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成立。
南開校長張伯苓,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
教育部令他們輪流擔任三校校務常委會主席。
但張伯苓在重慶另有任事,
便把自己的職責委託給了蔣夢麟,
用一句天津方言說“我的表你戴著”。
蔣夢麟又將擔子壓給了梅貽琦,
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張校長在重慶另有任事,
在齊邦媛《巨流河》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張伯苓)
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
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
日機轟炸多麼猛烈,
在張校長的帶領下,
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早在日方佔領東北後,張伯苓深知局勢危急,
戰爭只是早晚的問題,
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
盧溝橋開戰後,
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燬的學校,
也是第一所在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
齊邦媛清楚地記得——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
爸爸帶著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
送我去上學——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
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
教育了數萬青年,
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伸。
張伯苓從捐資者盧木齋手中接過木齋圖書館的鑰匙
七
西南聯大組建後,南開規模最小,
教授僅佔聯大總數的十五分之一。
鑑於“將來複校必感才荒”的預感,
張伯苓於太平洋戰爭後即開始提前謀劃覆校事宜。
1942年,張伯苓拜會蔣公,
就南開復校問題進行溝通。
蔣公本著當年“有中國即有南開”的諾言,
允諾南開復校時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
1946年,教育部宣佈南開大學改為國立,
張伯苓任校長。
從此,南開大學進入與北大、清華並駕齊驅的國立大學時代。
那年,已七十高齡的張伯苓,
對南開抱有雄心壯志。
他對同事及校友說——
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南開事業是無止境的,發展是無限的。
讓我們拿出以往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同心協力,使南開在建設祖國的事業中,
成為重要的一員。
1948年5月,
蔣公邀請張伯苓出任政府首任考試院院長。
有感於蔣公的多次關照之情,
更有以此職位可以為南開募得更多資金的考慮,
張伯苓同意去南京“跑跑龍套”。
有人評價,他“官極一品卻毫無宦場官氣”。
醉心於教育,本是他的初心,而不是做官。
由於時局和身體的雙重原因,
張伯苓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
就飛往重慶養病。
1948年,蔣公曾兩次專程到重慶沙坪壩
會見在此養病的張伯苓,
請他隨國民政府遷臺,並許諾——
只要他樂意行動,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
親屬均可隨行。
蔣公轉往成都後,
再令兒子蔣經國催請張伯苓——
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
張伯苓與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師生合影
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
張伯苓的老朋友傅作義,
擔心張在重慶的安全,便找到周公周恩來。
周公正想辦法透露消息給張伯苓,
不讓他去臺灣。
隨後,輾轉託香港的南開校友,
以"無名氏"署名的信件——
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向張伯苓傳達了上述信息。
張伯苓知道,
這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他的關照和愛護,
頓覺豁然,下決心婉言拒絕蔣氏父子之邀。
畢竟,在大陸,有他一手創辦的南開。
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機北歸。
在周公安排下,暫住傅作義家中,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如此,是周公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
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
9月,張伯苓返回天津。
第二天,他就去了魂牽夢繞的南開中學。
沒有受到歡迎,
教務處職員帶他到會客室待了一會兒,
之後來了一個人,說要開會,
把他轟了出去。
他到南開女中去,沒幾分鐘,
學生就起鬨“張伯苓!張伯苓!”
此時的張伯苓,已意識到,時代變了,
這裡已不是他記憶中的南開了,
他已不再是那位受人尊敬的張校長了。
1950年10月17日,南開校慶。
1950年10月16日晚,
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師,
到張伯苓家找張的三子談話,
大意是不要讓校長去參加第二天的校慶。
轉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細雨,
張伯苓早早起來,興沖沖地穿起雨衣,
要去南開中學。
三子張錫祚說——
外面下雨了,爸爸您還是別去了。
見父親一楞,深知父親對南開中學的特殊感情,
三子直言——
學校來人了,他們不太歡迎您去。
張伯苓頓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頹然坐在椅子上。
作為南開的創始人之一,
張伯苓被婉拒參加南開的校慶典禮,
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刻骨的意難平,
這幾乎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南開校慶,南開中學不許他跨進大門;
而南開大學,也只允許他在校慶後的小型活動中坐後排不顯眼的位置聽眾人演講。
遙想1947年,張伯苓從國外回到天津時,
整個城市,夾道歡迎。
幾千人到了天津東站,
基督青年會幾乎決定整個城市的鐘,都要鳴響。
兩相對比,張伯苓深感——
我是被新中國拋棄的!
經此一擊,張伯苓變得沉默寡言,
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
再也沒有抗戰初時的神勇之氣了。
1951年2月14日,張伯苓中風不語,
生命危在旦夕。
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議為校長寫一遺囑,
大家公推和張伯苓最接近、
相處時間較長的黃鈺生執筆。
那時,他雖然不能說話,
但聽力還好,心裡也清楚。
黃鈺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點頭表示同意。
當時在場的還有王夫人,
校長的兒子、兒媳三人。
最後,兒媳還大聲地問——
您說寫得行不行?
