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離開了人間

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離開了人間

1967年5月6日,整整五十年前的今天,82歲的周作人在北京家中——八道灣十一號,這個他居住了四十餘年的地方——離開了人世。據稱在當時,他身邊空無一人。這位晚景淒涼的新文學巨匠,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幾度沉浮,與他相伴到最後的卻只有困苦與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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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晚年照

周作人這個名字,談起來總是免不了幾分遲疑與尷尬。這當然是因為在抗戰期間,他的附逆與失節。身背“漢奸”之名,他在五四新文化時期思想啟蒙的歷史貢獻,他在散文寫作和文學翻譯上所達到的成就和高度,都覆上了一層暗影,在許多年中被諱而不談。而即便現在,越是沉浸於他平淡自然、舒徐自如的文字,越是會生出嘆息:這樣一個人物,究竟為什麼會走出那一步?

歷史沒有如果,周作人的人生早已定格。這位總是以超然、冷靜的姿態面對世間的“苦雨齋主人”,最終卻身陷於歷史評價的深重泥淖之中,實在是一個悲劇。

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離開了人間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妍

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周作人拖著沉重的病軀,睡在八道灣衚衕十一號後院小廚房的鋪板上。這期間來看望過他的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曾回憶說:“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

位於北京西城區新街口附近的八道灣衚衕十一號,這個由魯迅在1919年購下的院落,先後見證過《阿Q正傳》《故鄉》等作品的問世,見證了1923年周氏兄弟二人的失和,見證了周作人四十餘年在“苦雨齋”的寫作與生活,最後終於又見證了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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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灣衚衕十一號舊影。這處居所由魯迅購下,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都曾在此居住。其中,魯迅和周作人因年齡相近、志趣相投在早年關係最為密切,兩人又同為五四新文學重要人物,因此“周氏兄弟”通常指他們二人。

生前死後的寂寞與尷尬

他的死在外界幾乎沒有一點反應,骨灰亦沒有留下。這固然與時代背景有關,可這種寂寞又遠遠未止於他的死。直至他死後十七年,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散文選本才在國內公開發行。對他作品較大規模的整理與出版,更要遲至20世紀末。他晚年最為看重的翻譯作品《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在出版社的櫃子中靜待了近三十年,才終於得以面世。學者錢理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寫作《周作人傳》,尚還“遭到圍攻,橫加‘為漢奸辯護’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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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鍾叔河主編的《周作人文類編》十卷是第一套較全收錄周作人作品的文集,1998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種寂寞不是因為忘記,而是出於為難和尷尬。在周作人於抗戰期間“落水”,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乃至於偽政權教育總署督辦等職之後,他就不可能再是曾經人們目中的“知堂先生”了。事實上,在他生前的最後二十二年,他本人就已充分地體驗了這種尷尬與寂寞。

1945年12月6日,日本投降幾個月後,軍警包圍了八道灣十一號。面對朝向自己的槍口,周作人只站起來說著:“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就被軍警帶走了。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審,雖有“照料北大”“保護校產”等辯白,還是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褫奪公權10年。後經復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10年。——這位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先驅、聲名顯赫的文壇大家,竟然走到了這樣一步,在此之前恐怕無人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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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受審獲罪的周作人

已經年過六旬的周作人在監獄裡度過了將近三年的時間,直到1949年1月,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難以維持之時,才得以被保釋出獄。新中國成立之後,他重新回到北京舊宅,以譯書寫稿為業。1953年,周作人被法院判處剝奪公民政治權利,於是他置身於各項政治生活和運動之外,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

因為沒有任何公職,周作人需要靠手中的這支筆賺錢養家餬口。50年代初,在周揚、馮雪峰等人安排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買下週作人譯稿,每月預支給他二百元生活費——可以說,這對他已是頗為照顧。同時,他又時常為報紙撰寫隨筆文章,以稿費補貼家用。這些文章雖然隱約可見他在大環境影響下的一些改變,但無疑是遊離於時代文學主潮之外的,不會受到真正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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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止庵編纂的《周作人譯文全集》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周作人的譯文作品中,由近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後完成,這是繼五四之後,他人生第二個翻譯高峰,翻譯了近四百萬字的作品,主要為古希臘和日本的經典文本。

在友人的建議下,周作人還開始寫作與魯迅相關的文章。建國之後,魯迅受到尊崇,有關他的資料也因此備受關注。在這方面,身為魯迅二弟的周作人自然有得天獨厚的資本。在1923年兄弟二人失和之後,周作人幾乎從不公開提到魯迅,但這時他開始寫了,並且前後寫了幾十篇之多,後來結集為《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這些文章當然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但念及他曾那般決絕地斬斷親密的兄弟之誼,晚年卻要靠寫魯迅的回憶文章來餬口,也不能不讓人感慨命運的弔詭之處。在文章中,周作人控制著微妙的分寸感,採取近乎完全客觀的敘述,幾乎不加以任何主觀判斷。但越是微妙小心,越是證明字行之下有無法消泯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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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分別初版於1953、1954年,並都在幾年之內再版。

就這樣,他寫著未必真心想要寫的文章,譯著不確定何時才能發表的作品。彷彿過上了和從前一樣的平靜書齋生活,卻是從五四時期的弄潮兒,變成了新時代的零餘者,一直處於壓抑與畏縮的狀態。

到底為什麼不走?

