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趙望雲(1906-1977)河北省束鹿縣人,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美術家協會首任主席、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陝西省人大代表、陝西省政協委員等職。

趙望雲早年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積極提倡新國畫運動。曾先後深入華北、塞外、江南、西南、西北等地,以大量的農村寫生和國畫創作,闖出了一條中國畫表現勞動民眾現實生活的藝術道路。1942年後,趙望雲定居西安,進一步精研傳統技法,探索並開創西北自然風貌及多民族人文風情相融合的新畫風,形成了雄渾博大、自然質樸的藝術風格,成為“長安畫派”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之一,併為西北文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重識大師

2017年4月14日,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學術報告廳,座無虛席。“重識大師——20世紀中國畫革新的闖將趙望雲”,一場看似普通的學術講座,西安美術學院教授、美術史論家程徵卻在話筒前慷慨激昂,幾度哽咽。

趙望雲,“一個大畫家”“長安畫派的奠基人”……但在程徵心中,這些我們早已熟知的種種定位卻失之偏頗,它“埋沒了趙望雲先生更為重要的光芒”,因為早在“長安畫派”形成之前,趙望雲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就已經奠定。

1943年,郭沫若在參觀趙望雲展覽後贈詩讚曰——

“畫法無中西,法由心所造。慧者師自然,著手自成妙。國畫嘆陵夷,兒戲殊可笑。江山萬木新,人物恆釋道。獨我望雲子,別開生面貌。我手寫我心,時代惟妙肖。從茲畫史中,長留束鹿趙。”

1981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趙望雲畫展”座談會上,葉淺予與常書鴻、黃苗子、潘絜茲、何海霞等向到場的美術史家們呼籲:“趙望雲是當代國畫反映現實生活的開拓者、先驅,如果寫現代美術史,應給予相當的篇幅。”

“‘長安畫派’並不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破空而出的東西,它的生命胚胎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形成雛形。準確理解‘長安畫派’,理應作時間和空間上的延伸。這種延伸,有助於對趙望雲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學者王魯湘曾在《精神家園的慷慨浩歌——趙望雲簡論》中這樣評價。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程徵是研究趙望雲的權威專家,他感嘆,對於趙望雲的研究,早該超越偏居一隅的“畫家”“畫派”的定位,而是上升到美術史的高度。

“趙望雲先生是一位難得的集‘開拓之功’和‘造詣登峰’於一身的‘大師’。他開啟了中國畫直面表現現實生活的道路,又在這條道路上達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境界。”程徵說。

作為一位與趙望雲有過交往的學者,程徵的話語感動著現場的每一位聽眾。而臺下的一位白髮長者更是為之動容,他就是趙望雲三子、畫家趙振川。

“父親對待學生,只是大略給予一些提醒,從不要求學生畫的跟自己一樣;對待子女,他也從不刻意要求必須學習繪畫。”趙振川現場簡短的補充讓大家覺得,趙望雲在教育後輩時給予了他們充分的自由和尊重,營造了一種寬鬆的學習環境。

其實,先生之嚴,只有真正接觸過他的人才深有體會。

1964年,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還是留在美協學習班,面對生活道路的第一個十字路口,趙振川猶豫不決。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感謝父親,是他為我做出的決定。父親說,一個畫家,脫離了生活是不會有出息的。他的態度很堅定,我別無選擇,下鄉插隊到了隴縣李家河鄉普陀生產隊,一干就是八個春秋。這八年使我脫胎換骨。”趙振川說。

趙振川不會忘記,師兄黃胄在速寫上下了多少苦功夫,“父親讓他白天在街上速寫,晚上再回家用毛筆把這些素材重畫一遍,那量大得驚人”。

趙振川更不會忘記,父親在辭世前的一個多月,聽說兒子要去戶縣“蹲點”時,還在鼓勵他:“那是好事,你能下鄉好得很啊!”

“由於父兄的影響,我也走上了藝術道路,從事音樂創作。父親給我畫了一本冊頁,在封面上寫了這樣一句話:‘生活實踐是藝術的源泉’,並不止一次地告訴我:要踏踏實實地拜民間音樂為師,要到生活中去尋找創作素材,要寫我們民族的音樂作品。”作曲家趙季平是趙望雲四子,在他的心中,父親對於子女主要是身教,“他講話不多,但他講的話我們卻始終難忘”。

而就在這場“重識大師”講座的前一天,4月13日,由中國美術館主辦、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協辦的“回望雲峰——中國美術館藏趙望雲作品巡展”正式拉開大幕,150餘幅中國美術館藏趙望雲經典作品重現世人。

早在2006年,在趙望雲百年誕辰之際,他的八個子女就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了351幅作品,以此表達對父親的深切緬懷和思念之情。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在開幕式現場致辭——

