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美國，種族主義十分猖獗。中國移民受到公開的嘲笑，經常出現在不利的報紙漫畫中。德國人的刻板印象是在啤酒廳裡閒逛。非洲裔美國人被描繪在貶低人的廣告中。愛爾蘭人——當時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他們是“白人”——也受到了虐待。
在1845年至1855年間，有150多萬人離開愛爾蘭前往美國，他們是馬鈴薯饑荒的倖存者，這場饑荒導致100多萬人在他們的家鄉喪生。他們貧窮、飢餓、生病，來到波士頓、紐約和其他東北部城市，擠在狹小的公寓裡，在艱難的條件下開始新的生活。
愛爾蘭移民的困境因他們受到白人(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新教徒)的惡劣對待而變得更加複雜。美國現有的無技能工人擔心他們會被願意以低於現行工資水平的工作的移民所取代。企業主擔心愛爾蘭移民和非洲裔美國人會聯合起來要求增加工資。
結果，當地人對湧入的愛爾蘭移民並不友好，因為他們認為愛爾蘭移民爭奪的資源有限。僅在波士頓，1847年就有37000名愛爾蘭移民來到這裡，使該市人口增長了30%以上，使就業、配給、住房和人口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
愛爾蘭移民不僅被許多美國白人視為闖入者(考慮到歷史上對印第安人的對待，這是一個諷刺)，而且這些移民在一個主要是新教徒的國家裡是天主教徒。宗教上的差異擴大了分歧，許多愛爾蘭移民不會說英語也是如此。今天聽起來可能很奇怪，愛爾蘭移民不被認為是“白人”，有時被稱為“由內而外的黑人”。
在19世紀中後期出版的漫畫和廣告中就有這種歧視的證據。歷史學家Noel Ignatiev在他1995年出版的《愛爾蘭人如何成為白人》一書中寫道，愛爾蘭人經常被描繪成不同於更廣泛的白種人和盎格魯-撒克遜後裔。愛爾蘭移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有著野蠻的、類人猿般的特徵。甚至偽科學也參與其中。詹姆斯·雷德菲爾德於1852年出版的《比較面相學》對愛爾蘭人和狗的面部結構進行了比較。雷德菲爾德接著說，由於他們的外表，愛爾蘭人有一種獸性，使他們殘忍和膽怯。
雷德菲爾德寫道:“在愛爾蘭人中，這種共性最自然地體現在挖土上。”“他們的身體很髒，他們自己住的泥棚裡養著豬。如果你像主人對待他的狗那樣嚴厲地對待他們，他們就是好僕人;可是，你一想和它們親近起來，它們就跳到你身上來，用它們的髒爪子抓你的乾淨衣服，好像你不比它們強似的。”
這種仇外心理——害怕被認為是不同的人或事——是由“一無所知黨”的成立所助長的，這個美國政黨起源於1849年，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不斷壯大。該黨成員普遍反對天主教，尤其是愛爾蘭天主教徒。他們擔心愛爾蘭天主教徒將接管美國，並有可能把教皇提升為該國的統治者，用宗教命令取代世俗法律。
雖然愛爾蘭移民在美國面臨壓迫，但他們也參與其中。許多北方白人認為非洲裔美國人和愛爾蘭人是平等的，但許多愛爾蘭移民很快接受了“白人”身份，成為壓迫非洲裔美國人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將其作為更好就業的途徑，將階級主義和種族主義交織在一起。
歷史學家阿特·麥克唐納寫道:“一旦愛爾蘭人獲得了這些工作，他們就會確保黑人被拒之門外。”他們意識到，只要他們繼續與黑人一起工作，就不會被認為有什麼不同。後來，隨著愛爾蘭人在勞工運動中嶄露頭角，非裔美國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們有一個悲慘的故事，一個受壓迫的‘種族’，愛爾蘭天主教徒，學會了如何合作壓迫另一個‘種族’，美國的非洲人，以確保他們在白人共和國的地位。”
長期以來，美國的種族關係一直很複雜，苦難和歧視並不是零和博弈;例如，愛爾蘭奴隸制度的神話雖不可信，卻經久不衰，至今仍在互聯網上流傳。今天，很難想象在那個時代，皮膚白皙的愛爾蘭後裔不被認為是白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種族的定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它可能和皮膚色素沉著一樣，根植於階級、勞動、經濟和恐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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