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書
帶你揭開英國君主制的神秘面紗
英國在憲政領域對於近世的影響可謂深遠。沒有英國在制度和思想層面為現代民主提供的先例，當代政治很可能是另一種樣態。然而，英國的政治與法律思想也給人們提供了諸多在語義上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譬如“王在議會”、“女王（國王）陛下最忠誠的反對黨”，“王低於和高於法律（REX INFRA ET SUPRA LEGEM）”，以及“國王的兩個身體”，這樣一系列模稜兩可，或者說富有張力的概念。這些概念某種層面上構成了英國政治—法律思想的底色，迫使我們不能以一種片面的、單一的路徑去理解英國和及其憲政體制。
2018年，隨著恩內斯特·康特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和馬克·布洛赫的《國王神蹟：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兩本重要譯著的出版，君主制，或者說關於神聖王權的討論，重新成為中文政法學界的熱點。
然而這事實上反映了對於君主制研究長期以來的一種焦慮，即我們可以大體以一種韋伯式的去魅視角去看待君主制在國家建構和現代轉型時期的制度性作用，卻難以找到一種合適的進路去討論王權本身的神聖性和神秘性。什麼是神聖的？神聖性以何種方式來運作？神聖王權為何會長期存在？因此，本次推薦5本有關英國君主制的學術專著，試圖讓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在歷史上作為最主要政體形式的君主制本身。
薦書人
王凱
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2016級博士研究生，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18-2019）
博士研究方向：英國憲法，都鐸——斯圖亞特時期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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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
（英文版）
（中文版）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Ernst H. Kantorowic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中譯本
《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
[德]恩內斯特·康特洛維茨 著
徐震宇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康特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在西方學界早有盛名，無論是出版伊始的詰難還是晚近的讚譽。年初中譯本的出版問世，使得君主制、政治神學、國家與教會等議題重新成為政法學界關注的熱點。作為一本“萬花筒”式的著作，千餘字的推薦必然無法一一涉獵。此處僅就筆者關注的問題略談一二。
經由此書，“國王的兩個身體”概念有望成為人們思考君主制、國家建構等問題的背景性概念。“大寫的國王”與“小寫的國王”的區分，幾乎可以涵蓋於一切帶有神聖、尊榮之色彩的職位擁有者。無論它是君主、總統或者公司總裁。從某種層面上說，《國王的兩個身體》一書不應該僅僅是相關領域學者理解現代國家建構的一種非韋伯式的，也即政治神學的進路，也可以成為普通讀者理解日常生活各類職位擁有者的一種途徑。畢竟，貫穿此書的“合眾體”（corporation）一詞，更多是以“法人”的意思出現。
此書閱讀難度之大，在於讀者既有知識儲備的差異侷限了能夠從康氏著作獲取的“養料”，而非在論述主線上的晦暗不明。康氏從普勞登的判例報告入手，追溯獨體法人概念的生成史。“國王在他裡面有兩個身體，即，一個自然之體，一個政治之體。他的自然之體是一有朽之體······他的政治之體乃是一個不可見、不可把握之身體，由政制和治理構成······”通過回溯至十一世紀末諾曼無名氏的文本和奧托二世的微縮畫，呈現基督二性理論對於王權的影響，而後由十三世紀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英格蘭的布萊克頓展現法律對於王權的塑造，之後以教會奧體和王冠概念闡釋中世紀晚期政治體的延續性，最後回到卷首的設問，給出了“王家信條”的圖景：“‘國王的兩個身體’分開以及聯合，產生出了一種政治性道成肉身的教義，這是尊榮或政治之體抽象的道成肉身，並由此帶來了一個全新、世俗化版本的位格性合一，在其中，第一和第二位格，即尊榮與國王聯合在一起。”然而，此後關於但丁的一章，開啟了另一個問題的論證，即世俗化的人道宗教問題，這多少影響了全書論證的清晰度。
