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了Uber的創始人特拉維斯·卡拉尼克在創立Uber之前的故事。可以說，之前兩次跌宕起伏的創業經歷，對於卡拉尼克創立Uber以及帶領Uber都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在這期，我們就來講講Uber創立這段精彩的歷史。
一、靈光一現的辯論
Uber的靈感起源於2009年，這個主意來自卡拉尼克的朋友加雷特·坎普（Garret Camp），後來他也成了Uber的聯合創始人。由於在舊金山打車非常困難，體驗也很差，所以他開始琢磨能不能開發一個手機應用來隨時叫車。
加雷特·坎普
不過，很長一段時間Uber更像是一個私人的小玩具：用戶主要都是坎普和卡拉尼克自己和他們的朋友，叫的車也都是私人豪華專車，和我們現在理解的Uber或者滴滴完全不同。
另外，在Red Swoosh之後卡拉尼克也不太想全職創業，所以Uber有一年左右的時間都是業餘運營的。坎普曾經勸卡拉尼克全職管理Uber，結果卡拉尼克拒絕了他。因為他覺得這個東西簡直是太小眾了。
到了2010年，Uber的名字還叫UberCab，Cab也就是出租車的意思。那時候的UberCab仍然是個玩具，開發都是外包的，bug很多，有時候經常把一堆車派到舊金山同一個地點去，景象頗為壯觀。
那時候，公司還有個專職的CEO雷恩·格雷福斯（Ryan Graves）。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公司的員工去卡拉尼克的家裡開會。他們終於決定認真討論一下Uber的未來了。
那天下午3點多的時候，大家已經聚集到了卡拉尼克家中的客廳。卡拉尼克問了一句：所以我們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公司？
一開始有人說，Uber應該專注於提供高端服務。除了帶司機的私人豪華車，還可以租直升機、私人飛機。隨時隨地都有最頂級的高端交通服務等著你。還有人建議應該主打那種特別愛玩兒的高端人群，比如晚上常去夜店但是出來以後打不著車的。
卡拉尼克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勁。他覺得之前整個公司的思路都錯了。
一開始，他和坎普想做的是用一個App來顛覆豪華租車市場——這個市場在美國已經存在幾十年了。然而卡拉尼克發現，這種所謂的豪華，很多時候只是體現在價格上，而價格其實完全是由供需的數量決定的。他突然發現，Uber不是一個高端租車服務了，而是一個數學問題。因為：假設在舊金山有3輛Uber的車在街上，那麼乘客一般需要等待20分鐘才能叫到車。但如果是週末的一個高峰期的晚上，路上會有20輛Uber的車跑出來，那麼乘客的等待時間就會大幅下降。
卡拉尼克說：“我突然意識到，Uber的車越多，Uber的服務也就越好。那麼Uber的司機也就能賺越多的錢，服務成本下降，乘客也會更開心。最終，Uber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提供原來只有高端人群才能享受的服務。我突然覺得……這個東西可以變得很大。”
二、與執法者的周旋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卡拉尼克真正意識到了Uber的潛力。他拿回了Uber CEO的位置，然後把這家還很弱小的創業公司定位成了替代甚至顛覆整個出租車行業的選擇。
要知道，當時傳統出租車公司在美國大部分城市的地位都非常穩固，因為每個城市的法規對出租車都有要求，比如停放出租車的基地、安全措施等等，這在法律第一的美國簡直是太難打破的壟斷了。
但卡拉尼克不管這些。他把Uber第一使命設置成了拼命增加司機數量和用戶數量，就像很多在Uber工作過的人說的那樣，在Uber公司內部只有一個信條，那就是： 增長就是一切 。為了增長，整個公司會拼命投入各種資源，當然也犧牲了很多現在看來也許不應該缺失的東西。
有很多媒體都報道過Uber在運營方面使用過的技巧，比如怎樣激發病毒式的口碑傳播，攻佔各個城市的計劃書等等。在這裡我不做過多重複。我們仍然回到Uber這家公司和卡拉尼克的性格本身，來看兩件並不太為人所知的事。
1. 與政府斡旋
2003年，卡拉尼克在快30歲的時候填寫過一份競選加州州長的登記表，而且還註冊了一個網站，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個獨立候選人。不過那時候他還在忙於創業，並沒有完整參與過一次競選活動。不過這種政治方面的敏感度，為他打造一家全世界最成功，也最具有爭議的公司埋下了伏筆。
