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我國國情相同，都屬於人多地少的類型。但日本的土地更為分散，農產品自給率更低，再加上日本的農業人口老齡化比我們要更嚴重，所以，日本政府鼓勵土地流轉，擴大土地規模，提高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日本農民卻並不想這麼做。
“強勢”的兼業農戶
日本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獲得了大量的農外就業機會。由於土地價格的上漲與農民農外就業的不穩定性，將土地作為資產保留以及規避風險的心理，使農民普遍選擇不放棄土地和農業，從而形成了大規模的兼業群體。兼業化雖然迅速地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但是卻抑制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稻米生產過剩的情況。為了平衡農業產出結構，減少稻米的產量，推出了一系列鼓勵轉作的政策。但是，以兼業農戶為主體的農業利益集團，不斷通過院外政治活動向政府施壓，政府又不得不提高米價。這樣一來，提高米價與鼓勵農戶轉作這兩者之間就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在權衡轉作與繼續種稻米這兩種選擇之後，仍然有大量農戶堅持稻米生產，而且要求米價能夠覆蓋生產成本，以至於政策結果是稻米生產仍然存在過剩，而一些山地地區的農戶甚至直接選擇棄耕來享受轉作的補貼待遇。
失敗的農業結構調整
日本農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趕超了城市居民，但是，日本的農業至今仍然面臨著如何通過規模化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食品自給率的問題。
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高強度的農業保護政策是難以為繼的，必須要進行農戶經營主體的結構調整。但是在結構調整的最重要環節，即對"骨幹農戶"的身份認定與補貼範圍的劃定上，仍然受到以農協為代表、以兼業農戶為主體的農業利益集團的影響。本應集中於"骨幹農戶"的補貼範圍被擴大到幾乎所有農戶，而在這其中，兼業農戶佔絕大多數，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政府進行農業結構調整的效果。
高額農業補貼的“副作用”
日本政府想要擴大土地規模，勢必要減少兼業農戶的數量，但由於兼業農戶每年所能得到的收入比單純工作要多，並且每年還能拿到政府的大量補貼，他們並不希望將自己的土地"交"出去。
政府一方面希望更多的兼業農戶退出土地經營，將它們留給"骨幹農戶"，另一方面又給予所有農民大量的農業補貼，這兩者是存在矛盾的。雖然我國政府也鼓勵土地流轉，擴大土地規模，但我們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而日本的土地制度為私有制，日本農民更害怕自己土地權益的損失。
雖然日本政府知道農業結構調整是增強農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農業生產主體的構成也要以大規模的"骨幹農戶"為主，但是在這一進程的推進中，農民的利益特別是佔農戶總數的80%以上的兼業農戶的利益將會被損害。所以，鼓勵土地流轉與削弱農業補貼，兩者應是同時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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