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 年經濟壓力來自內部融資渠道收縮與外部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微觀活力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地方不規範的債務清理和去槓桿的同時導致融資渠道和信用鏈條的被動收縮；政府方面，基建投入的歷史性低位；實體方面，就是部分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和行業悲觀預期問題。而這些問題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困擾2019年，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嚴監管延續，規範舉債，基建下滑
2017年開始金融嚴監管加碼，信託、委貸等非標融資渠道在資管新規、委貸新規等政策出臺落地中持續收縮。此外，2017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嚴格控制地方政府通過政府購買、PPP等不規範方式在計劃外融資，對新增債務採取終身制的責任。政策落實是基於控制地方的財政預算外的舉債風險，同時投資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基建投資增速從2017年至2018年末由20%的高點下滑至5%以下。
企業利潤低，銀行控風險，民企融資難
2015-2016年期間，理財和資金膨脹的過程中，對資產過度追逐，使得民企融資成本和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通過債券和非標獲得大量資金。而到了2017年債市進入熊市，金融防風險導致民企的融資環境急劇惡化，對於表外的監管相當嚴峻。由於經營受到影響，銀行方面也是處於對自身的風險控制，更願意對國有大型實體進行資金支持，相應的縮減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放款。
而由於2015-2016年資金比較寬裕，債務也是出於一個急劇增加的過程，習慣了融資規模上漲，當市場開始變化，債務收縮就非常困難。特別是對於那些依靠市場直接融資的主體，或者短債佔比較高的企業來說，不僅成本上升，渠道也被堵塞，受到的衝擊相當之大。而違約等信用事件的不斷爆出，更是引導市場上對於中小企業的拋棄，從而加劇了流動性問題。銀行進而規避風險，使得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增速近一年來大幅下降，一年內由18%下降至10%，市場上發債成本也是不斷大，高評級與低評級企業發行的債券利差持續上升。
財富回報低，房價高位徘徊，擠佔消費空間
財富效應弱化，消費持續低迷。居民高槓杆帶來的本息負擔、棚改貨幣化率的逐步下降、資本市場下跌與房價增速回落的財富效應弱化、民企生存困境向居民就業與收入的傳導、經濟下行週期加重收入預期的悲觀等等多重因素共同導致了消費持續走弱。2018年高房價是否導致居民“消費降級”成為熱議話題。伴隨著房地產紙面財富升值停滯，同時證券市場震盪調整、P2P頻頻爆雷等財富縮水現象，未來收入現金流的預期悲觀對消費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尤其是以汽車為代表的（高價）耐用品消費前景更為暗淡。
貿易摩擦演繹，進出口動力不足，影響國內信心
2018年4月16日，美國就對中興發起所謂的維權，局勢有些超出預料之外，更多的顯示在技術方面受到影響。信心不足，高新受限，相關企業家指數在2018年三季度下降至近兩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同時相關行業出口大幅下降，而由於擔心後續的關稅問題，大部分出口製造商開始提前接單，雖然總體上去年製造業數據表現還好，但後續力量以及信心不足，2019年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內外需不足，盈利空間壓縮，業績不確定性增加
2019年1月，PPI同比增長0.1%，較上月下滑0.8個百分點，其中生產資料同比自2017年來首次轉負，已初步呈現出通縮壓力。這與2015年某些條件特別像，但是最大的區別是2015年的主要問題是供給的過剩，而2019年更多的不是產業總量，而是結構性問題。
一方面供給側改革的產生利好逐漸減少，另一方面總需求的不足加劇了相對的壓力。因此，2019年企業利不會有太強勢的表現，在股票市場上，由於利潤的空間被壓縮，大概率也不會有支撐長期增長的優勢點。另外，由於利潤縮小，企業可能面臨裁員的困境，對居民的收入也有不利影響，從而形成負向效應。
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中，需要兼顧逆週期調節和高質量發展向協調，政策方面一直注重調結構。為企業減負，增加居民財富效應，減稅降負方面是居民和企業兩手一起抓；積極進行貿易談判，同時穩定資本市場信心，目前外貿方面已經取得有效的進展，而權益市場開年以來更是高歌猛進，直衝3000點；多條措施齊下成立紓困基金，要求銀行對民營企業增加信貸投放等，緩解民企融資困境。總體看，2019 年總量層面的博弈空間較小，更多是結構性調整，期待金融供給側改革成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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