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租界
1848年，法國首任領事敏體尼把法國領事館安置在上海老城廂和英租界之間的一所教堂裡。隨後，他以法國商人要求買地建房子為由，提出設立法國租界的要求。
上海道臺宮慕久並不覺得這是個什麼大事兒，但為了少惹麻煩，還是建議敏體尼把法國領事館建到英國租界。這位法國外交官頓時感到羞辱：“我堂堂法蘭西外交官，你居然讓我買屬於英國的土地？”
麻煩既然躲不開，那就只有用老辦法了。宮慕久將上海老城和洋涇浜之間近千畝的土地劃成了法國租界。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按清政府的政策，既然趕不走這幫蠻子，理也講不通，不如劃一塊地方，讓他們自我管理。
上海租界
而且，租界的意思是允許你住下來，但這些地方現在只有一些破草屋，其餘都是有主人的農田，你怎麼活下去，我就不管了。
今天被認為是喪權辱國的“治外法權”，在當時看來，僅僅是一種傳統的、針對蠻夷的“羈縻”政策。
從此，上海有了兩個一南一北兩個比鄰的租界。從地域經濟的角度看，兩個比鄰的城市相互之
間，必然既有競爭，又有合作，這兩個租界也不例外。
“大政府”與“小政府”的理念之爭
年代劇裡的“老上海”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南京路上的老字號，外灘的銀行大樓，代表了原英租界的風貌；
銀行大樓
另一種是武康路、思南路上的老洋房、一大會址、復興公園、瑞金賓館，則是法租界給我們留下的回憶。
思南洋房
即使是初來上海的遊客，也能一眼分辨出其中的差異，這種差異正是因為兩者選擇了不同發展道路所致。
首先是這兩個租界與本國政府的關係。
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成公共租界。很多人可能要問，為什麼這也可以合併？這歸哪國管呢？英女王和美國總統誰說了算？
答案是“誰說了都不算”。按照《上海英美租地章程》的城市憲章，公共租界是各國商人的自治領地，其權力屬於納稅人會議，由其投票選舉出七名董事，組成“工部局”，這就是租界的“政府”。而英國的領事只有司法裁判權，不得干涉“工部局”的決定。
租界徽章
“自治”是公共租界的靈魂，租界有自己的稅收，“工部局”除了搞城市建設之外，大部分職責都是維護治安。
英政府並不反對這種“自治”，當商人們想擴大利益，希望通過英國領事、國會向清政府施壓時，英政府又反過拿“自治”堵他們的嘴：
“在華英商應該自強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棄了這種態度，過多地依靠國家幫助，他們就不再是企業家；事實上可以說，他們就不再是英國人。”
歷史課本中對於租界的描述，其實更近似於“法租界”，這裡更像是一塊由法國政府管轄的“殖民地”，甚至還能得到政府的財政撥款。
雖然法租界也有納稅人選舉產生的“公董局”，但法國領事有權解散公董局。
（公董局舊址）
為什麼法租界的“自治傾向”並不強烈呢？首先是法國商人太少，法國租界成立之後幾年，竟然沒有一個商人買地。後來也只能依靠“煙館、妓院、賭場”的三大支柱產業。產業少，稅收就少，怎麼自治啊？
其次，法國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傾向，相信依靠國家實現人的權利與社會價值，所以非常樂於在海外開一塊“制度實驗田”。
正是因為法租界保留了“法國大革命理念”，後來成為清末革命黨人搞暗殺的大本營，也是黃金榮、杜月笙等青幫勢力的基地，中共一大在法租界召開，“孤島時期”的抗日份子子也在大多在法租界活動。
（中共一大會址）
可以說，商人是公共租界的靈魂，所以成為上海工商業搖籃，而法租界的核心是政客、官僚、傳教士，所以成為上海的高檔住宅區、革命策源地。
一邊是寡頭商人統治下的“小政府”傾向的自由資本主義，另一邊是技術官僚控制中的“大政府”傾向的國家資本主義。
兩種制度，本可以各自發展，怎奈它們靠得太近了，往來也不需要任何簽證護照，法租界晚上開了一盞路燈，公共租界第二天就會有人用腳投票。
競爭便不可避免，你說你的制度好，我說我的制度好，那咱們就來比比，其中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誰能留得住納稅人。
為什麼英租界是商業中心，法租界成了高尚住宅區？
1862年公共租界實現了煤氣燈照明，1882年通電，1883年通水，但建設費用都是由道路兩旁的業主承擔。
公共租界
一個由企業家主導的公共租界，市政基礎建設也由私人投資，目的就不是為了造福大眾，而純粹是滿足上流社會的生活品質。比如，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僅僅把水管通向買得起的顧客家中。
用的人少，導致價格極其昂貴，只有極少數富商才能享用。
與此鮮明對照的是它的“法國鄰居”。同樣以供水為例，法租界是向英商買水，自建公共供水系統，免費向全體居民供水——包括中國居民在內。
上海公濟醫院（第一人民醫院前身）本是由天主教在法租界創辦，公董局資助，後來遷到了公共租界。沒想到，工部局一開始卻拒絕承擔這家醫院的費用。
其實，法租界比公共租界“窮”多了，但有限的稅收中還是擠出一大塊用於公共服務，這就是“大政府”的好處。
這既是管理理念的差異，也是競爭的需要。租界的財政來源是稅收，而稅收不但要有企業，還要能留得住人。缺乏企業法租界自然要建立自己的優勢。