即便僅以“王家信條”作為某種結論，也足以體現現代國家的基督教神學因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氏中譯本更為重大的意義，是將基督教神學的維度帶回至政法研究的視野之中。現代國家的興起，不僅僅是國王與其他政治勢力的鬥爭，也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動的產物，也包括著“教會——國家”這一同樣重要的主線。一方面，教會的奧秘之體為世俗國家提供了“頭——身體”的制度參照，基督論則為王權提供了“永恆性的光環”。另一方面，神化國家與國王也是民族國家興起不可或缺的一步。在此之中，基督二性理論和共體不死理論成為了國王政治身體神性色彩的理論源泉。這一切，在既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甚至遮蔽。可以這麼說，康氏的著作，讓我們無法再對政治神學視而不見。
然而，我們還是需要注意，《國王的兩個身體》一書，即不是史學著作，也並非規範意義上的思想史和觀念史作品，它更像一部概念史研究。我們不能將康氏呈現的思想世界當做真實的歷史，並且某種程度上，要時刻警惕“擬製”（fiction）背後的“虛空”——也許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政治語境去對應康氏的理論譜系。在這個意義上，薩瑟恩也無疑是對的：“追隨康託洛維茨教授在中世紀尋找‘國王的兩個身體’之旅，就好比在黑夜裡的陌生國度裡漫步，景觀是時斷時續的，儘管有時也不乏壯觀瑰麗，但要想憑此辨識出這個國家的樣貌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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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神蹟：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
（英文版）
（中文版）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Marc Bloch, J. E. Anderson tran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中譯本
《國王神蹟：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
[法]馬克·布洛赫著，張緒山譯
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如果說，康特洛維茨藉助呈現“國王的兩個身體”的概念史，將神學帶回至政治研究的視野，那麼馬克·布洛赫的《國王神蹟》則藉助一個處於正統歷史學邊緣的社會現象（按他的術語“集體表象”），解釋了前去魅時代，為何需要神性的王權，以及神聖王權賴以存在的土壤。正如他所說：“一位國王畢竟不同於一位普通的高官，一種“尊崇氛圍”環繞著他，這種“尊崇氛圍”並非只是源於他所履行的職責。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拒絕正視籠罩在王冠上的超自然的光環，那麼我們怎能理解一些歷史階段所存在的如此強烈而獨特的忠誠感呢？”
馬克·布洛赫很精妙地呈現了“國王奇蹟”的開端，或者說政治動機。當聖化禮成為了國王神性的來源時，這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究竟是國王自有神性，還是教士造就了國王。為此，當“聖化”一詞在中世紀就意味著治病能力的時候，“他們遲早必定作為醫師而出現”。英法歷代的王朝政策，一直如一位真正的醫師一般，把脈著民眾的心理。瘰癧病治病儀式幾次主要的發展，事實上都與國王的江山是否安穩密切相關。治病儀式最初的發展正是在教皇革命時期。此後，每當英法國王王權式微之時，國王們都會更頻繁地展開治病儀式。“每當受損的王室聲譽需要修復時，王權宣傳員所偏好的主題幾乎總是涉及全部神聖王權，特別是神奇治療能力。”馬克·布洛赫甚至這麼說：“如果歷史學家試圖探索人們對王權忠誠的細微變化過程，那麼有關國王接觸的統計將引起他的興趣。”除了王朝政策的因勢利導，民眾為何願意相信國王的奇蹟的存在？作者指出，“除非人們早就期待從國王手中尋求奇蹟，那麼就不會如此輕易地宣稱奇蹟的存在······正是一定有奇蹟產生的信念，促成了人們對奇蹟的信仰。”從國王奇蹟這樣一個微觀的視角，馬克·布洛赫為我們揭示了神聖君權不僅源於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更源於民眾的心理。因此，當民眾接受了理性的思潮之後，神聖君權賴以維繼的土壤也就不復存在了。
