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受吳秀波近日風波影響，由吳秀波、白百何和肖央主演的電影《情聖2》，在緊急提檔1月24日後，再度緊急撤檔。各大院線收到通知：停止該片預售。聯合發行方華夏電影，隨後發佈通知稱“應片方要求，因技術問題推遲上映檔期。具體上映時間另行通知”。此前該片兩次定檔合計約400萬的預售票房成績，不敵《小豬佩奇》和《熊出沒》，並不為大家看好。
《情聖2》一波三折的定檔之路，讓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該片的投資方——新麗傳媒。而除這部電影外，在目前已知由吳秀波參演待播的10餘部存貨中，與Angelababy主演的都市倫理情感劇《渴望生活》的出品方，也為新麗傳媒。
2018年8月，新麗傳媒曾為應對高估值的質疑，就2018-2020年三年的盈利情況，與閱文集團簽下對賭協議。曾經出品過《我的前半生》、《白鹿原》、《餘罪》和《夏洛特煩惱》等高口碑作品的新麗傳媒，近幾年屢屢受挫：IPO（首次公開募股）失敗三次、資金鍊緊張、《如懿傳》失利。這次《情聖2》的撤檔，對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近年來，明星們的“人設崩塌”層出不窮，道德風險防不勝防，心碎的不僅是付出了真情實感的追星粉絲，更是付出了真心白銀的投資方。而能否規避此類風險，是投資方一直以來必須面對的考驗。
行業“地雷”：
明星醜聞，資本買單
互聯網時代，明星出現道德汙點、人設崩塌甚至吸毒、性侵等犯法行為，已經成為影視行業不能預測的地雷。
在吳秀波醜聞之前，2018年3月，高雲翔在澳洲被曝性侵醜聞，引起國內一片譁然。他參演的《巴清傳》（曾用名《贏天下》）、《哪吒與楊戩》、《阿那亞戀情》、《驚天嶽雷》等多部劇集，均受到波及，按廣電目前相關規定，難以正常播出。唐德影視參投其中多部作品，包括“鴻篇鉅製”《巴清傳》70%的投資，當屬最大苦主，曾因此事一天內市值縮水8.5億元。期間，該劇被曝臨時起用李晨補拍男主戲份，後因女主范冰冰的“陰陽合同”一案再次擱淺。
此前《巴清傳》的版權預售已令唐德收回成本，其中，江蘇衛視和東方衛視，各以2.325億元的費用，獲得首輪播映權；優酷以4.9億元的高價買下網絡版權。但在該劇的順利播出無望的情況下，唐德影視需向各大平臺支付違約金並賠償相關損失。目前，唐德影視本月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對高雲翔及其公司名下的6382.4萬元財產實行保全措施，並已得到查封或凍結該部分財產的裁定。
更早之前，紅極一時的流量小生柯震東因吸毒被行拘，轟動全國，直接影響即將上映《小時代4：靈魂盡頭》和《捉妖記》。其中，前者在上映時，刪減柯震東所有正面清晰鏡頭只餘一個背影，後者由製作人江志強在2.8億製作成本的基礎上，追加7000萬，重新選角、拍攝、製作後上映。
演員王學兵因爆出吸毒，連累陳建斌自編自導的電影《一個勺子》，慘遭暴力剪輯，劇情連貫性無法保證。歌手李代沫則以一己之力，導致綜藝《中國好聲音》的股東浙富控股，在5個交易日內，市值縮水高達41億元。
除了作品的播出受影響，汙點藝人在醜聞被曝光前接演的作品，有幸播出後的口碑和熱度也備受考驗。2017年，由昔日“80後票房女王” 白百何擔任女主的《外科風雲》，本是預定熱門，卻受“一陽指”的緋聞連累，收視直線下滑。期間正在拍攝的《南方有喬木》，則在一年後的開播宣傳上極力避開白百何，仍無法避免觀眾的看衰。
品牌與明星代言的相愛相殺
除了參演影視作品，明星代言產品是商業價值的令一有力體現。如果明星本人的氣質與品牌的企業精神相契合，雙方常常能達到雙贏的結果。但
這種基於企業品牌與代言人的形象相互捆綁的深度合作，常常風險很大。明星的道德汙點，可經由媒體的傳播和娛樂事件的發酵，在極短的時間內，打擊企業形象和口碑。
現在深陷醜聞中的吳秀波，曾經憑藉“暖男大叔”的公眾形象，獲得的汽車、紅酒、腕錶及醫藥等30多個品牌，此刻都因人設崩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明星代言為企業惹出的麻煩，常常防不勝防。柯震東出事後，名下代言的美寶蓮、匯豐銀行、佳能相機、肯德基、炫邁口香糖、雪佛蘭及妮維雅等19個品牌廠商，因此事造成高達數十億元的資金損失，其中炫邁更因“吃了炫邁，根本停不下來”的廣告詞，被網友進行惡搞，在二次傳播中對品牌形象造成巨大的損害。