張伯苓挑起大拇指,表示讚賞。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於鬱悶、孤獨中,
告別了這個世界,終年76歲。
1946年,張伯苓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九
逝世44天后,在朋友及老學生的張羅下,
張伯苓追悼會,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
下午2時許,追悼會開始,
致悼詞者乃前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
黃鈺生雖然是在讀講稿,
但他的語調和表情中傾注著對校長的深情,
表達著對一代教育家的愛戴,
寄託了對逝者的無限哀思。
臺下的聽眾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動了,
會場一下子寂靜下來,
人們仔細聆聽著悼詞中的每個字句。
這是一篇用心良苦的文字——
……張伯苓四十多年間為教育、為中國,
辛辛苦苦,勞碌奔波,到處碰壁,
失敗了再起來,起來了又失敗,
愈失敗越奮鬥,他是中國新教育的啟蒙者,
也是一代人師。
……他懊悔晚節的失足,
他嘆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工作,
他悲傷他是被新中國所揚棄的人,
他悲傷在新社會里無他的地位,
他悲傷他不如他的老友顏惠慶,
他悲傷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
他悲傷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
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
黃鈺生一時哽咽,講不下去;
臺下的聽眾,無不為之動容而潸然淚下。
重慶南開中學校長喻傳鑑,
原本來北京參加全國中等教育會議,
聽到召開張伯苓追悼會的消息後,匆匆趕來。
他說——
我到北方來,
未曾想到參加張伯苓先生的追悼會。
剛講了這一句話,他就開始摘眼鏡擦眼淚;
當說到“但我看到這個追悼會如此悽慘”時,
已是泣不成聲了。
此時,臺下也已是一片嗚咽,
悲痛的氣氛充斥著整個會場。
他接著說——
張伯苓一切都是為了南開,
他當考試院長也是因為他想把南開搞好,
希望蔣介石幫助。
如果張校長要做官,早就做了,
南開就沒有今日了!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更為動情——
我們今天追悼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他不僅是中國的教育家,
而且是全人類的教育家!
他為新中國準備了各種人才,
並且他有許多學生是共產黨員,甚至還有共產黨的領導者。
最後,他更是哭著說——
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
讀書時張校長沒要我一分錢,
張校長培養了我,
是我一生都無以報答的!
家屬致謝詞,張伯苓的長子張希陸並未講什麼,
他只是不停地給大家鞠躬,不停地說著——
謝謝大家參加這個追悼會。
1951年2月27日,
當蔣公得悉張伯苓逝世的消息後,
在日記中寫下了“痛悼無已”的字句。
未幾,臺灣為張伯苓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蔣公親寫“守正不阿,多士所宗,
伯苓先生千古”的輓聯以誌哀悼。
張伯苓生前,
曾有“願故後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的遺願。
南開大學黨支部稱,
現在南大的同學與張伯苓的關係不深,
同學們認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
因此最好不要葬於南大。
聽了這話,黃鈺生不無情緒地說——
現在南大代表著落後勢力的仍有一部分群眾,
如葬張伯苓於南大,
可能會使落後勢力更加囂張,
更恐怕進步群眾有意見!
張伯苓去後,先葬於天津永安公墓,
後遷至楊家臺祖墳。
1962年夫人逝世後,
合葬於天津北倉烈士公墓。
1975年火化後,
兩人骨灰置於北京長子張希陸家中。
1979年,天津水上公園烈士陵園,
舉行了張氏夫婦骨灰安放儀式,
後遷至北倉烈士陵園。
1986年南開大學張伯苓銅像落成後,
他們夫婦的骨灰合葬於銅像後,
實現了張伯苓的最後遺願,
他重又回到了鍾愛一生的南開大學。
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教育,醫療,法律。
無論社會多麼不堪,只要教育優秀公平,
底層就會有上升希望;
只要醫療不黑暗墮落,
生命就會得到起碼的尊重;
只要法律秉持正義,
社會不良現象就能被壓縮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線全被擊穿,社會將深陷苦難。
當年,張伯苓在總結他的教育人生時說過:
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
我終生努力小小的成就,
無非因為我對教育有信仰,
有興趣而已。
這是張伯苓為其一生從事教育寫下的有力註腳。
是他把“信仰”變成一生的“教育堅守”;
是他用從不稍減的“興趣”演繹了一生的教育輝煌。
一個人就是一部傳奇,
一個人就是一座豐碑,
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
縱觀張伯苓的一生,
折射出國家、民族的命運。
今天,我們特以此文,
紀念張伯苓張校長,
一位啟迪學子心靈的人師,
他依然活在愛他、敬他的人們心中……
張伯苓逝世時,群眾送葬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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