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經紀公司會列出一系列“監控私生活”的嚴苛規定，比如：不許請假，不許帶手機，不許隨便回家，不許談戀愛，只要經紀人喊話，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在5分鐘內出現。
一個李勝利，踢爆了韓國娛樂圈。
潘多拉盒子打開了，齷齪秘密滿天飛。“李勝利事件”扯出了一串狐朋狗黨：solo出道的搖滾歌手鄭俊英、FTISLAND隊長崔鍾訓、Highlight的rapper龍俊亨、CNBLUE的吉他手李宗泫……
曝光名單上“有頭有臉”的人物，越來越多。韓國娛樂圈，令東亞無數少男少女夢寐以求的造星夢工廠，在醜陋、慾望、黑暗的人性推演中瓦解。
雖然李勝利和鄭俊英先後發表退出娛樂圈的公告，試圖平息公憤，但公眾的追責之勢不休。曾經俘獲萬千迷妹的“韓流”，從萬人簇擁到跌落神壇，公眾的眼睛越發看清，韓流，固然造星一流，但不是清流。
韓流神話“神在哪了”
2018年10月，美國《時代週刊》雜誌封面，Big Hit娛樂經紀公司推出的防彈少年團成為主角，這個成立於2013年、由7名21至25歲青年組成的“偶像團體”，不僅受邀赴聯合國演講，還在AMA上拿下韓國首個最受歡迎社交藝人獎，就連《時代週刊》都高調地評價其“next generation leader(下一代領袖)”。而這些“年少有為”的褒獎，並非偶然。
從裴勇俊到李敏鎬再到宋仲基，從金喜善到全智賢再到少女時代，只有5000萬人口的韓國，似乎每年總能製造出幾個紅透亞洲的明星，讓無數粉絲為之瘋狂。據韓國外交通商部旗下國際交流財團發佈的《2018地球村韓流現狀》顯示，截至去年年底，海外113個國家韓流同好會達到1843個，會員共計8919萬人，預計2020年韓流海外粉絲將超過1億。
粉絲的忠誠度需要經營，一套成熟完備的造星機制十分關鍵，上世紀末金融危機，韓國確定“文化立國”的發展方針，將韓劇、電影等定為重要的文化軟實力，“韓國星工廠”SM公司老總李秀滿20世紀70年代初涉歌壇，1989年從歌手退居幕後的他，憑藉敏銳眼光，創辦了SM娛樂文化公司，公司旗下的HOT、SES、神話、東方神起作為第一批偶像天團，曾在全亞洲掀起了“韓流”效應，開創了韓國企劃公司新時代。
JYP、DSP……韓國娛樂公司不下數十家，SM之所以能在諸多強勁對手中獨佔鰲頭，與其細緻的分工有關，據資深經紀人安某透露，SM公司下設有發覺“未來之星”的選秀部；訓練新人的培訓部；把握市場走向、體現歌手風格的唱片生產部；後期製作的唱片製作部；宣傳銷售的市場營銷部，以及負責廣告演唱會的代理部，所有部門統一為包裝藝人服務。
“所謂包裝，就是在一件本來就很好的東西上，再披一件華麗的外衣，放大你的優點，掩蓋你的缺點。”韓國DR公司中國藝人部經理沈凌稱，巨頭娛樂公司往往在藝人出道前就開始“砸錢”，為藝人制定詳細的發展計劃。組合是經紀公司最喜歡也最擅長製造的娛樂產物。“三到四年選拔淘汰，推出最新組合，因為組合可以滿足‘眾口難調’的尷尬，確保公司投資不全部沉沒。”資深經紀人安某告訴《新民週刊》，公司還可以根據組合中的人氣，確定下一步重點推出的巨星。
娛樂公司在藝人商業推廣上也是奇招百出。為了搶佔資源，偶像低齡化十分普遍，寶兒出道前只有11歲，面試時才小學5年級，近年來推出的韓國新星，也大多隻有18、19歲，練習生年齡則更早；韓國某娛樂公司樸社長說，“從練習生到出道藝人，定位、曲風、形象，都會在培訓時定下來，就算藝人有創作天賦，公司也不會私自改變，而是按照既定路線，最大程度地規避風險。”