黃海波的嫖娼醜聞，使服裝廠的相關產品發生滯銷，南極人品牌方和服裝經銷商，因此就賠償問題對簿公堂；周立波的“涉毒”風波，令其即將出版的自傳《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調》不了了之，鳳凰聯動文化傳媒的投資由此落空；陳羽凡的吸毒案件，則令羽泉20週年演唱會獨家冠名商的小米有品有苦難言，除了高額的冠名費用，價值999元的千套限量紀念公仔盡數滯銷。
面對不可預知的代言人醜聞，品牌們的危機公關也愈加高效。曾經因現象級綜藝《中國有嘻哈》而大火的歌手PG One，在與李小璐的緋聞爆出後，其代言的雅詩蘭黛、OPPO、寶潔及麥當勞等品牌將相關商品緊急下架，品牌官方微博上相關視頻、歌曲等也被迅速刪除；甚至對於被不幸誤傷的節目導師吳亦凡，華為公司也未雨綢繆地提出解除其與榮耀手機的代言合約；曾被福布斯評為“以個人身份簽約運動員品牌的中國羽毛球隊第一人”的林丹，在廣州車展開幕的前一天被曝出軌，東風日產在12小時內，盡數撤下各種物料、slogan和節目環節；薛之謙在李雨桐爆料後，肯德基、奧利奧及膜法世家等品牌，相繼下架和刪除薛之謙有關的信息；楊冪因“詐捐事件”被《中國青年報》點名批評後，也在第一時間受到其仍在代言期或已到期的雅詩蘭黛、Gucci等奢侈品品牌的抵制。
明星道德風險，
行業能否重新制定“契約規則”？
明星的負面醜聞一經爆出，往往影響著其背後一系列代言、演唱會及劇集，令眾多品牌方、主辦方，乃至參投的娛樂資本受損。如何有效的規避藝人道德風險，就成了相關公司和品牌在商業合作中必須思考的難題。
在產品代言方面，《廣告法》等法律做出了相關明確規定，保障品牌的權益：如代言人因個人的醜聞和公眾形象坍塌，影響廣告商的利益的話，嚴重情況下，廣告商有權要求代言人退回已經支付的代言費，並追訴經濟賠償。而且品牌方與藝人簽約時，也會在合同裡就負面影響，設置相應附加條款，協議相應的賠償。
在具體的實施上，相比於阿迪達斯、耐克等國外企業，相對成熟地利用法律條款約束明星行為，國內的很多企業，在與明星的力量博弈中往往處於弱勢。特別對於某些當紅的一線明星，許多企業出於大牌明星出事可能性不高的僥倖心理，為簽下明星不惜主動刪去附加的違約金條款，造成風險漏洞。但隨著風險防範意識的提高，如今不少企業選擇縮減與藝人簽約的合同年限，降低風險。
與廣告行業相對成熟的體系相比，影視作品的製作方面，投資方對於明星道德風險的防控，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規章條文。一些影視製作公司，也會效仿企業選擇明星代言人，在選角時，對明星進行詳盡的背景調查和風險評估，結合其聲譽測評、作品表現和商業表現等進行綜合評估。但明星本人的行為，終歸存在不可控風險。任何調研機構，無法動態全面地窺探明星的私生活，而且代言後的明星行為，仍舊無法預測。
業界也有不少聲音，提議將相關風險付諸於合同，寫入“作品未播完之前不得發生有違道德的惡劣負面事件”道德自律條款，保障作品因明星個人原因無法播出後，退回全額片酬且賠償相應損失。但可行性在實施上，仍面臨如前文所述的困難，且界定負面事件的惡劣程度和賠償額度，業內也並無規範。
不少人創造性提出了共擔風險的“保險思維”，如將明星變成投資方或出品人，共攤利益與風險，或者直接與保險公司合作，策劃所謂的“明星意外險”。國外現行的好萊塢的電影完片保險制度，大多側重投資管理，涉及明星作風醜聞的案例較少。此前《速度與激情7》因主演保羅·沃克的意外離世資金不足難以完成拍攝，所幸保險公司所賠付的保額，負擔了電影后續拍攝及補充的絕大部分費用，影片得以順利如期上映。但國內市場環境下，令保險公司為明星的道德準則擔保，不但雙方意願有待協調，在法律層面上也值得商榷。
明星的道德風險的具體防控，難度不小。而且現階段，堵不如疏，或許形成健康正向的風氣引導，才是亟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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