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 院長
譚 雅 玲
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幣概念是生存和生活的工資和儲蓄，有點結餘就是特別好的結果，談不上人民幣的地位與影響，那時只是國內關聯生活的基本概念與需求；人民幣的概念只侷限在國內，並沒有國際概念的融合，更少有國際貨幣的常識。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伴隨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效應，尤其是國經濟競爭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進步，我們逐漸加入兌換券的外匯概念，用人民幣換外匯券求得更好的生活商品，滿足生活的提高，人民幣與外匯的鏈接逐漸展開，需求與購買外國產品、提高生活品質引致人民幣視覺的開放與走向世界。如今人民幣兌換美元，居民拿著各種外幣比較人民幣的地位與影響，人民幣的威望與地位提升擴大之快已經超出人們的常識與概念能力，進而市場會人民幣升值的興奮度；尤其人民幣更直接被納入國際收支調節貨幣——SDR；這是40年人民幣光輝歷程的圓滿結局與勝利開局，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指日可待。
簡單回顧與論述表達的是人民幣的發展進程與人們現實生活以及我國改革開放寫照，改革開放前30年是靠經濟實力、外貿規模以及國際信譽，人民幣逐漸走出國門被世界接受。改革開放近10年人民幣伴隨自身改革效率和姿態，加之國際威望的提高與擴大，人民幣國際進程顯現明顯效果和效率影響。期間重大的事件與世界的影響則在於後10年的發展歷程與進步路徑。
人民幣匯率改革增加組合效應，強化自我性結構
（重新認識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理論基礎）
2005年7月21日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成功開啟，人民幣主動放棄單一盯住美元制度，採取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新機制，並主動一次性升值人民幣從8.27元到8.11元，人民幣市場化進程正式啟動。隨即我國人民幣單邊升值將近9年，我國經濟、外貿以及國際地位發生重大變化。2005年7月21日之前人民幣匯率是一條几乎靜止於8．2765元水平的直線，隨即升至8．11元——這正是我國宣佈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一刻，當時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人民幣匯率由靜轉動而形成鋸齒狀的曲線，目前是微微向右下方傾斜。
其含義是人民幣在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中呈現總體貶值態勢，這正是遵循規律，對長達9年升值直線的自然修復，以及經濟狀況和市場需求的實際反映。
2015年8月11日匯改深入展開，我國人民幣市場面臨的複雜形勢前所未有，不僅主要國家政策博弈白熱化，而且外匯市場價格競爭格外激烈與複雜。2015年8月11日我國央行宣佈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做市商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這一調整使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更加真實地反映了當期外匯市場的供求關係。
尤為醒目的是，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具體體現在2015年12月11日我國外匯交易中心發佈人民幣匯率指數，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初並步形成了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隨即2017年5月外匯市場自律機制進一步將中間價報價模型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週期因子，以順應事態形勢，並減少外匯市場中存在的順週期行為。這兩次比較明顯的改革成果凸顯我國人民幣市場建設的收益，並且促進人民幣海外使用效率與市場比例。