永遠繞不開的問題是:這位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啟蒙的先驅、文學革命的主將,是怎麼走向那一步的? 1937年,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大、清華也都宣佈南遷,身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為什麼不走?

眾所周知,周作人一直醉心於日本文化,他留日數年,將東京視為第二故鄉,又與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結婚。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他還曾在講演裡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主張“修武備”、“用強力”來應對日本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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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家庭合影,前排右為羽太信子

不過在這之後,周作人從實際情況考慮“武備”問題時,是持悲觀態度的。在1934年冬至日寫就的《棄文就武》一文中,他談到:“假如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殲滅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罷?”“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這四十年間便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此是明顯的事實毋庸諱言”。言下之意,如果兩國相爭,沒有海軍的中國恐怕沒有應戰的能力。

同時,他從文化考察的角度寫關於日本的文章,每每站在文化研究、甚至人類文化的立場來發言。他曾在文章中寫道:“中國與日本現在是立於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想“離開現時的關係”,考慮“永久的性質”,正是典型的周作人思路。但問題在於:當侵略戰爭已是迫近的現實,要如何才能“離開”?錢理群在《周作人傳》中這樣說:“當侵略與被侵略的政治、軍事、經濟衝突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主要事實時,周作人要以純文化的觀點去考察中日關係,從邏輯起點上就走向了迷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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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版本: 華人出版社 2013年

所以在1937年前後,周作人對這一問題表現出的主要態度是遲疑。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29日,北平陷落。但周作人終於沒有出現在南下避難的隊伍中。他將“苦茶庵”改為“苦住庵”,反覆提及杜牧的詩句“忍過事堪喜”,選擇留在北京“苦住”。

當時,許多友人與同僚都對他的選擇表示過關切。郭沫若公開發表文章《國難聲中懷知堂》,用他典型的感情充沛充滿誇飾的語言說,“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調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為何如此在乎周作人的去留和選擇?正是因為人人都知道周作人的地位和意義。在中日兩國文化界都備受尊崇的他,不可能如己所願地留在淪陷區做一個普通的順民。如多年以後張中行在《再談苦雨齋》中所講:“‘七七’事變,日軍侵佔北京,像他這樣的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計。……日本人會利用他,這是任何人閉目都會想到的……”。

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軍方背景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雖非正式“出山”,消息傳出,還是引來一片譴責與勸誡之聲。茅盾、郁達夫、老舍、胡風、丁玲等十八人發表《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表態“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查熟慮,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根據唐弢的回憶,這一事件更是在青年中造成一種“被原來信任過的人欺騙了、侮辱了似的心情”。

1938年8月,周作人又收到身在英國的胡適寄來的一信,信中乃是一首詩:“臧暉先生昨夜做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智者識得重與輕”,如此懇切之言,周作人亦有所動,但在回詩中他還是表示:“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託缽募化些米麵……”

身邊學人大半南下,周作人一再重複攜家眷南下之艱難,顯然不能成為充分的理由,更何況友人們的關切與勸誡已構成不小的力量。真正可作為原因的,大概還是他一貫退後的處事態度,和對戰事的遲疑與悲觀。

“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

似乎是1939年年初突發的一場槍擊事件,讓周作人走向了另一條路。那天,周作人正與到訪的學生沈啟無在家中談話,一位聲稱來自天津中日學院的李姓訪客求見,進來之後只說了一聲“你是周先生嗎?”便開了一槍。然後對著客人沈啟無也是一槍,就出門離去。為了逃脫在門外又開了幾槍後,導致一位車伕在這一事件中身亡,兇手則脫身離去。周作人本人左腹中槍而未入,並無大礙,但顯然頗受驚嚇。暗殺人究竟何人,至今只有猜測而無定論。但暗殺之原因,卻必然與周作人是否將附逆的選擇有關。

事件發生後,周作人不再敢出門,也因此辭去了燕大教書的職務。日偽警區署則在第二天就派來便衣到周作人家中行保護之責。或許是感到遲疑的狀態更加危險,又或許是開始依賴來自警區署的保護,十天之後,周作人就收下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聘書,走出了決定性的“下水”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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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46年審判現場