有一次在參加一場科技會議的時候，卡拉尼克說出了這麼一個比喻，他說：“我們就像在進行一場政治競選。候選人有兩個，一個是Uber，而對手叫做出租車。當然了，沒人喜歡Uber，他好像性格不好，但是他已經成為這個政治網絡的一部分了。沒人能忽視他。”
當時卡拉尼克最善於做的就是派一支先遣小分隊前往新的城市，然後在當地瘋狂招募司機，並且通過宣傳UberCab的應用來增加乘客數量。
很快這就引起了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因為美國大多數城市是不允許在沒有正當執照的情況下把自己宣傳成出租車公司的。2010年10月的時候，UberCab收到了舊金山官員的禁止通知函，要求它們停業整改。卡拉尼克的應對方式是把公司名字縮減成Uber，不再宣傳自己是出租車公司了。
當然，這只是卡拉尼克，或者說Uber和執法者周旋的冰山一角。
2014年，Uber從Linkedin挖來了一名工程師，這名工程師之前的主要工作叫做“通過設計特定工具來支持公民參與立法事務，從而帶來社會良知並推動社會變革”。結果到了Uber，這名工程師和他的團隊基於電子郵件系統開發了一個工具，這個工具可以讓Uber的用戶和司機直接聯繫當地的立法官員，遊說政府允許Uber在自己的城市運營。結果城市和州政府的官員們很快就被支持Uber的郵件淹沒了。而在另外一些城市，Uber在招聘的時候要求候選人要會寫程序，而且是一種特定的程序，那就是能夠在市政府做民意調查的時候自動投票支持叫車服務的程序。
這種做法相當奏效。2015年的時候，當時的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想要通過立法限制Uber車的數量。結果Uber在自己的App裡面添加了就叫“白思豪”的一欄，上面顯示瞭如果這個立法通過，用戶需要花在等車上的時間有多麼的長。同時，用戶還能通過點擊應用中的一個按鈕，輕易地發一封固定格式的郵件給市長和市議會支持Uber。
最終白思豪只能讓步，沒有對Uber實施限制。
2.與蘋果對抗
不僅僅是政府，卡拉尼克同樣敢和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周旋和對抗。這家公司就是蘋果。
2015年年初，卡拉尼克訪問了蘋果總部，拜會了蘋果的CEO蒂姆·庫克。實際上這是一場他一直在躲避的會面。為什麼呢？因為Uber其實一直在試圖欺騙蘋果公司。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你可能還記得，Uber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給司機和乘客用戶提供大量的補貼。於是很多欺詐賬戶誕生了，有些人會購買被偷了後來又初始化了的幾十部iPhone，然後註冊幾十個電子郵件，再登記成Uber司機。然後用這些假的賬號來接單，賺取Uber的補貼。
為了阻止這個行為，Uber的工程師們就寫了一小段代碼，給每臺iPhone分配了一個固定的身份認證，他們把這個叫做“指紋提取”。之後Uber就可以識別每一臺iPhone，防止被抹去全部信息的設備欺騙。但是這恰恰違反了蘋果的隱私規定，因為蘋果要求恢復出廠設置的iPhone應該保證上一位使用者的任何信息都不會殘留在手機上。
為了繞過蘋果這個隱私規定，卡拉尼克要求下面的工程師對蘋果公司的總部設置一個“地理圍欄”——所謂的“地理圍欄”就是，一旦Uber的App進入蘋果公司總部的周圍地區，Uber就會針對性地混淆自己的代碼，讓審查App的人員看不出Uber做了手腳。但是一旦出了蘋果在加州總部的周邊，這段代碼就會被啟用了。
最後這馬腳還是被蘋果發現了。
後來據卡拉尼克的身邊人說，那次會面裡庫克的語氣非常嚴厲。他告訴卡拉尼克說如果這種違規行為不立刻停止的話，Uber的應用就會永遠被踢出蘋果商店。這當然是卡拉尼克不能接受的。最終，他只好同意了蘋果的要求。
但即使最終和蘋果和解，這件事再次證明了卡拉尼克的人生準則：為了達到目的，蔑視規則和常理沒什麼，除非自己被抓住或者被逼迫。他無視過交通和安全法規，打壓過頑固的競爭對手、鑽過法律的漏洞和灰色區域。同時，這也幫Uber進入了接近一百個國家，估值超過700億美元。可以說，他塑造了一個新的交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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