精雕細琢後，如何讓新人迅速被大家認識，是經紀公司下一步要考慮的事。為了保持名氣高位，藝人要輪番參加綜藝、演出、晚會增加曝光率，當紅男團“SHINee”剛出道時，成員崔珉豪因擅長體育項目，成為KBS競技類節目《出發吧！夢之隊》的王牌選手，辨識度在團隊中一路飆升；當年super Junior成員韓庚因簽約政策限制，為了抓住上鏡機會，堅持帶面具上舞臺的畫面，至今仍是業界“奇聞”。
在“快速生產—快速流通—快速淘汰”模式下的“韓國造星工業體系”，無論是宋仲基暖心的笑容，金秀賢的冷若冰霜，還是金希澈的特立獨行，本質上都是工業化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標準產品，以吳亦凡、鹿晗、黃子韜和張藝興“歸國四子”為例，韓國輸出的明星資源，固然競爭力“能扛能打”，但可複製率高、缺乏個性模式化，加之傳播媒體資源上的壟斷性，必然孕育出金錢腐敗與潛規則的病態泡沫，優化迭代顯侷促境況。
流水線上的“圈錢機器”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娛樂公司不惜重金打造“天團”“巨星”，當然是要收回成本的，藝人也會在與公司的自由博弈中幾番掙扎。據統計，十幾年間，韓國娛樂公司解約、出走事件屢有發生，HOT出道5年後解散、神話組合6人集體跳槽、韓庚與SM公司解約，“歸國四子”相繼解約……苛刻的“奴隸合約”、賺錢機器的命運、無法找到個人發展平衡點，都是散夥的導火索。
韓庚參加訪談節目《圓桌派》時，談及選擇回國的原因：不喜歡公司把控自己所有的形象，三十歲想從組合“蹦蹦跳跳”轉型為實力演員，公司不允許，與高層談判無果後選擇了回國。時間回到2001年，韓庚參加了韓國SM公司在中國舉行的“H.O.T.China Audition Casting”選拔活動，以3000:1的比例在眾多參選者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一名韓國練習生，從那時起，他開始了韓國魔鬼訓練營的偶像養成記。
據來自中國的練習生王蒙（化名）口述，練習生每天除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歌舞和體能訓練，還要定時“鏡頭測試”，調整站姿儀態、談吐應對、穿著打扮等，不符合標準的學員，還需專人評估是否整容。有練習生曾爆料，老師為了考察練習生用功與否，給每個人準備了一個小桶，每天練習完要大家將衣服擰乾，汗水裝滿半桶才過關。
平時生活也極為艱苦，15人擠在一個宿舍，每天早晨上廁所需按照“放水順序表”，誰先誰後都有規定；飲食方面，練習生得遵照營養師的菜單進餐，不論練習多麼辛苦，每天的熱量都要控制在1000卡路里內（相當於兩碗拉麵），餓了只允許喝白開水。“練習生也分A、B、C，我當時在最低的C組，只學基本動作，一個甩手動作就要練一整天。”王蒙說，只有優秀的練習生才能一路晉級到B組、A組，配備經紀人、舞蹈老師，作為出道團體培養。
別以為到了A組，出道就妥妥了，經紀公司會在每個月測驗培訓成果，但凡不及格的學員，隨時都要“捲鋪蓋走人”，經過兩年的培訓週期，會有近50%的人被淘汰，即使沒有被淘汰也不一定會出道，練習生長達七年的EXO隊長Suho曾在訪問中透露：“我跟SHINee的泰民、鍾鉉關係很近，但他們先出道了，我心裡特別著急，因為同期練習生當中，就剩我。”即使最終出道了，經紀公司也會列出一系列“監控私生活”的嚴苛規定，比如：不許請假，不許帶手機，不許隨便回家，不許談戀愛，只要經紀人喊話，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在5分鐘內出現。
要求雖苛刻，韓國每年仍有無數懷抱明星夢的青少年前赴後繼，而這也催生了一批針對選秀的唱跳學校。韓國首爾江南高檔社區的唱跳培訓學校Def Dance，每月收費200美元，共有1400名學生，其中最小的僅8歲。