機制與制度保障是我國8:11匯改的重要收穫與成果。當時外部環境急劇變化對我國市場影響較大，尤其是美元漲跌幅度跳躍給我國匯改帶來的衝擊及干擾很大，進而我國人民幣隨之呈現雙邊展開、貶值擴大、升值加快以及升貶轉換急速的不同過程與反應。其中從政策指導的角度看，成長性和成熟性顯著，一方面是與時俱進發聲指引與規範市場的情緒，最顯著的是面對人民幣升值的逆週期因子推進，有效匯率管理發揮作用明顯，這凸顯我國對匯率應對的進步與成長。尤其是伴隨人民幣正式納入SDR，這促進我國國際化和市場化進程加快，受制國際監督與管理的因素取得積極推進的效果明顯。另一方面是市場參與者的多樣化與合法性管理加強，減少投機性風險原則清晰可見。尤其是前後兩次實施遠期結匯存準金的提高，這對抑制外匯投機起到良好約束，並使得市場情緒正常得到平慰，有利於人民幣合理、有效運行。
另外從預期心理來看，推波助瀾的效應依舊難有扭轉，第一次是2016年第四季度的人民幣貶值，預期破7風潮喧囂嚴重，但最終並未達到該指標，然而對我國外貿恢復性增長起到的促進作用十分有效。第二次是2017年到2018年第一季度長達15個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破6的輿論譁然而起，並且對外貿實體打擊嚴重，超乎預料的反向結果掠奪收益率明顯，進而外貿有增長卻又不掙錢的嚴重事態，隨之我國貿易順差縮水嚴重。第三次是2018年至今的人民幣貶值，預期破7再度被渲染，在美元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異常貶值凸顯，投機因素推波助瀾十分顯著，轉場基金的設計以及推進導致恐慌性貶值擴大。回顧這些的實際意義在於清醒我國人民幣外部引導與設計性的關注，投資投機氛圍依然集中金融市場偏多，進而匯率方向不利於實體關聯的正效應，反之實業發展作為真正的主業卻被忽略，脫虛向實依然面臨嚴重的任務與變數。尤其是近期我國人民銀行和外管局喊話做空人民幣的風險，並強調我國匯率有基礎、有信心和有能力應對做空的政策立場，直接打擊投機風險和抑制人民幣過度貶值有效。
我國8:11匯改以來的最大變化在於外匯市場走勢中人民幣雙邊態勢十分顯著。2015年開始雙邊走勢明朗、2016年人民幣貶值加速、2017年人民幣升值擴大、2018年人民幣雙邊走勢大起大落，這使得經濟受益和受損兩面凸顯。然而，這種多形態的變化卻在歷練我國外匯市場的心理、技術和政策的應對效果與提高，同時也在考驗我們未來發展的目標精準與認知專業。
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入常態，以可控的雙邊波動為主
（多視角客觀評定人民幣升貶值和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特別是今年6月以來我國人民幣貶值持續推進，貶值幅度與速度有所加大，這與今年以來的人民幣預期背離，進而導致市場恐慌心理擴大，人民幣貶值被推波助瀾嚴重，這對我國匯改推進的考驗較大，但我們的對應基本穩定，市場心理恐慌與政策及時發揮恰到好處拿捏與應用。對此階段我國人民幣升值必須有清醒的認識與理性的分析，這是未來匯改基本方向的重要時刻，對未來價格選擇與掌控至關重要。
首先我們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投機技術週期的嫻熟運用。其實當前我國人民幣貶值是在國際市場遊資轉場的運作之下發生的，畢竟之前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的狀況，甚至貶值貨幣恐慌性很大，如阿根廷、土耳其較為突出。因為這些國家市場發達程度與國際認可度遠遠低於我國人民幣基本面和資質，這似乎與美元升值有關。但實際上，美元升值只有5%左右，而土耳其和阿根廷為主的貨幣貶值卻達到7-8%以上。其中來自這些國家內部經濟結構和市場發達問題為主的恐慌是根本，並非直接與貨幣淵源有關。