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幾乎同步搞“現代化建設”，而且更注重“創建文明衛生城市”工作，改造沿河堤岸，建了大量的公園綠地。當公共租界的公園還禁止華人遊玩時，法租界公園很早就採取了全民共享的開放政策。
（法式園林風格的復興公園舊照）
公共租界的繁榮提供了大量賺錢的機會，法租界的優美環境又吸引了有錢人在此置業，成了高檔居住區。直到今天，上海最貴的房子不在陸家嘴，而是原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到了20世紀，法租界的人口密度已超過了公共租界。
法租界的競爭壓力，使得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得不越來越像個政府了，“財政支出”也從以“治安”為主，發展到“市政建設”佔大頭。
因為租界人口絕大部分為中國人，“服務型政府”就意味著要為中國人提供服務，所以，促使洋人改變態度的，是中國人的稅收開始超過外國人。
中國居民成為競爭的焦點
如果政府是一門生意，它的產品就是公共服務，很明顯，納稅人就是它的客戶。
城市之間的競爭，首要的目標就是人——窮人帶來勞動力，富人帶來產業、帶來稅收，帶來消費，人和人的關係又創造新的文化，使之更有魅力。
兩個租界之間競爭的，正是他們當年想趕走的中國人。
最初，租界當局並不關心居住在這裡的上海本地人，因為他們既沒有消費力，又沒有足夠的產業容納這些勞動力。他們就好像住在本國的“外國人”。但太平天國運動改變了這一切。
為了逃避戰火，江浙一帶的地主富豪、卸任官員紛紛來到了上海，其中一部分人在租界置業，舉家定居了下來。這些人的社會影響力，使得租界當局不得不正視中國人的存在。
（永安公司創始人與其家庭成員在上海的私人花園裡）
首先是納稅比例發生了變化，到了1890年，來自中國人稅收超過了50%。
納了稅，就有權享受公共服務，這個道理，走到哪兒都不會輸。稅收的暴漲也使得工部局被迫改善租界內中國人的居住條件，創辦接收中國人的公立學校、收治中國人的公立醫院。
（震旦大學博物院）
1900年，工部局總董F．Anderson在納稅人會議上表示：要“公正和均衡”， “要像對待我們自己那樣對待中國人”。
而隔壁的法租界則走得更遠，1914年，兩位中國士紳代表進入公董局，擔任諮詢董事——雖然只是一個象徵的職位。
在中國的土地上，聽到這樣的話、這樣的事，是不是有點諷刺呢？但中國人之所以願意留在租界做“二等公民”，也確實也是因為這裡的生活條件好於“華界”。
當然，“華界”也在悄悄發生著改變。
兩種理念對華界的影響
提到自治的傳統，中國人並不陌生。清政府的正式官員最低就到縣，鄉鎮一級完全靠“鄉紳自治”。同樣，各行各業在上海“討生活”的人也擁有各自的同鄉會館和行業公所。
過去這些傳統社團的作用主要是互相提供幫助，但在目睹租界事務的新式管理方法之後，這些傳統團隊也在往服務型組織的方向轉型，開始修路、修路燈、建學校、醫院、組織治安警察、救火隊、清潔隊……
上海地方政府起初是習慣性地把這些事務交給民間社團處理，設立了負責協調經濟的商務局，和負責修路的馬路工程局。
但時間一長，這兩個機構也學到英國人的那一套，“自治”色彩越來越濃，前者被寧波會館的富商所主導，後者則被江蘇的企業家所控制。
而法租界的“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則得到了知識界的推崇，因為它看起來很像是儒家的“賢人政治”。
（教會學校的中國學生）
當然，中國人並不甘心在自己的國土，只當一個“學生”的角色。
世界何處不知上海
經濟體之間競爭的諸多要素中，物產、地理、政策、人口、經濟發展、這些都是浮雲，歸根到底是制度之爭。
清政府設立“租界”的初衷是想把洋人“圈”起來，但他們不知道，洋人帶來的，是一種先進的管理制度，對人有著先天的吸引力。租界很快就超越了曾經繁榮的上海老城廂，吸引了廣東、江浙一帶的人才與資金。
幸虧中國人有一項無人可比的天賦——學習。
1909年，“華界”長期積蓄的改革願望終於得到釋放，在總工程局的基礎上，新的市政機構“上海城自治公所”誕生了，60名董事會成員經由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公所的第一項職責就是建立一支800人的巡警隊伍和一個法庭，以及擁有獨立司法權的法官。
事實上，“自治公所”也是一個民族色彩很強的組織，它成立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與租界當局競爭，希望介入更多市政工程，以阻止租界不斷擴張的勢頭。
這些最具眼光的中國人已經建立了一個牢固的信念：只有向西方學習，才能戰勝西方。
學習的內容，當然也包括現代城市建設與服務理念。
至於學誰，不重要。環境提供選擇，文化決定導向。沒有完美的制度，能吸引人來就是硬道理。在這個不大的“制度實驗場”裡，“吸引富商銀行家的制度”和“盛產流氓與革命家的制度”，最終都走向了能發揮自己最大地緣優勢的定位上。
1893年11月17日，在慶祝上海開埠50週年的慶典上，出現了一幅標語：“世界何處不知上海？”
公共租界舉行50週年慶祝活動
是年，上海人口近100萬，到了1941年上海淪陷前夕，增長至390萬，真正成為最有吸引力的遠東第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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