“我們每年都會進行50萬人次海選，但選中的練習生不到10人。”正在為SM娛樂籌辦新學院的崔真永解釋道，擅長唱跳、勤奮有個性、遵守紀律的“良好品格”，是公司選拔練習生的關鍵標準，但這並不能保證成功。在每年近20個新組合出道的韓國，擁有完美面孔和身材，才是真正的“必殺技”，但這個必殺技，在殘酷淘汰機制下能延續幾年，誰也無法定論。
“藝人深知自己火不了幾年，迅速火起來的明星就會快速圈錢。”《來自星星的你》男主角金秀賢一年幫老闆賺了120億韓元(約合7000萬元人民幣)，而其所屬經紀公司Keyeast在1年內實現股價翻三倍的佳績，之後過氣；宋仲基接棒，在巔峰時期接了近百條廣告，全部拍完有韓幣1000億元（約6億元人民幣）入賬。但光鮮背後呢，在市場空間過度飽和的情況下，韓國藝人被“高壓政策”壓榨到極致，睡不夠、吃不飽、收入少，美國媒體直言：韓國娛樂圈就是真實版《飢餓遊戲》。
畸形產業下的“陰影”
通過魔鬼訓練的幸運兒們，常以4—12名成員的形式組合出道，在音樂節目中表演首支單曲，初次亮相後，大多數人被迫簽下“賣身契”——在償還了公司所有債務後，只能獲得極小部分收益。紅極一時的HOT每賣出一張唱片可得100韓元，平攤到每人只得20韓元（人民幣0.16元 ），再減扣掉版稅，只剩下7韓元（人民幣5分錢）。“和公司簽約後，感覺自己就像被貼上主人標籤的奴隸。”分成一般為七三開或八二開，新人甚至是九一開。”有練習生直言，奴隸合約、苛刻待遇，催生了抑鬱症，不幸福，收入不穩定，壓力大，成為了韓星付出生命代價的共同理由。
2017年12月18日，韓國SHINee成員金鐘鉉因不堪壓力選擇自殺，在發給姐姐的最後一條短信上說道：“至今為止真的很辛苦，請把我送走，辛苦了，這是我的最後的問候”。
2011年4月18日，通過“Super Model”選拔脫穎而出的韓國女星金宥利，服毒自殺，年僅22歲，她早在2005年寫過“韓國模特兒舞臺太小，想出名是很難的事情”等話語。
2009年3月7日，因出演韓版《流星花園》而嶄露頭角的年輕女演員張紫妍在家中自殺，遺書字字血淚。她的原經紀人劉某在博文中寫，“娛樂圈打拼的人，會明白紫妍為什麼選擇死亡”。
據韓國議員針對女藝人的一項調查顯示，逾43%的受訪者曾被迫陪酒；12%的受訪者曾被迫或被要求提供性服務來換取金錢回報或工作機會；逾37%的受訪者曾在陪酒場合受到暴力對待或惡言謾罵。而近日炒得沸沸揚揚的“李勝利事件”，施暴、吸毒、性侵、性賄賂、共享不雅視頻……更是從娛樂圈波及了韓國社會。
有分析指出，韓國娛樂造星產業的病態，在“圈錢”心態下越發畸形，動用舉國體制來造星繼而將標準化產品推向國外，其本質就不是一種人性化的產業機制。快速推陳出新，迎合市場背後，少了持續性經典品牌的打造能力，其娛樂產業對待明星基本是竭澤而漁的訂單式創作模式，很難看到單個明星產品被打造成持續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另一方面，根源在於資源分配過於集中。在韓國，推廣與播出渠道主要依賴電視臺，恰恰韓國電視媒體都壟斷在三大財團——KBS、SBS和MBC的手上，三巨頭掌握著藝人的生殺大權，可以隨意封殺不聽話的藝人，制定並滋生各種腐敗與潛規則。藝人在高壓、不人道的發展下，星途上升空間極端受限。
韓國經紀公司的高壓模式是狹窄娛樂空間中的必然產物，也的確培植出了大量人氣實力兼具的韓流明星，但一而再、再而三爆出的惡性事件，無疑會挑戰民眾對韓國娛樂圈的信任底線。短視的生財行為，會讓表面光鮮、內裡萎縮無所遁形。韓流發展如何迴歸正道，或許是韓國娛樂界最該思考的問題。
閱讀更多 新民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