因為在這個階段美元升值之下的歐元和主要發達國家貶值也同樣出現，但並未引起國際焦點關注及市場恐慌。而比較這兩類國家經濟基礎就一目瞭然，經濟實力與經濟脆弱是匯率被投機的關鍵。期間阿根廷的貨幣從4月26日到7月26日貶值33.33%，其中5月14日一天貶值達到8.4%，投機目標的精準是關鍵。但土耳其從4月19日到7月26日貨幣貶值12.9%，其中5月22日一天竟達到8.4%。時間錯落的差異與目標轉換與設定有關，投機高手在匯率上的推波助瀾顯而易見。相比較我國人民幣貶值比較上面兩種貨幣貶值滯後，最高貶值幅度發生在7月10日，一天達到1.06%，匯率區間從6.59-6.68元下跌幅度。外匯市場遊資或熱錢資金轉場套的投機性值得關注。
其次我們需要重視市場技術週期必然的迴轉策略。其實任何一個市場價格的有漲有跌是必然的，匯率走勢依然如此。回想我國人民幣持續上漲達8年之久，隨即呈現5年雙邊走勢以貶為主的態勢，這似乎是市場漲跌技術與理論原理的必然。尤其是近兩年觀察這種態勢：2016年人民幣貶值、2017年人民幣升值；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升值、2018年下半年人民幣貶值。這種走勢的技術使然和規律自然十分清晰，人民幣貶值不足為怪。加之無論國際市場或我國市場依然處於流動性過剩階段，即使美聯儲有加息的舉動，但並不代表美元貨幣緊縮開啟，美元貨幣政策正常化正在進行，進而市場價格與貨幣價格投機性存在很必然，匯率波動是正常現象，順其自然是市場穩定的重要基礎，不必過度誇大人民幣貶值，甚至過度預期人民幣貶值。加之我國人民幣市場以及外匯市場正在建設、完善與提升階段，開放度有限，受制外部因素依然明顯，所謂的人民幣升值與貶值而言依然集中標的為美元的關聯度，進而侷限性、簡單化以及恐慌性存在非理與非常因素較多。
最後我們必須梳理市場方向與對策堅持的指標選項。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7的方向定義與定向，即人民幣破7對否？好壞？目前市場將人民幣破7視為恐慌性指標，負效應較多，其中原因在人民幣所謂國際化的需要以及片面的認為升值的貨幣有魅力、貶值的貨幣不利，進而使得盲目升值預期性較突出。尤其是當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偏向於脫實向虛，金融、投資、投機和對沖套利行為居多，聚焦實體經濟言論和關切偏少，企業實體忙於應付人民幣升值的損失局面嚴重，進而輿論導向偏激誤讀了人民幣貶值的效應。加之人民幣升值到貶值與預期背離更使得我們的市場措手不及，即使目前人民幣有貶值，但實際操作對人民幣貶值準備不足，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一直很高漲，進而恐慌心理導致的刺激性加大，人民幣被動貶值與被推波助瀾嚴重。更何況覆蓋的複雜局面還在於我國房地產和股市價格鏈接效應，人民幣貶值被放大的人為因素值得關注，這更需要我們理性梳理自己的方向和需要。據我們調查：國有大型出口企業人民幣底線6.6-6.8元，中小企業底限7.2-7.4元，以此判斷人民幣高估是有道理的。另外近期IMF評估認為人民幣在合理價格，這也說明人民幣貶值並不為過。
預計短期人民幣雙邊走勢繼續，這是我們貨幣政策的基調，但偏於貶值符合我們的實際狀況。然而，這或將有違於美元走勢的路徑，畢竟短期美元貶值將會突出，包括IMF還在呼籲美元高估8-16%，這勢必造成人民幣升值。因為我們一直說到的人民幣升值與貶值基準點就是美元，所以受制美元走勢的人民幣升值與貶值在所難免。
由此思考我國匯改整體形勢與前景，我們更需要增強國際標準的專業化程度，以市場基本要素、技術、經驗加強我國人民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發展、開放，尤其是需要加強規律、週期和自我需求的發現與認定，並不能盲目或簡單甚至極端應對匯率波動的正常與非常。特別是在世界經濟發展差異存在發展質量與增長速度分化和分歧的時代，我們更應根據中國經濟發展需求來比較與界定自己價格與價值的基礎與標準。加之在貨幣政策與貨幣價格競爭尖銳化甚至白熱化時期，我們更需要遵循理論基礎並立足於現實國情以及長期戰略來考量、討論、確定人民幣實際的水平與預期。金融本身是一個專業領域，專業化的理論是基礎，而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歷、歷練和實踐，並非是簡單財富論高低的非理性操作與實施。同時最重要的在於金融、貨幣必須服務實體經濟才會有根、有方、有略，不要空心化、虛擬化甚至短期化論證與預期。金融風險最重要是識別力，只有理解、看透和明白才會有真正的風險防範與應對。外匯領域的規模前所未有，外匯領域的風險前所未有，外匯領域的競爭前所未有，我國匯改必須清醒形勢的嚴峻、嚴酷以及嚴謹，努力發揮主觀能動性，切實加快貨幣制度、市場、技術和規劃進程的有效組合和推進，最終儘快實現我國人民幣可兌換，外匯市場開放的新局面和新趨勢，促進我國脫虛向實的轉型成功與卓有成效。
