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書
帶你走進帝國與國際法
薦書人
劉天驕
復旦大學法學院師資博後，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哈佛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2015-2016）
研究方向：法學理論、英美憲法
01
Rage for Orde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0-1850
英文版
中譯本
Rage for Orde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0-1850.
Lauren Benton and Lisa 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中譯本
《法律帝國的鑄就》
法律出版社，2018年
翻開這本書的扉頁，是一首來自美國現代主義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歌節選，《基韋斯特的秩序觀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1934)。在2011年，傑·帕里尼將這首詩排在了所有美國詩歌的第二位，僅次於沃爾特·惠特曼《我的歌》。
Oh! Blessed rage for order, pale Ramon,
The maker’s rage to order words of the sea,
Words of the fragrant portals, dimly-starred,
And of ourselves and of our origins,
In ghostlier demarcations, keener sounds.
（詩歌全文參見：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3431/the-idea-of-order-at-key-west）
詩的故事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島上。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這個島嶼基本是與世隔絕的，包括海明威和弗羅斯特在內的許多文學家，經常訪問基韋斯特，以期從那裡獲得靈感，史蒂文斯也是其中之一。這首詩在哲學上是複雜的，想象與現實相互依存。全詩描述了敘述者和他的朋友看到一個女人在海邊唱歌的場景。歌聲與大海之聲亦真亦幻，她是歌者，也是締造者，她心中彷彿一無所有，卻締造了歌中之境。一曲既終，敘述者轉過身，面向現實中的小鎮、燈火、漁船與夜幕。
這首詩的出版時間比這本書早了近一個世紀，但它們都在講述關於秩序的故事，故事中都包含著一股巨大的張力。前者作為典型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無疑是重要的寫作背景。戰爭徹底打破了歐洲社會岌岌可危的舊秩序，而戰爭給整個歐洲帶來的巨大災難，致使敏感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對西方原有的價值體系和倫理體系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詩人在各種意象之間，勾勒出戰後真實世界中的失序、分裂、破碎與無意義，而透過詩中海邊女人的歌聲，彷彿又締造了一副想象世界中的山嵐、海風、星光與地平線。在真實與想象的張力中，詩人發問，“雷蒙弗爾南德斯，如果你知道，就告訴我吧，為什麼一曲既終，我們轉過身，面向小鎮，為什麼閃爍的燈火——停泊在這裡的漁船上的燈火，在夜幕低垂之後，在空中傾斜——雄踞黑夜，平分海洋。釐定了明亮的地帶和熾熱的兩極，擺佈著、低沉著、魅惑著的夜。哦！可憐的雷蒙，保佑對秩序的狂熱吧，締造者狂熱地把大海的語言排列成序，這是芬芳之門、星光隱約的語言，這是我們自己和我們起源的語言，在更為朦朧的界限中，在更為銳利的聲音中。”
後者，也就是勞倫·本頓與利薩·福特的這本書，Rage for Orde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0-1850，探求的則是歷史中“不為人知且不同尋常”的故事——大英帝國曾試圖通過對法律的重新設計，為19世紀早期的世界，重建全球秩序。而本書的最後一章，又以“大無序（A Great Disorder）”為題，以“大無序即秩序”為最後一節，揭示了作者對這一秩序的解釋核心，可能恰恰就在於一個悖論，即這種秩序的本質就是無序。大英帝國通過法律構建世界秩序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偶然和混亂的過程。在這種看似悖論的解釋中，我們能讀出作者對帝國秩序的重構與批判。而也正是在這種張力中，國際法的誕生有了全新的“史前史”敘述。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關國際法史的研究都依賴於經典文本，或是理論著作，或是重要判例，通常集中在思想史領域，但作者的關注點在於不同政治體的關係、動態博弈和具體實踐。作者通過對法律實踐、法律多元主義和管轄權衝突的研究，重構了帝國秩序的面相，並剖析了這種帝國秩序如何影響國際法的發展。