“這批寶貴的捐贈,涵蓋了趙望雲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創作,對趙望雲一生的藝術創作構成了有序而系統的總結。今天,又從這批捐贈作品中精選佳作回赴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展出,在呈現趙望雲先生藝術主體風貌的同時,正如其所信守的‘為大眾而藝術’的理念一般,使這些國家藝術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民所享。”

“關於20世紀中國畫的發展道路,一是延續傳統型,代表人物齊白石、黃賓虹,二是引西開中型,代表人物徐悲鴻、蔣兆和,但是,以趙望雲為代表‘開宗立派’的走向民間、深入生活的第三條道路,卻被我們有所忽略。這樣的美術史書寫不全面。”在隨後舉辦的研討會上,陝西省國畫院研究員、陝西美術博物學術委員張渝呼籲,對趙望雲及其奠基的“長安畫派”的歷史地位要進行“再認識”。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我們祖宗的牌位回來了!”西安美術學院王寧宇教授在研討會上的這句呼喊,更是發自肺腑。

浩瀚的藝術夜空,繁星點點,而能指引航程的璀璨明星能有幾顆?在當代中國繪畫史上,他們如座標一般,時刻提醒著後來者,從何處而來又將向哪裡去。

趙望雲就是這樣一位先行者。

農村寫生

20世紀30年代初,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美術界亂象叢生,而就在此時,平靜的水面泛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一位北方青年畫家闖入畫壇,他就是趙望雲。

1932年底,年僅26歲的趙望雲帶著天津《大公報》重託,“以繪畫代新聞”,從北平出發,利用“記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內旅行寫生,每天在報上發表作品一幅,題材都是北方農村尋常百姓生活”。(張仃語)

其實,與其說是《大公報》選擇了趙望雲,不如說是那個時代選擇了趙望雲。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激勵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所帶來的“普羅文藝”的影響下,當時的文藝界喊出了“藝術到民眾中去”“藝術家應該走出象牙之塔,來到十字街頭”的新口號。立於時代潮頭的趙望雲,為此確立了改造中國畫的新藝術觀,他要用自己的畫筆直麵人生、直面勞苦大眾的現實生活。

1927年,一直在北平求學的趙望雲,因無中學文憑而未被國立藝專錄取,索性發奮自學,遷居陋巷,改原名“趙新國”為“趙望雲”,以此銘志。他走遍北平西郊的村巷、田間、路旁,終日觀摩,或現場速寫,或目識心記,攝取最鮮活的民間生活情態。處女作《疲勞》由此應運而生,畫中一位農民在荒旱的田頭倚鋤而立,掩面喘息。

此後,一批切中時弊的新國畫,在趙望雲筆下誕生。這些具有濃厚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美術作品讓人耳目一新,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與新聞媒體的關注。

1929年,趙望雲更是與李苦禪合辦“吼虹藝術社”,出版《吼虹畫刊》,堅決提倡新國畫。不幸的是,他們的藝術理念和表現方式被當局視為“破壞行為”,慘遭搜查,終致停刊。趙望雲出走東北,繼續在營口、瀋陽、大連等地舉辦畫展,影響日漸顯著。

而此前的這一切,都為這位畫壇闖將的人生輝煌埋下了“伏筆”。

從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大公報》開闢了“趙望雲農村旅行寫生”專欄,連續刊載了15輯,包括:“由北平至束鹿途中”(10幅)、“束鹿縣境舊曆年之一般”(8幅)、“束鹿近郊”(7幅)、“由束鹿到棗強”(10幅)、“棗強縣境”(6幅)、“由棗強到冀縣途中”(7幅)、“由冀縣到寧晉途中”(10幅)、“寧晉縣境的民間”(10幅)、“由趙縣到高邑”(9幅)、“由柏鄉到堯山”(12幅)、“由鉅鹿到南宮”(8幅)、“新河縣境”(6幅)、“由新河到廣宗”(10幅)、“威縣縣境”(8幅)、“自威縣至清河”(9幅),共130幅。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趙望雲“終日坐著大車,夜宿小店”,歷時三個多月,繞行冀南十餘縣境,真實記錄著當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一張張近乎速寫式的畫作,筆調樸素自然,不粉飾,更不隱晦,當時中國社會貧困落後的狀況,躍然於新聞紙上。

範長江的“旅行通訊”與趙望雲的“農村寫生”成為那段時期《大公報》最能吸引讀者的兩個專欄,因為他們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真實面貌和苦難生活,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不久之後,大公報社把《農村寫生》專欄發表的130幅作品彙編成《趙望雲農村寫生集》,於當年9月1日出版發行。趙望雲在這部《寫生集》的自序中立誓——

“‘到民間去’的口號,無須再喊,但希望我們生在鄉間的人們,走入城市之後,不要忘掉鄉間才是。我是鄉間人,畫自己身歷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種生活上的責任。此後,我要以這種神聖的責任,作為終生生命之寄託。”

1933年10月12日,身處天津的趙望雲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趙亦云,馮玉祥將軍的侍從室主任。

