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歷史：玉里看中國》

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 2015年12月第1版 ISBN：978-7-5477-1523-9

著者：高宇 文化作家，自由撰稿人，“宜興青瓷製作技藝”傳人，無錫江南青瓷社文化統籌；著有《瓷裡看中國：一部地緣文化史》

本書提要：

這本書以“文化”為主線講歷史、講玉。但“文化”不是簡單的逸聞故事、繁文縟節。它以人的思想迭變為骨，以人的行為傳承為肉，或以文字、或以心口、或以器物，代代相延。歷史這部長劇，英雄也好、草根也罷，都只是龍套，“文化”才是決定它樣貌的導演。本書就以這種視角解構歷史，再用玉之一物，來把解構出的這個不一樣的歷史呈現給讀者。因此，本書講歷史卻不說故事，講玉卻不談鑑定。但喜歡歷史的讀者，可以從中管窺歷史的本相而打開一個新的視野；喜歡玉的讀者，亦可以從中認識真正的玉文化而獲得品玉的“眼力”。

第三章 玉一樣的君子

• 第一節 二元的世界

一、二元化的社會

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當時有位二十來歲的小姑娘問我：“奧巴馬是好人壞人?”

著實讓人哭笑不得，不過認真一想，這又何嘗不是兩千年來中國人慣常的思維模式呢，即使我們已經實行了30年的對外開放，這個模式在民間還是有著它厚重的生存土壤。一直以來，中國社會都是一個二元的世界，準確地說是思想一元，社會結構二元和認識論二元。一元的思想就是我們上一節裡說過的那個“統一的道德社會，即使目不識丁的老百姓，也接受並恪守著與文化階層相同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也就是從漢代開始的，以儒學為體構建的意識形態。在這個一元的意識形態之下，社會根本上都是二元結構的，比如城、鄉二元結構。

中國從古代直至近代，城市和農村是脫鉤的，是兩個互不相通的社會。在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制度叫做保甲制度，就是一個全國聯成網的控制方法。

歷代保甲制度對比：

保甲最關鍵的作用點就是“聯保”機制。“聯保”就是各戶之間聯合作保，共具保結，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舉發，十家連帶坐罪。這個制度除了基層治安和監視異端、預防造反的功能外，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是控制“流民”產生。在古代社會“流民”是重罪，一人出走成為流民很可能全家甚至聯保的五家、十家都經受牢獄之災。之所以對於流民如此地防範，怕他們落草為寇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古代國家的財政收入幾乎全部來自於土地和農業產生的稅、賦。這些稅、賦的承擔者就是自耕農和佃農，一旦他們不堪重負成為流民，國家就會相應減少一部分稅、賦。流民多了，自然國家就沒錢了，沒錢了自然也就快亡國了。因此，農民的流動是被禁止的。

明周臣《流民圖》局部

古代雖然也存在人口遷徙，但那不是現代人這種個體的自由遷徙，而是大規模的強制遷徙，一定是因為某種政治或戰爭的原因，國家統一由一地向另一地進行整體遷徙。象明初的山西洪洞大槐樹、明初的江西填湖廣、清初的湖廣填四川都是這樣。另外，城市就是城市、鄉村就是鄉村，它們之間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轉化，最容易實現城鄉轉化的社會角色——商人則一直是被壓制和限制的，“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治理天下的金科玉律，是衡量一個帝王是昏君還是聖君的重要標準。

同樣的，城市裡和鄉村裡也都是二元結構，城市裡是官與民的二元結構，鄉村是士紳和農民的二元結構。中國從周代進入農耕社會，從那時起，中國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社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從漢代到民國，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壓制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鄉村的二元結構。士在周代是最低級的貴族階層，也就是“王、諸侯、卿、大夫、士”裡面的士。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到了戰國後期，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大批著名的草根達人登上核心政治舞臺，他們多被稱為卿士，慢慢地士就成了有政治地位的知識階層的稱呼，科舉制之後，凡讀書應舉之人就都被稱為士子或士人了。