作者從調查委員會、殖民地請願書和內部備忘錄這些塵封已久的瑣事入手，描述了一段極其重要的歷史進程：在歷經半個世紀的戰爭後，英國於1815年成為全球性強國，並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在此期間，新老英國臣民開啟了一項狂熱的、發端於多箇中心的努力，即試圖通過法律變革，為民眾、地方以及從拉普拉塔河岸延伸至波斯灣和廣袤的太平洋群島的商業交易構建秩序。而英國對秩序的渴求，對殖民地的內部和外部治理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藉助跨越文化與政治隔閡的法律知識與法律實踐，這一通過法律為帝國重構秩序的計劃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它改變了世界格局，使帝國成為全球治理的中樞，並構建了一個政治上碎片化的區域性法律體系。
而在面臨如何解釋19世紀末 “帝國法” 向 “國際法” 的轉變這一問題時，作者選擇了不同以往的路徑。即要麼把19世紀歐洲帝國力量向全球的擴散和歐洲法律實踐在殖民地的翻版過程，解讀為19世紀的國際法形成歷史，要麼把在廢除奴隸貿易的自下而上的人權運動中，逐漸形成的普世的、共同接受的國際人權法基礎，視作後來正式國際法的起源。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作者抓住的既不是“頂層設計”，也不是“底層反抗”，而是殖民地的中級官僚階層（mid-officers）。作者認為這股中層力量，或許才是國際法誕生的關鍵。
與此同時，另一種對國際法史的研究路徑，與當時“崛起中的帝國——美國”有關。學者們將美國憲法描述為一份深受萬國法理念和實踐影響的文件，《獨立宣言》使某種政治實體的內部行為呈現出實證國際法的特徵。《邦聯條例》與《聯邦憲法》本質上屬於北美各州之間的和平協議，而其思想基礎在於將聯邦主義視為多層次帝國主權結構的一種變體。這一傳統深深根植於歐洲，實現了政治實體間“內部”和“外部”秩序框架的融合。作者在此基礎上指出，大英帝國憲法的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嘗試，就在於國內法和國際法之間的連通。
最後，作者回到了帝國秩序的合法性批判。很顯然，帝國秩序無法阻止暴力的出現，也無法實現國家間的平等——“在大英帝國的法律政治影響下形成的區域性體制蘊含了難以根除的暴力，同時，它們也使國家間的不平等進一步具體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大英帝國對法律秩序的重構，彷彿反思性地塑造著今日為人們所熟悉的正式國際法，但它所指向的世界，是一個約翰·奧斯丁認為永遠不會出現的世界。
02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Duncan Be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2011
中譯本
《更大的不列顛：帝國與世界秩序的未來，1860-1900》
譯者:劉天驕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在譯）
這本書的封面是法國畫家古斯塔夫·多爾（Gustave Doré）1860年的作品，畫的是一個新西蘭人棲息在一座倫敦破落的拱橋上，望著聖保羅教堂和周邊的廢墟。學者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幅畫作捕捉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對帝國的預感和焦慮。19世紀，一代又一代的殖民政治家和評論家們漸漸不再對遙遠的領土和殖民地抱什麼希望，更糟的是，他們甚至開始對這些地方恐懼。人們的噩夢是，羅馬的命運最終將降臨英國，換句話說，毫無節制的海外擴張將加速帝國中心文明的崩潰。
有意思的是，本書作者鄧肯•貝爾的研究卻展現了一幅積極的帝國願景。通過對維多利亞時代一系列作家和思想家的挖掘，作者勾勒出人們期待世界秩序,而不是回到陰暗過去的景象。本書源自作者2004年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論文，是最早一批對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生活的研究之一。這本書既是專著又是宣言。作者的主要研究目標是復興維多利亞時代那些被忽視的、將“更大的不列顛”理念化的人。“更大的不列顛”，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指聯合王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部非洲殖民地之間聯合成更為緊密的聯盟。作者同時呼籲，研究19世紀政治思想的歷史學者應當追隨早期學者的腳步，認真對待帝國。
