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日本松江市政府舉行了重要的紀念活動，紀念的人名字叫瀧川資言。這個時候瀧川資言已經去世了三十年，活動中不僅為高度讚揚了他的學術成就，而且還為他樹立了紀念碑。
著名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用中文盛讚了瀧川資言的成就：“有一代之書，有百代之書；有一邦之書，有萬邦之書。司馬子長繼春秋作史記，撥亂反正，述往事思來者。來者習之，不獨禹封，朝鮮之東，首推我邦；大宛而西，歐美近或習之。而凡習之者，莫不津逮於龍川君山先生史記會注考證焉。”
《史記會注考證》成書花去了瀧川資言的後半生時間，他為什麼這樣做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文化對日本而言太有魅力了。
日本自古以來不僅以中國為師，同時十分仰慕中國文化，他們來到中國學習典章制度，翻刻經典書籍，中國的許多文獻毀於兵燹，由於日本的翻刻而得以保存。
十八世紀初，山井鼎曾經根據日本流傳的中國典籍，通過比較和校勘，寫成了《七經孟子考文》，後來輾轉傳入中國，當時清朝的學人閱讀後讚不絕口。山井歿後兩百年，瀧川資言收拾古籍殘本，花去了後半生的時間整理出《史記會注考證》，可以說繼承了山井之志。
中國曆來有對古籍作注的習慣，單就史記而言，除了最著名的三家注，方苞、杭世駿、張文虎等人的也為史記做過註釋，但是都沒能達到集大成的水平。
1913年，四十八歲的瀧川資言在慶長寬永活字本史記中發現已經散失很久的張守節史記正義，“欣喜不能措”，“始有纂述之志”。
實際上，為史記作註釋並非是他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心中潛藏對漢學熱愛的瞬間迸發。
瀧川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瀧川奈之丞在他的家鄉松江開設了漢學私塾，後來私塾的教材成為許多漢學私塾的教科書。
瀧川奈之丞要求自己的子孫必須學習漢學，在父親的嚴格要求以及身體力行的影響下，瀧川資言走上了研究漢學的道路。
明治維新之後，曾經非常熱門的中國古典傳統漢學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先是傳統的漢學私塾被迫關閉，連大學中的漢學研究也降為二等科目。
當時的大部分日本年輕人為了畢業後能夠順利找到工作，紛紛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學術的陣營，一時間，傳統漢學教育名存實亡。
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下，瀧川資言依舊志向不改，這種精神值得讚揚，可是現實卻極其殘酷。大學畢業後的他因為漢學的緣故長達十年沒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四處給人家當文書勉強維持生計。
冰冷的現實和殘酷的生存環境絲毫沒有影響瀧川資言對漢學的研究，他不僅給雜誌投稿，還完全了一批批中國古典書籍的標點註釋，這裡面就有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論語集註等。
這些工作不僅普及推廣了漢學，也為後來他編寫《史記會注考證》夯實了基礎。
早在瀧川資言關注史記之前，就已經開始關注中國的歷史，他曾經和朋友利用五年時間完成了支那史六卷。
甲午海戰戰敗之後的清政府，痛定思痛，開始著手進行教育改革，廢科舉，推行了新式教育。大中小學都設立了歷史課程，一時間教材緊缺，只好翻譯日本書籍，而瀧川資言的支那史也有幸翻譯成為中文，並對中國教材的編寫產生了一定影響。
1897年，瀧川資言終於結束了漂泊的生活，成為今天日本東北大學前身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的教師。
1931年到1934年間，《史記會注考證》十冊相繼出版，問世之後，整個漢學界引起轟動。《史記會注考證》取材自大量的刻印版本，以及一百二十幾家史記相關著作的說法，對史記資料進行了一次空前絕後的彙總分析。
當時中日正處於戰爭期間，中國學人見到這本書之後真是又愛又恨：愛的是此書一出，方便了多少人研究，省去了很多時間；恨的是如此浩瀚繁雜的注本，本應該是中國人的工作，卻沒有人做，還要不得不使用這本書作為參考資料。
出於義憤，一個叫魯實先年輕人針對《史記會注考證》專門寫了一本《史記會注考證駁議》，痛批這本書體例不精、校勘未善、採集未備、無所發明、立說疵謬、多所剽竊、去取不明。
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魯實先寫信給自己的朋友，曾經寫下漢書窺管的楊樹達，楊樹達十分同意魯實先的觀點，在回信中說：“聞倭奴國人有為《史記會注考證》者······則紕繆簡陋，不足一觀。”
楊樹達的學識過人，但是關於他對瀧川資言的評價顯然觀點偏頗，有失學者風度。
更為有趣的事，魯實先為了羞辱瀧川資言，還把駁議的初版稿件寄給瀧川，結果瀧川並沒有生氣，反而回信說魯實先寫的很好。
日本古典詩學作品《文鏡秘府論》的校勘工作由中國學者王利器完成，完成之後，日人頗多讚許，松長友慶說：“《文鏡秘府論》的整理校注工作，日本人沒有做，王教授給我們做了，完成了四五十萬字的鉅著，真是功德無量，我們十分感謝！”
相比之下，《文鏡秘府論》的整理校注工作怎麼能和我國《史記》的校注工作的價值相提並論？那麼瀧川資言是否應該得到相應的尊敬呢？
先有張森楷著成《史記新校注》，可惜只剩下殘本；後來魯實先有專門寫了本《史記廣注》，但最終手稿不知所蹤。
倘若張魯二人的手稿完好無損，從張森楷的殘本和魯實先的《史記會注考證駁議》推敲，兩個人的註解也不能撼動《史記會注考證》的地位，在這點上是毫無疑問的。
等到錢鍾書先生寫《管錐編》的時候，專門有一部分是針對《史記會注考證》所寫，錢鍾書先生在認可這本書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按瀧川此書，薈蕞之功不小，掛漏在所難免。”
瀧川資言這個史記版本最大的好處在於面對含糊不清的問題時，不會強加給讀者一種解釋，而是將許多種解釋並列存在一起，讀者從中選擇自己傾向的一種解釋，這樣通過對比，更能夠深刻理解原文的意思。
瀧川資言最大的貢獻是號稱找到了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佚文，同時也成為他最受攻擊的一個地方。更有學者全面否認了史記正義，認為全部是偽作。但是無論史記正義是真還是假，對於還原司馬遷實際的本來面貌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而最近的最新研究表明，瀧川資言所輯錄的史記正義佚文沒有甄別，但都有可靠來源，其中一部分必然是當年張守節的作品。
不管《史記會注考證》這本書如何精彩，對於瀧川資言本身還是要有理性的評價。他不論是才情還是學識都不能和他同一年代的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狩野直喜等人相比，但是他通過努力，通過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姿態，終於做出了一流成績，還有比這個更加勵志的嗎？
胡適曾在日記之中寫道：“我常常為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故事，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
蘇軾也在晁錯論中論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當四十八歲的瀧川資言在開始著手史記材料整理的時候，他不會想到他的書會成為傳世名著，他也不會知道，今天閱讀史記的人會非常感謝他。
他在那時候也許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完成。而心中最有可能藏著的一句話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一百多年前，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先生，在夜深人靜之時點起燈，將收集好的史記材料一一展開，開始進行詳細的校勘註解工作。
兩千多年前的夜晚，司馬遷在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後，拿起筆來繼續在竹簡上刻寫。
他們兩個人一個一個字的推敲，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他們是在寫書嗎？不是的，他們是在書寫他們所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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