當今貨幣匯率問題備受關注，尤其是面對美元短暫升值的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市場輿論導向造勢新興市場危機氛圍嚴重。然而，透過貨幣經濟學原理，貨幣貶值對經濟而言的有利論據似乎徹底被顛覆，但是實際則是嚴重忽略經濟基礎、經濟結構與貨幣背景的元素現實，或完全扭曲貨幣對經濟而言基本原理與方向。從貨幣本身的升值與貶值看，明顯貨幣貶值的收益率與促進性是正常，反之貨幣升值的破壞與打擊則是明顯的。3月我曾經給外貿出口企業需求做過預測，即人民幣年中（第二季度末）會跌至6.5-6.6元，但是當時的局面更多人並不相信，然而最終當前的實際結果與我的預期吻合。其實從內外環境比較側重自己的時機中選擇趨勢判斷十分重要。當前人民幣貶值在進行中，市場預期破7的輿論喧囂而起。儘管我當時也預計年內破7的概率存在，但此時伴隨我國股市下跌局面，心理不安逸的當口，我們應該審慎面對這一問題的預期與評論。尤其是值得思考我國人民幣的合理價格與匯率走向的深入論證。
人民幣貨幣選擇的方向與趨勢更加成熟
（正確認知人民幣屬性及價值有效服務經濟脫虛向實）
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與調整，以發達國家為主的世界經濟格局尚未根本改變，發達國家貨幣主導依然是中心，發展中國家依舊無奈隨從。但是全球經濟環境的基礎要素尚未發生質變，流動性不足與流動性過剩的反比差異巨大，貨幣匯率因這種環境產生的對比前所未有，現代運行節奏也已經與傳統規律明顯錯位。一方面缺少理論指引，傳統時期的套路需要對應新時期的發展、觀察與研究而重新論證；另一方面心理預期超前指引，但卻嚴重違背現實狀況與需求，概念模糊與混亂較為嚴重。
當前對我國人民幣而言的定向與選擇格外重要，尤其是方向性抉擇至關重要。無論依據人民幣地位、人民幣規律、人民幣基礎以及人民幣取向，未來基本方向應為貶值。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資質認知上存在盲點與混亂思維，進而人民幣走勢的判斷較為複雜。
第一，人民幣升值技術週期是目前人民幣貶值的重要參數。貨幣升值和貶值的週期值得關注，它是規律和判斷的依據，過長升值必然貶值是一種必然性，也是風險管控的重要基礎。
第二，經濟週期規律是人民幣貶值的重要支持技巧與路徑。我國經濟脫虛向實的結構調整決定人民貶值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與應對，但是困難在於金融投資投機性很強，人民幣升值的興奮與刺激較強，脫離實體經濟的匯率認知佔主，進而人民幣升值被推波助瀾嚴重，這是輿論導向導致人民幣被升值現象。
第三，技術專業功能不足嚴重以及認知常識偏離實業基礎。國內比較時髦的交易和多數受眾集中在證券和期貨，而這類交易與外匯之間的差異較大。外匯交易是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進行交換，交易者通過貨幣之間的匯率高低波動而獲利，投資者不但可以先低價買入高價賣出而獲利，也可以先高價賣出再低價買入而獲利，也就是說外匯交易買張買跌都有機會賺錢。但是我國人民幣依然是本幣，並不具備真正意義的外匯交易概念，只是匯兌。由此值得思考，在實體經濟為主，金融構架與結構不足的條件下，匯率常識應該以實體經濟優化和優先為主，並不能以金融、收益和交易損失為主。
由此，我們預計人民幣走勢存在兩種關聯因素。