在此之前，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概念通常被認為與國內的政治辯論無關，因此該時期的帝國研究，一般屬於經濟史學者或帝國史學者的領域，而非政治史學者的領域。而鄧肯·貝爾的這本書，卻帶給人們理解19世紀晚期大英帝國政治辯論的一個全新的、令人振奮的視角。作者指出，1870年後大辯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英語民族的聯合（a union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這被當時的人們視為一個足以與美利堅合眾國相競爭的、嶄新的全球化世界。
在19世紀動盪的最後幾十年裡，隨著民主浪潮的迫近以及全球經濟和戰略競爭的加劇，人們的政治想象正被重塑，與此同時，英國的思想家們在努力解決如何最好地組織帝國的問題。許多人在“更大的不列顛”中找到了那個充斥著焦慮的時代的答案。
在書中，作者分析了這場圍繞“更大的不列顛”內容豐富卻容易被忽視的辯論，考察了思想家們是如何構想出這個龐大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共同體。該理念是作為一個解決大規模民主（mass democracy，指選民人數眾多，但很少有選民認識候選人的民主選舉制度）和國家衰落的方案而提出的。從創建一個遍佈全球的民族國家這一難以置信的宏偉目標，到加強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現有聯繫的現實方案，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必須注意到的是，所有這些想法都來自於民主導致的不安，來自於英國全球霸權面臨的挑戰，來自於全球化辯論所預期的全球合作與交流的新可能性。作者探究了這場辯論中各方對國家、種族、空間、民族和帝國的態度，強調了關於希臘、羅馬和美國的想象所發揮的重要理論作用，也闡明瞭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政治思想和知識生活的重要面向。
Round Table的主編安德魯·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在評價這本書時說道，鄧肯寫的是19世紀的辯論，“卻帶給我們對今天所處時代的思考”，“或許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的方法和進路都不那麼‘史學’，但它在當代卻非常引人關注。”
03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Jennifer Pi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揭示國際法帝國起源的故事。人們通常認為，現代國際法的起源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的興起。在這種敘述中，歐洲國家視彼此為互相尊重、自由平等的主權國家，它們制定法律原則來管理彼此之間的關係，後來又把這些原則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事實上，正如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所展示的，國際法的形成，其實是受到歐洲與非歐洲國家和帝國之間的關係影響，今天國際秩序中的不平等結構，就是這種關係留下的可見遺產。
本書關注的是18、19世紀帝國擴張的時代。作者考察了在歐洲日益強大的同時，關於《萬國法》（law of nations）的普遍主義主張，也揭示著18和19世紀政治思想中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矛盾。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和行政官員們致力於通過法律來管理與非歐洲人之間的新興關係。歐洲列強依靠軍事和商業上的主導地位，根據自己的準則和利益制定條款。儘管歐洲人聲稱《萬國法》是一個植根於平等和互惠價值的普遍制度，但後來事實證明，他們統治世界的法律其實是狹隘的，深深地捲入了帝國主義的色彩。埃米爾·瓦特爾（Emer de Vattel）、約翰·韋斯特萊克（John Westlake）和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都是當時推動萬國法發展的關鍵人物。普通外交官、殖民地行政官員和記者在這一進程中也發揮了作用。