除了內容的精當，《國王神蹟》聲名卓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其研究方法。如同意大利版序言所說：這部書的獨創性使它在專家圈之外亦具有生命力；但這種獨創性主要不在於其結論的新穎，而是在於它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它使用極為蕪雜的文獻，如神學、醫學、法學方面的著作，政論、行政文書、民俗學報告、繪畫、版畫、編年史、史詩，來重構一個統一的歷史問題；所用材料之廣博，不禁令人想到瓦爾堡與他的後繼者們也是在那些年間所開展的研究。《國王神蹟》是那種“跨學科研究思路”的一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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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Tudor Theory of Kingship
The Early Tudor Theory of Kingship
Franklin Le Van Baumer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6
那麼，在“國王二體”理論形成的都鐸王朝時期，人們所秉持的又是何種君權觀念？或者說，在都鐸時期，人們是如何理解君主制本身的。在富蘭克林·鮑默看來，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鮑默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他畢業於耶魯大學，並先後任教於紐約大學和自己的母校。他專攻思想史，主要論著有《西方思想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Western Thought），《宗教和懷疑論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kepticism），《現代歐洲思想》（Modern European Thought）和本次推薦的《都鐸早期的王權理論》。
作者試圖在此書解釋這樣一個問題，即在16世紀西歐主要誕生所謂“新君主制”的地區，法國有博丹，意大利有馬基雅維利，然而在英國，卻沒有一位能夠與上述兩者齊名或能夠完整提出君主制理論的思想家。為何如此？以及都鐸時期的王權觀念究竟是何種樣態？
在鮑默看來，唯有在一個政治體內部出現動盪乃至於分裂之時，思想家們才會嘗試在理論上設想一個“完美”的君主形象。無論是玫瑰戰爭時期的福蒂斯丘，還是博丹、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政治環境，皆是如此。然而在都鐸王朝時期，政治體內部的緊張被外部的壓力——宗教改革所導致的國王與教皇的衝突——所掩蓋。因此，至少在都鐸前期，英國思想界的思考，都聚焦於“王權至上”（Royal Supremacy），即世俗政治權力高於教會的精神權力，而非去思考君主或者主權者的權力是否應該受到限制。作為都鐸王權理論的塑造群體，王室宣傳家們的小冊子散佈著宗教改革之後，源於路德宗的服從論，並將其改造成更為世俗化的非抵抗理論。此外，在都鐸一朝，無論是亨利八世時期還是伊麗莎白時期，整體的社會氛圍皆瀰漫著對於權威的崇敬（the cult of authority）。而對於君主的崇敬，不僅是王室宣傳家的作用，更多的是源於宗教改革之後，英國朝野對於天主教入侵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包括軍事入侵，也包括由於女王的婚姻潛在地可能導致天主教王室成員在英國繼位。
因此，都鐸早期的王權理論，大體上是圍繞著“國家——教會”之爭而非“君主——議會（貴族）”之爭而展開的。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王權至上”。借用“兩劍論”，世俗的劍壓倒了精神的劍。國家獲得了支配宗教事務的權力。在這一過程中王室宣傳家論爭的對象不僅是教皇，也包括大公會議以及國內的教士階層。二是“王在議會”作為最高權力。鮑默特別提醒我們，不應該將所謂“King vs Parliament”或者“King vs Law”的前見代入至都鐸時期的思考。因為在那個時期，國王和議會中的貴族基本處於對抗教皇的“統一戰線”之中。在這個外部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之前，並沒有人去嘗試用法律或議會去對抗君主的特權。類似的思考得到十七世紀斯圖亞特王朝時期才逐漸產生。
總體上看，鮑默的《都鐸早期的王權理論》將那一時期散見於王室宣傳家（聖傑曼）、大主教（加德納、克萊默）、政治家（托馬斯·克倫威爾、沃爾西、托馬斯·莫爾）關於王權觀念的思考按照特定的線索加以歸納呈現，從而避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史論著。對於研究英國君主制的學者而言，是一本很好的思想圖驥。
4、Alterations of State:
Sacred Kingship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Alterations of State: Sacred Kingship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Richard C. McCo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如果說，鮑默以更為接近傳統思想史寫作的方式去呈現特定時期的王權理論，馬克·布洛赫從一個近乎被傳統史學遺忘的治病儀式入手去探討王權神聖性的運作機制，康特洛維茨則從追溯“國王的兩個身體”這一觀念的中世紀起源，去呈現神聖王權在觀念上如何被塑造。那麼理查德·麥考伊（Richard C. McCoy）的《國家轉型：英國宗教改革下的神聖王權》（Alterations of State: Sacred Kingship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一書也許為我們提供了第四種進路，即文學批評的進路。
作為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和研究生院的英語教授，他專長於16-17世紀英語文學，尤其是斯克爾頓、莫爾、西德尼、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等人的著作。此外，他的研究領域還涉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領域，尤其是宗教儀式和肖像學等方面。正是基於不同的學術背景，麥考伊的著作不同於上述或以一個具體的制度，或以觀念史的梳理作為研究方式，他以英國宗教改革時期（都鐸和斯圖亞特兩朝）四位主要文學家——約翰·斯克爾頓（John Skelton）、莎士比亞、約翰·彌爾頓和安德魯·馬韋爾（Andrew Marvell）——的作品為媒介，去呈現至少在英國識字階層，是如何理解君主制和王權的神聖性。進一步地，通過分析不同時期文學作品對於君主制評價的微妙變化，來呈現在天地變色的宗教改革時期，神聖王權所受到的衝擊和衝擊之下的對策，以及，它最終的消亡。
既往的研究認為，亨利八世挑起的宗教改革，宣稱的國王至尊和神授君權統治，針對彌撒儀式進行壓制，以及伴隨著通過國王肖像和王室慶典取代聖禮中的聖體以及耶穌殉難的十字架，以上種種，所引起的宗教論戰，最終導致了內戰、弒君、復辟以及光榮革命。麥考伊則認為，英國君主們通過將作為社會一體化力量的聖餐中的聖體（the socially integrative powers of the host）轉移至君主制和世俗群體的莊嚴儀式中（to the rituals of monarchy and secular community)，完成了“聖靈的遷移”（a migration of the holy）。他指出，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徒猛烈抨擊物質化的神聖性（例如聖餐），將其神聖的意涵從物質轉向純粹精神領域，將真在論（real presence）從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橋樑，降為一種空洞的概念。亨利八世通過神聖君主的觀念，迅速填補了教義變革所帶來的神聖性真空。換句話說，神聖君權，通過各種莊嚴儀式或排場（例如加冕禮、葬禮、巡遊），重新成為凝聚社會屬靈層面的物質性力量。這也正是本書第一章的主題：從真正論到國王在場（Real Presence to Royal Presence）。如他所說：“國王在場成為一種富有生氣和救贖意味的真在論，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更為緊密的聯繫起來，遠甚於以來作為外來勢力的教皇權力。”
那麼，英國人是如何理解這樣一種神聖君權的觀念呢？麥考伊所選擇的四位文學家，實際上代表了亨利時期、伊麗莎白時期以及斯圖亞特前後期識字階層對於神聖君權的觀感。四位作家中，只有斯克爾頓完全支持神聖君權。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揭示了在英國宗教改革時期，一種深深的不確定性，縈繞於神聖王權的觀念之中”。約翰·彌爾頓則在他的《失樂園》一書中，嘗試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去解構聖禮性王權的支柱。馬韋爾則描繪這樣一幅畫面，即君主令人感傷的觀感（查理一世被處決、安妮女王無子嗣）是如何腐蝕王權的神聖性。正如麥考伊所說：“國王從神聖的象徵變為感傷的故事塑造了一種微妙但難以捉摸的國家轉型，遠比弒君來得更具顛覆性。
除了通過文學作品，麥考伊還通過對於繪畫（例如亨利八世時期的《大聖經》封面），尤其是對於墓穴和墓碑重要性的分析，去嘗試呈現神聖君主制的內在機理。對於亨利七世而言，基於軍事勝利所誕生的都鐸王朝並無基於繼承而來的神聖性。因此他決意將自己葬在近乎聖徒般的亨利六世邊上，從而獲得“源於他神聖前任的遺體而來神聖的力量”，並且修建了恢弘的陵墓。然而宗教改革之後，煉獄成為了一種異端概念，使得愛德華六世和伊麗莎白一世都不願意修建陵墓。基於國家象徵的意圖，伊麗莎白希望將自己安葬於西敏寺的禮拜堂。然而詹姆斯一世卻將她移葬至瑪麗女王身邊。因為在他看來，西敏寺所賦予的神聖性，是屬於他和他的王朝。所以在麥考伊看來，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徒不再相信所謂聖徒遺物，然而幾乎每位君主都試圖利用傳統基督教信仰之中這樣一種觀念，即“聖徒的埋葬地是一個能夠提供超自然力量的場域”。
