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貿易格局數個大型經濟體紛紛醞釀組建“巨型FTA”，在自由貿易戰略上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其中，尤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日本—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為代表。與傳統FTA相比，“巨型FTA”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在機制上，成員國之間的一體化水平和規則協調程度進一步加強，超出世界貿易組織和既有FTA的水平。第二，在內容上，協議涉及的議題更為多元，涵蓋大量新興議題。第三，在合作對象上，超越地域限制，在不同區域乃至全球範圍內尋求“志同道合者”，表現出明顯的“跨區域性”。
日本在推動“巨型FTA”問題上最為積極，呈現出相當的主體意識和進取態勢，其主動作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日本是對“巨型FTA”概念關注最早、持續研究最為深入的國家之一。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為日本政府提供政策諮詢、開展國際宣介提供了專業支撐。整體而言，這些研究具有兩大核心政策主張和價值取向。一是加速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和規制壁壘，實現更大的規模效應。二是強調規則制定和議程設置。其次，日本在談判進程上扮演了主要推動者角色。在各“巨型FTA”上的大量投入成為日本尋求戰略主動、提升自身在經貿領域國際戰略地位的突出表現。最後，在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削減上，日本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市場開放力度和政策改革決心。
日本自由貿易戰略的上述動向主要出於如下考量：
（一）助力“安倍經濟學”實施。根據日本政府測算，CPTPP對日本實際GDP提振作用約為1.49%，將達到7.8萬億日元，有望增加46萬人就業；日歐EPA將使日本實際GDP提高約0.99%，預計帶來5.2萬億日元的經濟收益。藉助CPTPP東風，日本政府提出了更為遠大的目標：要以CPTPP和日歐EPA為契機，將日本建設成“新的出口大國”，“強化國內產業的競爭力”，開創“農政新時代”。
（二）推動國內轉型。進入21世紀，隨著EPA建設不斷進展，日本社會經歷了某種“認知轉換”，儘管自由貿易政策中的“利益集團政治”力量尚存，“公益政治”地位卻日漸提升。除此之外，在市場開放和國內改革進程中，日本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因而也更需要“巨型FTA”等國際協定的“夥伴壓力”。如何將“巨型FTA”機制效應在政策實踐中落實並向國民充分展示，將是日本政府肩負的重任。
（三）彰顯“積極的和平外交”，塑造大國形象。在國別層面，日本正力圖從傳統的經貿外壓“受動者”變身為“施動者”。 在美國退出TPP的背景下，鞏固在區域通商秩序中扮演的“主導性角色”成為日本面臨的最重要課題。在全球層面，日本努力從經貿議程設置和規則制定的“附和者”轉向“塑造者”。日本一直希望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中，與美國共同創造和實施規則，特別是那些與制度和市場競爭相關的基準，TPP等“巨型FTA”提供了這樣的機遇。民主黨執政時期，野田佳彥曾呼籲“在21世紀貿易和投資規則形成中，日本應發揮‘主導性作用’”，而TPP的規則有可能成為向亞太乃至世界拓展的標準。自民黨重新取得政權後，這一理念得到延續。
經過近15年的FTA建設，亞太地區貿易一體化進程進入瓶頸期。在此背景下，日本自由貿易戰略的調整將給亞太區域一體化帶來複雜影響：
（一）亞太區域一體化領導格局面臨新變數，各方權力博弈更趨激烈。在經貿問題上，日本正從過去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追隨者”，試圖躍升為影響美國政策立場的“引領者”。美國的立場和態度曾是影響亞太區域合作機制能否穩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左右日本等國考量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但情況正在出現微妙變化。20世紀90年代日本拒絕參加美國缺位的“東亞經濟論壇”（EAEC）等區域合作倡議，積極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東亞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等機制。CPTPP的簽署則表明，日本已一改此前做法，不但參與而且事實上引領了沒有美國的亞太地區主義。與此同時，澳大利亞、韓國等其他域內大國也希望拓展在區域經濟秩序中的自主表現、進取意識和戰略空間。
（二）對地區其他經貿談判進程具有明顯的示範效應和外溢作用。這突出地表現在CPTPP和日歐EPA進展及對RCEP等其他談判產生的間接壓力上。不少日本學者和機構提出，日本應成為TPP與RCEP的“連接點”，將TPP中關於投資、競爭、知識產權等新的規則成果反映到RCEP中；日本應成為“巨型FTA”的軸心（hub），在談判中發揮領導作用，推動RCEP成為高水平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如何更好地發揮現有“巨型FTA”的正向激勵作用，推動區域自由貿易整體水平穩步提高，將考驗包括日本在內的域內大國的責任和擔當。
（三）圍繞貿易自由化的地區主義與多邊主義之爭進入新階段。作為部分國家的政策嘗試，“巨型FTA”尚不能產生適用於全球的經貿規則。在這個意義上，“巨型FTA”進一步侵蝕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和權威，對其機制化改革、“一攬子協議”等決策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短期內，“巨型FTA”甚至有可能加劇世界貿易體系的碎片化乃至排他性。對於非洲、加勒比、太平洋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面對特惠侵蝕，將不得不在進行國內改革的同時，謀求深度區域一體化。
當前各個“巨型FTA”仍成員有限、標準不一，且其中數個面臨著關鍵夥伴缺位或止步不前的問題，存在著極大的不完整性和不確定性。對日本而言，這一自由貿易戰略主要面臨以下三方面挑戰：
（一）在議程設置和規則制定上的相對弱勢地位尚未根本改變。在日歐EPA的非關稅壁壘談判和國內規制協調上，歐盟比日本更為強勢。而在CPTPP中，美國雖已退出，但其規則條款仍帶有強烈的“美式印記”。除美國之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等成員國在企業社會責任、監管連貫性、環境、政府採購、中小企業、電子商務等規則制定上均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作用並不突出，甚至相對落後，與其經濟體量不成正比。這雖與日本參與TPP談判相對較晚、國內特殊利益集團牽制等因素有關，但也反映了在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談判中，日本從“附和者”到“塑造者”的身份轉化剛剛起步、任重道遠。
（二）市場開放度和規制融合度落差難以彌合。在“競爭性自由化”背景下，“巨型FTA”內外乃至同一“巨型FTA”內部不同經濟體之間，依然存在市場開放度和規制融合度差異的問題。“新時代”“高標準”等標籤往往與“巨型FTA”相伴。在CPTPP、RCEP談判中，日本政府多次表示期待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扮演“橋樑”和“中介”角色，但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在“巨型FTA”中日本應如何取捨“先進”與“漸進”的政策取向。
（三）美國政策取向仍是影響日本的重要變量。對日本而言，美國政策變量極不可控，儘管不無主動塑造之心，但往往歸於被動應對。例如CPTPP凍結而非修改乃至刪除部分條款，正是為了留待美國重返。然而，美國重返與議題解凍之間存在著棘手的悖論：暫時凍結議題的爭議源頭大多來自美國，如果美國重返TPP，甚至在貨幣操縱、爭端解決、知識產權等議題上提出更高要價，對其他11個成員來說無疑將是新的挑戰。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原題《日本自由貿易戰略的新動向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陳茜/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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