只要走了第一步,接下來就似乎變得“順理成章”。1939年8月,周作人接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職務;9月,成為日本軍方控制的東亞文化協會成員;1940年,周作人又被任命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由此,周作人的身份變成了日偽政權的官僚,“下水”一事,在事實上已經確鑿。

幾種職務,周作人主要是掛名任職,並無多少實務。但對於日方來說,他們要的就是“周作人”這個掛名。而且,以督辦的身份,周作人在各種場合發表訓詞,談“親仁善鄰”,甚至大談“治安強化運動”。這固然是身在其位的“應酬文章”,但“既非脅迫”,他當然也要自己承擔責任。

晚年周作人回顧這一事件,表示“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在1946年的審判庭上,周作人答辯稱自己是為“照料北大”,“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但當被問及擔任教育總署督辦、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偽新民會委員等職務時,他便“期期艾艾,對答之間頗感尷尬,但仍東拉西扯”。——論保護校產,周作人確有貢獻。但這些令他“期期艾艾”之處,恐怕是他自己也不覺得可以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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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生前最後的作品,為個人回憶錄,曾於1964年在香港《新晚報》上刊登了一小部分,後來首先在香港出版。

即便不完全以民族主義的態度視之,一位宣揚人道主義、個性解放的新文化者,竟然成為日偽政權中的一個傀儡官僚、一個被利用的文人,這大概才是讓人最感悲哀的事。

“過於退後”的歷史悲劇

為了理清關鍵的來龍去脈,用了太多篇幅來講述附逆這一事件。但周作人之為周作人,畢竟有另外一些一以貫之的東西。

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周作人翻譯《貞操論》、介紹藹斯理,是人道主義、婦女解放思潮的有力推動者,他還曾一度醉心於新村實驗,也曾有過烏托邦式的理想。但並未持續太久,周作人就發生了向內的轉向,他反思“對於文藝與人生抱著一種什麼主義”的自己,“現在所愛的乃是在那藝術與生活自身”。提出了“自己的園地”的他,成為一個相當徹底的個性主義者,他選擇卸下所有的理想與主張,而回歸生活本身,尋找“生活之藝術”。他並不是完全不關心現實,但在失望之中,寧願“閉門讀書”,培養達觀與閒適的態度。即便捲入了歷史運動的大潮,他也始終努力保持自己的個人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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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的周作人,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永遠的溫和客氣,以及嗜書成癮。他對讀書和寫作的興趣已經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癮,是他生存的方式。張中行將其概括為“學而思,思而學,有所思就寫”,“讀書成癮,不讀受不了,癮是勤的更上一層樓”。許廣平還談及魯迅曾說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周作人好像就有這種以讀書來疏離一切,也抵抗一切的能力。無論何時,只要他的手中有書,再有一支筆,他彷彿就能自得其樂,不在乎其他。

——於是我們才能看到,無論是附逆期間,還是身陷囹圄,或是此後失去政治權利的晚年,他都不曾停止研讀與寫作。他在學問與文化上的造詣來自於此,但這又好像是一種遁世與避世的能力,讓他無論面臨何種艱難或尷尬的情況,只要還能閉門讀書,就可以退後一步,平靜淡然地應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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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編集》(套裝36冊),包括《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談虎集》等隨筆作品,也包括《歐洲文學史》《近代歐洲文學史》《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文論著作。周作人常年筆耕不輟、一生著述頗豐。

張中行在《苦雨齋一二》中談及北宋初年的呂端有個評語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讓他想到周作人,“惋惜他不能學習呂端,而是與呂端相反,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而據周建人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回憶,魯迅在去世前曾“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

但周作人終於還是選擇了這種過分冷靜與理智的“退後”。直至晚年,周作人仍是以平淡、冷靜的語氣敘述那在旁人看來“最大的悲劇”。但他又是否真的能超然於此呢?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時,著名記者黃裳曾訪問過他,他眼中,周作人“沒有了那一臉岸然的道貌,卻添上了滿臉的小心”,他問“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絕口不言一說便俗的他何以在這次法庭上又說了那麼許多不免於‘俗’的話?”周作人“有些囁嚅了”。這種“有些囁嚅”的神氣,似乎與晚年周作人的狀態相符,卻是此前的他未曾有的。

尋求個體的獨立性,卻終於在歷史的大潮中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其失去,實在令人嘆息。非白即黑的審判可以不再做,但個人與歷史,個人與時代之間的進退選擇,卻仍然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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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作參考了錢理群《周作人傳》、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止庵《周作人傳》、孫鬱《魯迅與周作人》。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作者:李妍;編輯:小鹽。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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