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人類多地起源說”存在巨大漏洞？
據中國社會科學報（閆勇）：最近,美國杜蘭大學人類學教授特倫頓·豪勒迪(Trenton Holliday)等人在12月出版的《當代考古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錯誤原因的正確性——從後尼安德特基因時代看現代人的起源》(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Reflections on Modern Human Origins in the Post-Neanderthal Genome Era)提出,“人類多地起源說”(Multiregional Evolution)在推論上存在巨大漏洞。該文章再次引起了人們對於人類起源問題的關注。現代人的祖先究竟是走出非洲之後散佈到全球各地,還是分別起源於世界不同區域?自從達爾文進化論為學界接受之後,考古學家就一直對上述話題爭論不休。然而,人們往往將目光集中在二者孰是孰非上,卻忽視了在人類起源之爭背後存在著深刻的考古學研究範式分歧。
“非洲單一起源說”逐漸式微
人類起源於非洲假說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1871年出版的達爾文著作《人類的由來》,直到著作發表50年後,非洲各地出土了許多古人類化石,這一假說才獲得了廣泛認可。但隨著史前考古學的發現越來越多,人類起源於多個地方的觀點開始出現並贏得了不少支持。20世紀30年代,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時提出了“亞洲假說”,進而將上述假說延伸至其他區域併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米爾福德·沃波夫(Milford Wolpoff)開發出“多地區人類進化模型”,其主要內容是“今天的智人(Homo Sapiens)是由各地的直立人各自進化而來,同時,在世界各地的人群之間還保持著少量的基因流動”。
至此,“非洲單一起源說”似乎逐漸式微。不過,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後分子人類學和遺傳考古學的興起,通過對人類線粒體DNA與Y染色體的分析發現,世界各地人類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距今14萬—6萬年前的一個智人群體,這個原始人群在距今12.5萬—6萬年前曾一次或多次離開非洲,取代了非洲之外的早期人類(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等),並且成功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至今。即使支持“人類多地起源說”的考古學家也不得不承認,近年來總體形勢進一步朝著有利於“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Recent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的方向發展。
“人類多地起源說”推論尚無法判定
豪勒迪等人認為,“近來,對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測序回答了這種史前人類是否對現代人起源有所影響的問題。答案是肯定的,現今大部分人都含有一小部分尼安德特人基因。這個發現否定了最嚴格意義上的‘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同時‘人類多地起源說’也因該發現在更大程度上被否定。‘人類多地起源說’的支持者認為,史前全球範圍的人類基因流動阻止了人類在各地產生重大分支進化的可能,這樣才使得今天世界各地人們的基因高度相似。實際上這個根據是站不住腳的,通過更新世界人口規模的重構可知當時的人口規模還不夠大,人口密度也不夠高,在全球各地很難產生大規模和高級的人類基因流動;通過考察哺乳動物的進化樹及相關數據,發現人屬的出現相當晚,人屬之下各個種類在彼此隔絕的情況下很難延續後代,更不可能發生大規模基因流動。”
豪勒迪等人的研究方法基於計算機建模和人類基因研究,這種藉助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在當前西方史前考古學中漸成主流,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可。其縝密的推論和客觀的數據似乎令人難以辯駁。那麼,“人類多地起源說”在研究方法和結論上真的顯得蒼白無力嗎?對此,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魏文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新技術手段的分析結果與考古常識出現反差時,最好不要輕易地下結論,而要思考產生這種反差的原因並進行謹慎的判斷。”
史前考古研究範式引發爭論
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說,“考古學中最激動人心的新發展並不是在實驗室取得的新成就,也不是改善測年法或研究早期社會環境方面的成功,而是在視野和理論基礎方面發生的變化。”史前考古學及其研究範式是相輔相成、共同演進的。作為了解史前社會的唯一途徑,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人們對史前社會的認知。
過程考古學(又稱新考古學)創始人、美國著名考古學家劉易斯·賓福德(Lewis Binford)認可倫福儒關於“促進美國新考古學產生的主要因素居然是碳十四測年技術”的說法。這也印證了學界對於過程考古學研究範式的歸納,即過程考古學擁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中立的價值觀念和以系統科學對假說與概念進行驗證的研究方法。學界普遍認為,過程考古學的內核與其青睞的研究方法十分適用於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從“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的研究方法和實踐來看,其採用的分子人類學、遺傳考古學甚至近期一些學者的人口模型都極為強調研究方法的邏輯。所以,“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的演繹、推論應該屬於過程考古學的大框架之內。魏文斌對記者表示,“考古學的不斷髮展和研究目標的不斷細化,要求學者在考古研究中不斷引入新的手段、技術和方法。”但並不是說過程考古學是一種完美的學說。
而“人類多地起源說”多采用地層學、類型學(形態學)和化石證據等研究手段,應歸類於傳統的文化歷史考古研究範式。這種研究理論自20世紀中期以來影響逐漸減小,但依然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之一。魏文斌認為,“地層學與類型學屬於考古學的基礎研究方法,但是僅憑它們難以取得更多的細節信息。”因此近年來支持“人類多地起源說”的學者也應用了科技研究方法,漸有向過程主義研究方法靠攏的趨勢。但是部分學者也注意到,這部分研究所採用的鈾系測年法並不能很好地適用於古人類人骨化石的測序。“人類多地起源說”青睞的傳統文化歷史考古研究範式難以與其新採用的自然科學手段形成完美配合。另一方面,“人類多地起源說”提出的各地人類之間分別進化的觀點是以類型學(形態學)和化石證據的傳統研究方法得出的證據為支撐,在當前分子人類學的進展面前已經顯得被動。其各地區人類祖先基因流動的觀點雖然藉助了過程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但尚停留在假說層面,並無直接而有力的科學證據,難以自圓其說。
儘管如此,並不能說明“非洲單一起源說”及其背後的過程考古學的研究範式在人類起源領域大獲全勝。在僅有遺傳證據的條件下,這一說法並不能完全說服持有不同聲音的考古學家。人類起源謎題的破解,還需要更多的基因研究成果和化石證據共同印證和配合,其背後的不同研究範式也各有其能,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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