尤其是國際外匯市場交易時間是全天24小時可以進出市場，不論何時、何地發生任何消息，投資人都可以即時作出反應，投資過程非常靈活可靠。相比之下，證券和期貨交易是存在交易時間、交易費用、交易方式、交割方式、交易資金、交易品種、獲利大小、風險控制、市場化透明度等差異巨大的方式方法。雖然外匯市場規模比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大很多，並且不會存在機構操盤控制價格，這也不意味著外匯市場的沒有風險，因為全球性的特徵，影響外匯市場波動的原因更加複雜，如預期的作用，利率的作用，預期通貨膨脹率的作用，貨幣資產之間的相關關係，貨幣資產和黃金之間的相關關係，貨幣資產和原油及大宗商品之間的相關關係，各國央行政策的干預等等。相比較，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的外匯交易不足比較突出，一方面使人民幣可兌換尚未實現，另一方面是外匯市場尚未開放，進而相比較人民幣的方向受限較多。尤其是情緒化、輿論化和短期化嚴重影響判斷與預期。因此，預計人民幣走勢存在兩種關聯因素。
第一是外部環境變數。尤其是美元指數走向對人民幣匯率是關鍵。正所謂人民幣升值貶值的論調標的就是美元，美元走勢是人民幣方向的重要參數。從目前形勢看，美元貶值具有很大的阻力，這就是歐元升值難以持續，這直接限制美元貶值程度。但這並不是美元的需求，無論從美國經濟考量、美聯儲加息需求以及美元對外戰略戰術，美元貶值亟不可待是重要方向。由此判斷似乎人民幣升值存在空間，但是目前美元升值與人民幣貶值有所偏差，即美元升值不大，但人民幣貶值加大，其中人民幣內在因素的影響更大。一方面升值相對過快，並超出我國經濟實際，尤其是外貿順差下滑與外貿出口增長不協調，利潤不足是關鍵，人民幣貶值加快在於實際收益率不足。因為更多外貿出口是有指標、沒利潤，賠本的買賣太多。另一方面匯率貿易環境惡化較為突出，中美貿易之間強硬直接衝擊受害嚴重，主動與被動清晰可見、自主與無奈脅從明顯，進而人民幣貶值加快是一件幸事，也適合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貶值節奏。只是在人民幣貶值態勢下做什麼很重要，並非是套利投機對沖，而是用心實體貿易交割結算時機較好，用對時間和藉口，人民幣貶值則發揮助力外貿與經濟之作為。
第二是內在要素不足。討論人民幣的重心對當前而言十分重要。如果面對金融投資投機，則市場自然會欣喜於人民幣升值，但短期收益率會限制大局眼界；如果面對外貿企業實體，則企業則會恐慌於人民幣升值，畢竟利潤不足是壓力與風險。尤其是我國目前外匯市場開放度有限，對外匯概念的基本常識、規律以及趨勢掌握不準，煽情、調侃式較多，務實、深入和透徹不足。因此，輿論導向的偏激與偏頗嚴重，沒有心理方向與主見認知的輿論存在誤區與盲點，進而匯率起落的需求要素存在空白與欠缺。其實更多的發達國家都在警惕貨幣高估，作為有經驗和專業的貨幣載體，他們十分清楚貨幣升值的風險。因此，美國人在談美元高估、歐洲人在談歐元升值風險。相比較，我國追求人民幣升值是否在冒險是值得警惕的。加之我國貨幣資質尚未達到自由化程度，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具有很大的差距，即使進入SDR貨幣也只是有限的國際儲備貨幣。
因此，人民幣走勢的情緒化很嚴重，升值時推波助瀾，貶值時隨波逐流。近期人民幣貶值，破7喧囂而起；前期人民幣升值，破6.2塵囂而起；這足以表明我國人民幣方向性的缺失與迷失嚴重。更難以談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健全與完善，至今的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所指的貨幣標的就是美元，其實我國已有一籃子貨幣並未發揮人民幣改革發展的作用與作為。尤其是今年7月以來的人民幣貶值，市場預期破7的言論再度遭到炒作，但無論從傳統理論角度評估，或國際貨幣歷史經驗角度分析，此時的人民幣貶值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有利，對我國槓桿收縮有利。然而，市場應對的實際結果是恐慌加劇，購買黃金、換取外匯風潮隨機而起，也促使我們結合市場的現實情況，產生了更多的思考。
人民幣貶值的週期因素必然所致。今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敏感度不減，而美元升值不得已的出現倒逼人民幣貶值清晰可見。今年6月19日開始美元指數迂迴94-95點水平線上，這是2017年10月27日以來的新高價位，人民幣貶值由此開始，即從6.48元一路走低至6.71元，人民幣貶值3.5%。美元指數走向直接牽動人民幣清晰可見，畢竟我們市場每天所言的人民幣升值與貶值都是對美元而言的走勢，並非是我國籃子貨幣配套指標走向。被美元所綁架既是國際貨幣體制的必然，也是我國貨幣機制難以改進的現實。