而當時一些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也都影響其中。然而，也有一股與這種日益增長的共識相反的聲音，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人就堅稱，不應被忽視歐洲國家在海外負有的廣泛法律義務。作者認為，不平等繼續困擾著全球事務，而這些批評為審視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此外，在這個帝國被置於國際法史中心的故事中，作者還為我們揭示了複雜的另一面。十八世紀後期，在普遍主義法律觀念占主導地位時，關於國際法的論述常常明確將“文明世界”作為一個道德共同體的普遍理想。但普遍主義和平等的概念往往掩蓋了其中排外的、以歐洲為中心的部分。正是《萬國法》為征服領土、扣押外國船隻和實行歧視性貿易制度提供了正當理由。後來在20世紀，國際法又幫助了那些與帝國鬥爭和爭取自決的人。國際法既是強國的工具，也是弱國的武器。
04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 Imperialism
英文版
中譯本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 Imperialism
Karuna Mante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中譯本
《帝國的辯解——亨利·梅因與自由帝國主義的終結》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本書是一部複雜的思想史著作，在對亨利·梅因作品的細緻入微的解讀中，作者重新詮釋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本書是對Uday Mehta、Sankar Muthu和Jennifer Pitts等學者最近研究的回應，作者探究了這批自由主義（帝國）思想家的複雜面向——他們不僅在寬容不列顛帝國主義，甚至還在推動不列顛帝國主義。作者指出，自由主義者們從普世性的信念和人性可塑性的基礎出發，試圖通過積極干預殖民地當地社會以改變他們。建學校、推廣基督教、根除“野蠻”的地方習俗、市場改革等等自由主義舉措，都源於一種信念，那就是帝國的目的是讓當地人在思想上和習慣上都變得“更不列顛”。作者指出，即便這種進路沒錯，但如果我們只關注帝國的自由主義面向，就會忽視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場轉向保守主義（帝國）意識形態的根本變革，而這種保守的意識形態，則為帝國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辯解。
根據作者的考證，這批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起源於1857年的印度兵變和1865年的牙買加莫藍灣叛亂。帝國觀念和帝國政策在此期間發生了顯著的轉向。人們開始反思之前自由主義“進步”和“文明”觀念對帝國的證成。梅因恰恰就是這一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作者認為，梅因的著作不僅影響了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的發展，還對維羅利亞晚期帝國意識形態和統治實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1858年11月1日，維多利亞女王發表聲明，明確否認英國有“將文明的新年強加於我們海外臣民之上的權力和意願”。從此，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權被收回，直接由王室派遣總督管轄。而這第一屆政府，更是提出了“不干涉主義”作為英國統治印度的指導原則。人們認為，是過去對殖民地社會的過度干預激怒了被殖民者，並得出結論，像印度這類的傳統社會與現代歐洲大不相同，根本不可能接受文明的改革，是不可逾越的種族差異。殖民者不再關心改造當地社會的制度。這一帝國的全新指導原則——間接統治——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
05
大英帝國的經驗：
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
《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
譯者: 黃鈺晴
八旗文化出版社，2018年
這是一本中國臺灣學者翻譯的日本學者寫作的英帝國史著作。作者從島國的視角去理解和重建大英帝國的國家認同，而譯者在導讀《島嶼成帝國——大英帝國經驗的再思考》中，也格外強調了“島嶼”的身份，很顯然隱含著自己的問題關照。書中討論了這麼幾個問題，帝國究竟是誰的帝國？如果是國會政要的帝國，那麼非倫敦地區或非不列顛島上的殖民者是否屬於帝國的成員？如何將這些人的身份認同納入帝國？是否應該討論被殖民者的帝國認同問題？作者架構起英國海外殖民的歷史、物品交換的歷史、女性的帝國史，在中心與邊緣之間，白與非白之間的交錯和互動下，展現著一副空間不斷延伸的帝國史。