從整體上看，麥考伊的《國家轉型》一書，並非純粹的觀念史著作，也並非傳統意義的文學評論，而更像是一幅關於神聖王權的油畫。藉助文學作品富有意涵的形象，去給那些在傳統研究視角下晦暗不明之處上色。其中對於《哈姆萊特》當中，國王“鬼魂”的形象，與查理一世被處決之後，縈繞英國民眾心中的“先王遊魂”的比較分析，雖略有比附之嫌，卻也著實精彩。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從四位作家的作品當中得到關於神聖王權在英國民眾心中更為精確的理解，但文學作品本身畢竟是時代的產物，它能夠反映出時代劇變的歷史潮流中，神聖王權自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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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archy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Monarchy and the Constitution
Vernon Bogdanor
Clarendon Press, 1995
在從理論上回顧了英國君主制成型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及其在思想層面上的回應之後，我們還是得迴歸當下，看看現代民主浪潮下的英國君主制，又是憑藉著什麼，賴以維繼。千禧年之交的英國，君主制在民主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再次受到嚴厲的審視。批評者認為君主制阻礙社會變革，象徵傳統的等級制度，早就應該被徹底廢除。然而韋農•波格丹諾卻不這麼認為。他是格雷西姆學院榮休教授，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研究教授，不列顛學院院士。曾任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作為一名重量級的憲法學家，他同樣也是英國憲法改革的推動者，在政治學、憲法學領域著述甚豐。他倡導採取比例代表制，支持保留君主制。他曾是數個國家的政府顧問，也是英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時常出現在電視、廣播和報紙中參與公共討論。著作包括《新英國憲法》、《人民與政黨制度》、《多黨政治與憲法》、《英國的權力下放》等。
在《君主制與憲制》一書中，波格丹諾試圖回應的，正是君主制對於現代民主制有何作用。通過梳理近三個世紀以來君主立憲制的實踐，作者逐漸描繪出隱藏在具體歷史事件背後關於君主制的一整套規則——慣例體系。伴隨著三次憲政危機的試煉，君主、議會與政黨之間的關係悄然發生著改變，君主制超脫於現代政黨體制之上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因此作者認為，君主制對於現代民主政治起著積極的作用。從法律、政治和歷史多個角度，作者指出君主制不僅無損民主，反而有助於民主制度的維繫。君主立憲制並非陳腐不堪，而是一種具有穩固合法性基礎的政體形式。
君主制和憲法正探尋這一問題的答案：“君主制度在現代民主制度中有怎樣的作用呢？”正如戴西所指出的，英國憲法是一部“歷史性”的憲法，此結果並非有意為之，而是自發發展的。在所有的制度中，君主制可能是最為植根於歷史的制度之一。因此，對於君主立憲制的理解，必須從說明其幾個世紀來的發展開始。
君主立憲制是受規則規制的君主制。這些規則有兩種。第一種，規定君主個人的能力的規則——規定誰來行使權力。第二種，規定君主作為國家元首的憲法能力，與執行的關係——任命首相，與立法的關係——君主有權力同意或拒絕解散議會。有規則規定皇家的權力該如何行使。通過對這些規則的分析表明，君主的個人特權仍十分活躍，且有可能再次成為重要的憲法危機。本書分析了三次憲法性危機——1910年上議院衝突事件，1914年地方自治危機，1936年的遜位事件。除此之外，作者提出了一些對於未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思考，強調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中心主題——在20世紀末期，君主立憲制並未與民主政府不和，而是通過給予民主以合法性，穩固和維繫了民主政府。
《君主制和憲制》一書並不像前面推薦的四本書，那麼的“學術”。閱讀它不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識，可以成為一般讀者瞭解英國及其歷史的索引。一邊看著Netflix的熱播劇《王冠》，一般讀著英國一流學者關於君主制的思考，豈不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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