人民幣貶值的遊資對沖選項所致。目前我國人民幣貶值醒目，但前期阿根廷、土耳其等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凸顯，如從4月18日到5月23日，美元指數升值5.2%，但阿根廷比索貶值21.5%、土耳其里拉貶值20.2%，而最終這些經濟體的脆弱依舊，但金融風險可控依舊，進而國際遊資加大對貨幣落差具有空間的貨幣炒作刺激我國人民幣貶值加劇。加之我國A股已經正式加入MSCI，從而導致國際遊資炒作我國股市機會與空間，人民幣貶值受到股市下跌的推波助瀾效應被放大心裡恐慌，人民幣貶值加快與股市聯動效應不可忽略，甚至具有謀略的國際因素坐莊施壓。
人民幣貶值的實際利潤下降所致。從人民幣升值角度看，2017年至此次人民幣貶值之前的5月，我國出口貿易數值基本穩定，出口增長水平在10%一下區間，但今年2-3月的變數較大，即增長45%到負數6%的一正高和一反低的反轉性指標值得關注我們外貿企業利潤和損失，原本3月預期是增長8%，但實則是負數增長；若按美元計算，3月我國出現49.8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2017年2月以來我國首次出現逆差。畢竟人民幣快速升值和直線升值使得外貿出口不可承受嚴重，因為他們的訂單收穫期恰好是人民幣升值，而實際操作與生產則面臨人民幣由貶值到升值的急劇反轉，這令出口貿易措手不及，進而在人民幣升值進一步高漲，加之我國春節長假過渡期使得出口商了結生意狀態凸顯。這可以透過我國貿易順差的減少發現外貿只有規模並不掙錢的特殊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值得關注人民幣匯率話題引起的我國經濟金融結構、生產與投資配套的錯位與扭曲嚴重，進而市場會呈現人民幣升值的興奮與人民幣貶值的恐慌，這種恐慌勢必造成人民幣貶值的被推波助瀾。為此，我們必須注意意識與預期的準確與理性。
首先破7方向認知。人民幣貶值是好事，但不是刻意貶值的主觀指導。破7對我國實體經濟，尤其是外貿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外貿品質、技術與質量的配套推進。我國外貿量大質低的過去式已經產生負效應加大，全新、創新及新型的外貿格局則是我國實體經濟未來之希望與潛力。此時的人民幣貶值，包括破7的趨勢對這種結構調整與轉型是積極進取和保駕護航手段與工具，但此時的破7缺少抓手，只是恐慌指標加劇的作用，無實際經濟利益的結果，反之值得警惕輿論的炒作性。
其次雙邊區間擴大。隨著全球流動性過剩概念的推進，我國外匯市場乃至所有市場價格波動在所難免，而匯市與股市、期貨比較幅度較小，進而人民幣雙邊走勢態勢中的區間擴大是正常與平常事態，並不至於極大誇張與恐慌。尤其是我國外匯市場尚未開放、人民幣依然是本幣，加之社會投資習慣股票，對貨幣匯率認知膚淺、急躁和追逐價格。因此，人民幣波動侷限在十位點數，超百和超千的波動就非常緊張、敏感與恐慌，這說明我們這個市場的不成熟，未來更需要歷練與實踐而成長成熟。
最後國際比較差異。談論外匯市場或談論經濟的資質與水平很重要，我們目前的不成熟是存在落差的，即專業概念常識不足，匯率基本方向選擇不準，畢竟幹金融、投資和投機的人太多，關注價格偏激，升值賺錢、貶值賠錢成為歪理邪說。現實中，市場常常盲目地攀比美國、日本發達國家，而忽略自身的發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能力與水平，這是當前討論國際問題與匯率問題的基礎問題，否則我們方向判斷就會出現誤區與偏激。
改革開放是我國大政方針的方向，匯率則是改革開放中的手段與工具，但這對改革開放大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匯率問題是一個專業話題，也是一個敏感而重要的課題，我們必須注重專業標準、技術經驗、有效定位和高瞻遠矚。
閱讀更多 譚雅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