現代社會中，無處不是帝國留下的遺產。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曾經透過貿易體系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大英帝國，從體制上、政治與文化意識型態上，在歷史記憶中留下一道道烙痕，成為“現代化”的主流標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各派史學家揭露帝國強權如何從政治經濟或文化帝國主義上吞噬地方，摧毀或中斷原生文化的自信與創造力，而二十一世紀每一處政治衝突地區，也都與帝國主義脫不了關係。
《大英帝國的經驗》也可以放在此脈絡下探討。大英帝國帶來的全球性意識型態，自由主義、民主體制、市場經濟、科學與量化，乃至於物質生活方式，諸如飲用紅茶與咖啡的習慣、博物館與博覽會、觀光旅行、消費與物質享受，都被放在西方霸權與文化帝國主義下被嚴厲檢視，揭露“自由”假象下的真面貌。每一段關於帝國的愛國故事下，都暗藏著暴力特質。然而也要承認，閱讀大英帝國史時，也看到了人性中具備的強大爆發力、創造力與競爭性。帝國形成的過程中，思想、信仰、科學和工業互相結合爆發出革命性力量，創造出大量商品、交通網路和傳播媒介，讓帝國的擴張不只是戰爭和暴力，更重要的是透過思想宣傳和商品傳播，去吸引各地原住民，使得帝國勢力深入地方的過程，得到各地原住民相當程度上的合作。這樣的帝國故事，比僅僅是帶來殺戮和破壞的暴力更為複雜和矛盾。
大英帝國，在帝國脈絡中又是特殊的。作者在第一章就寫到，十八世紀英國知識分子自比為現代羅馬帝國。上古的羅馬從城邦擴張至跨歐亞非大陸的帝國，是在不同時期抵禦外來威脅下的結果，其政治架構顯示出羅馬始終沒有一貫的帝國政策。大英帝國亦是如此。大英帝國的特殊型態（地理範圍小與人數少的母國，三個世紀間面對範圍極大且各地差異性大的殖民地），從沒有一體適用的帝國發展計劃，各個精英團體追求的利益不同，且時空差距皆大，根本不可能落實一貫政策。大英帝國一直是且戰且走，當下這個時期的殖民地抗爭，會牽動下一個時期帝國處理殖民地的政策。比如北美獨立，牽動英國在其他殖民地重新思考統治方式，歐陸的政治革命浪潮，也影響英國國會處理改革運動的態度。
而帝國認同的問題，歷代大英帝國的國會議員，都無法肯定地說出關於這一議題有什麼一貫的政策。某些時代他們是強化他我差別，強化殖民者與被統治的人種差異以鞏固國家，在某些案例中，又強調維多利亞女王是帝國共同的母親，不同膚色的殖民地成員也被視為英國子民。
大英帝國雖然沒有一貫的政策，卻有基於自由的政治傳統，歷代政治人物一直嘗試以“自由”來包裝帝國的核心價值。大衛·阿米蒂奇藉由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解釋歷代英國知識分子清楚知道“帝國”與“自由”互相沖突，卻又必要共存。馬基維利認為權貴者追求個人野心、罔顧人民自由，而人民追求個人自由、卻容易好逸惡勞，兩者時常處於衝突狀態；然而羅馬共和體制能夠制衡兩者之缺失，因此政體既能擴張國力，公民又能享消極自由。
大英“帝國”和“自由”在意識型態上的緊張性到了十八世紀末得到紓緩。此時大英帝國儼然形成以海洋貿易為本的商業帝國，逐漸以惠格派強調的公民自由和自由貿易作為意識型態上的基礎，以商業貿易連結倫敦與其他城市、連結英國與全球四分之一的領土。儘管執行上矛盾重重，由倫敦作為核心而形成的新教、商業性、自由主義、與海洋性帝國，成為十八世紀以降的英國知識分子自我論述其政治思想的普遍方式。
帝國與自由相攜相伴，可是在面對龐大且複雜的殖民地，實際政策執行上卻時常激起災難性的事件。因此也有約翰．達爾文一再強調，大英帝國的實際運作不是在穩定大計劃下的單一整體，而是“複合式元素，相互矛盾的傳統，和不穩定的疆界”所構成的帝國。所以在本書中，我們既能看到以加勒比海為中心的十八世紀種植園的經濟帝國，依賴奴隸貿易來維持運作，另一方面，又有以征服形成的印度和非洲新帝國，以及十九世紀後半大量移民者形成的移民帝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再以自由貿易的方式，和英國形成不穩定的聯合體。
作者認為，大英帝國的特殊性、不穩定性，造成了帝國認同的困境。英國往外擴張後，殖民地的官員無法享受家鄉的自由傳統和代議制度，而愛爾蘭人、印度人或牙買加人，對帝國又會有另一種認同／不認同的方式。二十一世紀英國內部文化和民族的多樣性，依舊難以自我定義。這種模糊感其實一直伴隨著英國發展的歷史。比如英國雖鄰近歐洲，卻始終不願僅僅屬於歐洲，英國自帝國時代以來自視的全球化依舊形成很重要的國家認同。這也是為何英國人不斷抗拒歐盟的秩序，因為服從歐盟，有違英國憲制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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