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許多重大事件的關鍵節點，中美關係建交40週年同時也是美國頒佈“與臺灣關係法”40週年，並適逢中美貿易談判升級、臺灣地區2020年“大選”啟動。在中美關係大框架下，臺美關係的複雜性提升，對兩岸關係產生重要影響。
“戰略共識”：臺灣問題被美視為“棋戰籌碼”
在中美貿易爭端跌宕起伏的發展旋律中，美臺關係不斷升溫並“頻生枝節”，成為中美關係間重要的聚焦議題。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並堅持“柔性臺獨”路線而導致兩岸關係趨冷後，蔡英文當局更加強化了依靠美國反制大陸的政策，竭力尋求臺美關係的實質性突破。尤其藉“與臺灣關係法”出臺40週年之際，臺當局欲策劃系列紀念活動以提升臺美合作。不久前，臺當局業已宣佈臺外事部門及駐美各單位將以“TRA@40：臺美恆久夥伴”為主軸（“TRA”為“與臺灣關係法”英文“Taiwan Relations Act”的縮寫），在臺灣地區與美國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並將儘量邀請美國行政部門資深官員訪問。新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在會見“AIT”（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時也表示樂見“AIT”將今年定為“美臺旅行年”，期盼“AIT”在推動民間交流之外，也能推動臺美高層官員互訪。
在中美關係博弈複雜化加劇的大背景下，臺灣地區在美國臺海戰略佈局中“棋子”功能再次被激活，美國介入臺灣問題的深度、力度、廣度都發生歷史性突破，同時臺灣地區正值民進黨執政，對於美國政策調整採取了全盤接納的態度，並希望藉此契機獲取更多政治資本。因此，美臺達成一定程度的“戰略共識”。之於美國，或主要基於三個方面的考量：一是戰略層面上配合美國整體“遏華”、“制華”的戰略調整；二是戰術層面上將臺灣問題與貿易、南海議題等共同作為實施“競爭”、“遏制”的重要抓手；三是利益層面上既維繫以往在臺海獲取的利益又可能獲取更多的利益，並且“臺灣牌”具有相對“風險低、成本低、收益高”的特性。而之於臺灣地區，或主要基於以下考慮：一是“臺獨”的需要，不管臺當局還是“激進臺獨”都寄希望於美國對其政策提供支持或助力，併為其“安全”提供承諾；二是選舉的需要，基於美國對於臺灣地區的影響力，參選人及潛在參選人都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三是政治投機思維，研判中美關係，搭乘甚至助力美國“遏華”“快車”以換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戰略分歧”：美國並非“臺獨”“提款機”
對於近期美臺之間的“脫軌”事件，美方及美國“知臺”學者進行了剎車操作，體現了美臺之間的戰略合作存在互疑。“美國在臺協會”前任理事主席、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於不久前兩次發聲，一次呼籲美國眾議長佩洛西拒絕接受邀請蔡英文來美國國會演講的要求；另一次公開致函“臺獨”組織喜樂島聯盟召集人郭倍宏對其推動“臺獨公投”進行警示。曾在克林頓時期擔任過助理副國務卿，現在為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謝淑麗（Susan Shirk）在華盛頓舉行的“亞洲協會”記者會上也表示，不支持邀請蔡英文赴國會演講。“美國在臺協會”（AIT）發言人也表示，美國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作為，長期政策是不支持“臺獨公投”。
如果說卜睿哲、謝淑麗不足以代表美國的政策主張，“美國在臺協會”已完全表達了美方對“臺獨公投”的態度。美國建制派“知臺”學者與“AIT”的觀點主要表現了幾個層面的意涵：一是不管是邀請蔡英文赴美國國會演講還是推動“獨立公投”都將危害美國利益。赴美國會演講將坐實美臺關係升級到“官方層面”，違背中美關係核心的基本原則，觸及一箇中國原則紅線，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重創，使其惡化呈螺旋式提升，這種負面的影響還將外延到朝鮮問題或經濟領域等多個領域。“臺獨”片面改變現狀的“獨立公投”有悖美國長期的政策主張。“臺獨公投”的持續推動或通過將為美國的決策製造困難與障礙；二是這兩個事件持續發展將危害臺灣地區利益。這兩件事情都是主動改變現狀的性質，並違反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大陸完全有理由訴諸“非和平方式”來解決臺灣問題，勢必升高臺海的“烽火危機”。臺灣地區的利益恐遭重創；三是美國對臺灣地區的支持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如卜睿哲所言，美方對臺防衛承諾“從來都不是絕對的”。
由此可見，美臺的戰略合作存在重要分歧。美國對臺政策主要體現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國的戰略定位仍舊是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對於美國的發展與穩定是至關重要的，涉及到內政、外交的層層面面。美國並不想使中美關係惡化到難以收場甚至要訴諸武力的層面；另一方面臺灣地區仍舊是“棋子”的戰略地位。美國的戰略優先考慮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對於“臺獨”單方面、主動的“獨立”訴求及動作美國是不支持甚至是反對的。美國不會為“臺獨”行為引發的後果或責任“買單”，為其提供安全保證。臺灣地區在美國的戰略“棋局”中只能被動順從，並不具有主動作為的能力。
臺美合作之未來走向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觀之，臺美合作在一段時間內將會持續加強，其未來發展走向主要取決於幾個因素的影響：
一是中美關係的發展。從歷史視角觀察，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是波動發展的，基於中美髮展的依賴性，中美兩國完全有意願也有能力可以找到共贏的解決途徑與合作道路。即便中美博弈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進程，相信以大陸的政治智慧勢必可以在美國對華政策重大調整及臺海局勢新形勢下，找到可以兼顧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國家發展的新平衡點。中美關係和緩，臺灣地區的“棋子”地位勢必削弱，兩者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
二是臺當局的路線選擇。臺當局完全有能力也有空間在兩強之間選擇一條和平穩定的發展道路，而不是使臺灣地區瀕臨“烽火危機”。但面對敗選低氣壓盤桓不去，2020年“大選”壓力升級、經濟牌難產、人事牌低效、滿意度走低、凝聚力下滑的局面，民進黨很難跳脫舊有的政鬥思維，扭轉依靠美國反制大陸的戰略思維，並對大陸政策進行路線性調整。
三是臺灣地區的自主性。儘管美國干預是臺灣問題最重要的國際影響因素，但臺灣地區民眾的意願仍然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之前的不開放“美牛”進口事件及禁止“核食”進口事件均能說明，即使有美國與日本的高強度壓力，臺當局依然不敢違背臺灣民眾的意願，否則民眾會用選票教訓執政黨。因此，在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況下，臺當局是否有能力加大“國防預算”，不打折扣支持美國軍售案，配合美國其他戰略部署與需求，也取決於臺灣地區民眾的支持與否。（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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