紳在《說文解字》裡的解釋是：“紳，大帶也”。大帶就是從天子到百官腰中最重要的那條大寬腰帶，因為多為絲織物製成，其華麗有餘而不堪負重很難加飾金玉，因此後世往往在大帶上再束一條革帶，上面有裝飾性的帶板和連接佩飾的帶銙，尾部還會配裝鉈尾。象宋摹唐畫《歷代帝王畫卷》裡的隋文帝冕服像就是典型的大帶加革帶，成為一個完整的腰帶。不同級別的人腰帶上用的裝飾材料不同，數量也不同，高級別的一定是用玉，所以也通俗地被稱為玉帶。大家看傳統戲曲的時候，角色如果是當官的，他腰上有個吊在官袍上，經常要用手託著的大圈，那個就是根據明朝玉帶設計出來的，就是抽象化的紳。所以，紳指代的就是官、是權勢。

隋文帝冕服像

《清人戲出冊٠斬子》

可以看出楊六郎的左手始終端著一個大圈，這就是藝術化了的玉帶。

明玉帶銙

這是一套典型的明代玉帶，共十八塊帶銙。可以想象這條玉帶必然鬆鬆垮垮，因此才有了戲曲裡那個程式化的大圈。

那麼就很清楚了，士紳就是一樣一種人，他有文化同時又有官的身份，至少是有功名。這樣，凡是對中國歷史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立刻會把士紳對位到一個階層上——曾經應過科舉並且至少取得了功名，從而成為官員體系裡一員的人，至於那些現任官員和卸任官員就更在此列。這些人就是古中國鄉村二元社會里佔統治地位的那一元，至於他們是否是地主，是否有錢則完全沒必要擔心。大家別忘了《儒林外史》裡的那位范進，落魄地沒飯吃被老丈人打了一油巴掌的范進，不過中了個舉人，就“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 從此進入了士紳階層

浙江武義郭洞村何氏宗祠

這是位於中國古代核心經濟、文化區域內的一個鄉村宗族祠堂，與它類似的祠堂是中國古代鄉村事實上的真正“政府”。

因此，士紳可視為文化、財富、權勢三重壟斷的階層，不是那些小土財主們，同時他們還通常是宗法制下的族長，他們理所當然地是鄉村實際的統治者。鄉村裡的其他人還有幾種：一種是託庇於士紳的人，比如家丁、用人、管家等；一種是佃戶，他們租種士紳的土地；一種是自耕農。前兩種直接被士紳統治，後一種在宗法和道義上被士紳統治。鄉村的二元社會就這樣被固定下來了兩千年，士紳本身就是國家統治集團的一員，在自己的封閉鄉村裡他們又是直接統治者，古中國就由無數個這樣的二元鄉村構成，在大部分時間裡鄉村二元結構的穩定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穩定。

二、二元價值觀

既然古人不管在哪裡生活都是在一個封閉的二元社會里，長此以往自然就會形成一種二元的價值觀和評價體系。

這跟二元化的結構一樣，都是過早出現農耕文明的必然選擇。農耕文明按照各種自然規律來制定農業勞動的內容和規矩：什麼時候播種、什麼時候除草、什麼時候施肥、什麼時候收穫都是板上釘釘的，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胡來，必須要守規矩。守規矩的結果就是不再會跳躍式的思考。種子種下去，按照規矩幹活，只要氣候不太反常，最終就能收穫算得出來的糧食，就能提前知道後面的生活。這是一種穩定，古代社會里穩定是一種很奢侈的待遇，農耕的中國社會最早也最長時間達到了。因此，中國人的基因裡就尋求穩定並滿足於穩定，當然，穩定的代價就意味著個性的消失，只有個性消失，所有個體趨同，才最容易保證整體的穩定。所以，人不是好的就是壞的、皇帝不是明的就是昏的、官不是忠的就是奸的。去掉了中間那些高低不平的狀態，還有那些難以預測的變化，這樣才能有可控的穩定。這就是二元價值觀和評價體系的淵藪。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我們讓古人思考諸如“宋高宗的歷史功過”、“怎麼多角度認識岳飛”這樣的問題，無疑是問道於盲。因為在二元體系裡，趙構是昏君、岳飛是忠臣都是著於人心的鐵案。但當我們今天能夠跳出這個價值體系，以客觀、辯證的眼光來做歷史分析時，這兩個人的形象就不一樣了：也許趙構就是一個有政治能力、能審時度勢的君主，而岳飛可能只是個缺乏政治素養的職業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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