後二例,在我聽金先生說的時候,也彷彿瞭解金先生的意思。可是怎樣用邏輯的語言把這個意識明確地說出來,我沒有追問。
金先生擅於運用中國的成語說明一個道理。有兩句成語:“理有固然”,“勢所必至”。金先生在《論道》中,運用這兩句成語說:“理有固然,勢無必至”。他只把“所”字改成“無”字,就準確地說明了一般與特殊的不同,而且中國味十足,“文約義豐”。
四
金先生對藝術有很高的欣賞力。他欣賞中國畫。已故北京大學教授鄧叔存先生,是清代的大書法家鄧頑白之後,收藏甚富。他常給我們講畫,他指著一個作品說:“你們看這一筆!”聽的人都期望下邊必定講出一番道理,誰知下邊就完了,道理盡在不言中了。這種不言之教,金先生倒能瞭解。他常學著鄧先生的這種姿勢,以為笑樂。但他並不同鑑賞家們辯論某一作品的好壞真偽問題,他只說:“我喜歡某一作品,不喜歡某一作品。”
金先生也欣賞詩,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最喜歡《莊子》,他認為莊子是一個大詩人,他對於《莊子》的欣賞,大半是從它的藝術性說的。
五
金先生的風度很象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邏輯性強;欣賞藝術,審美感高。我認為,這幾句話可以概括嵇康的風度。這幾句話對於金先生的風度也完全可以適用。
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映。嵇康的風度是中國文化傳統所說的“雅人深致”、“晉人風流”的具體表現。金先生是嵇康風度在現代的影子。
金先生的著作,我們可以繼續研究,金先生的風度是不能再見了。
馮友蘭：（1895—1990）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
作者工作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史家、哲學家，現代新儒家八大家之一。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冊（1931-1934）、《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後六種合稱“貞元六書”），英文《中國哲學簡史》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1962-1990）。
注：文章摘自《哲學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1986年 第1期。
更多精彩內容，歡迎關注「精典文學」賬號。
閱讀更多 精典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