“馮將軍非常喜愛《大公報》上刊登的‘農村寫生’畫,天天從報上剪下來,貼在日記本上,並用了4個月時間為每一幅畫題了一首詩。現在130首詩都已寫好,派我把詩稿送來,請先生過目。”

趙亦云的一席話讓趙望雲既興奮又驚訝。這130首白話“馮”詩,與130幅“趙”畫完美“合璧”。寫實的畫配樸素的詩,相得益彰。同年11月19日,根據馮玉祥提議,《趙望雲農村寫生集》再版時編入了這些題畫詩,旨在讓“泥水匠、瓦匠、木匠、鐵匠,以及農夫和勞苦大眾們都能一聽就懂”。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就是這樣一本“燒餅大油條”式的“詩配畫”,卻深受讀者喜愛,一版再版至數萬冊,破了當時的出版紀錄。更難能可貴的是,一位青年畫家與一位愛國將軍的傳奇交往也就此拉開序章,傳為佳話。

1934年春,《大公報》第二次聘請趙望雲與文字記者楊汝泉同行作塞上寫生,共作畫99幅,隨後彙集趙望雲畫、楊汝泉文、馮玉祥詩,編輯出版了《趙望雲塞上寫生集》。

1935年秋,趙望雲以泰山地區民間生活為題材,創作了寫生組畫48幅,馮玉祥同樣為畫配詩,並親筆隸書,刻於石上,以作永存。1938年2月,《泰山社會寫生石刻詩畫集》在武漢出版,馮玉祥請老舍為畫集作序。序中寫道——

“馮先生同情老百姓,愛助老百姓,願意替老百姓做事說話……恰好就有個生在民間、喜愛鄉村的畫家來幫忙。趙先生的山水畫本來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裡那些古裝的老翁,所以就在鄉間細細的觀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圖畫裡,以求抓住民間的現實生活,使藝術不永遠寄存在虛無縹緲之間。”

“白石翁畫中有物,不愛摹古;望雲畫中有事,更進一步。而且,這個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又是這個世界的事。”1936年,《趙望雲旅行印象畫選》在上海出版,文學家盛成極為肯定趙望雲畫作中的“真實不虛”。

“父親從上世紀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氣,以農村寫生橫掃當年畫壇之頹氣,以‘塞上寫生’‘泰山石刻’顯赫神州畫壇,又投身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編輯出版當時僅有的《抗戰畫刊》近40輯,為民族解放作出貢獻。”在紀念父親趙望雲百年誕辰的文章中,趙振川這樣寫道:“1941年,《抗戰畫刊》停刊後,馮玉祥將軍要為父親在政治部第三廳安排工作,父親沒有接受。當時,父親只有30多歲,在這人生的轉折處,他毅然放棄了食俸祿的優越生活,選擇了北上西進,面向大西北這未知的處女地探索生活,開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畫家生涯。父親把藝術看得高於一切,把能到祖國任何一個角落去寫生認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發現西北

2017年7月,盛夏的古城西安,暑氣蒸人。筆者再次造訪趙振川位於大唐芙蓉園外的畫室,時空彷彿回到了三年前的初次見面,依舊是熟悉的畫案與座椅,依舊是難得的清涼與靜雅,一杯香茗奉上,沁人心脾。

“父親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西北題材作品,大西北的自然山水人物在他身上喚起了新的觀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趙振川拿出了八幀新近發現的冊頁,它們均出自父親趙望雲之手。西域雪山、高原美景、辯經僧人、藏族婦女……看似簡單的線條與隨意的勾抹,卻無不讓在場的觀者歎服,能運用如此乾淨洗練的表現手法,喚醒出那片神秘土地文化新生的活性因子,唯有趙望雲。

“中國山水畫自唐以來,蘭州以西的大西北地域絕少有人去反映。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趙望雲定居西安,先後數度赴河西、新疆、青海等地寫生,成為中國畫史中系統全面以西北山水為創作對象的第一人,為中國畫的審美帶來了嶄新的氣象,也為日後‘長安畫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一同到訪的西安市文聯副主席、作家杜愛民補充道。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祖國的大西北,山原雄渾壯麗,民風樸實厚道。趙望雲,這位北方的“民間人”,在這裡找到了最契合自己藝術理念的風土人情。這塊曾經遊離於畫史之外的“域外”寶地,終成一位藝術大師用筆耕耘的沃土。

因為西北,趙振川進一步理解了父親的胸懷。1962年7月,他隨趙望雲赴甘肅、青海採風,這已是老人第五次赴河西走廊、祁連山寫生。“在牧場上,我們在哈薩克的帳篷裡過夜。牧場的夏天真美,馬群、羊群、駝群,散佈在廣袤的草原上。父親為了搶時間,剛下車就開始緊張的寫生,直到日落西山,餘暉即盡,方才收筆。”

這次歷時百餘日的西北之行,行程數千公里,分別在西寧、蘭州、西安舉辦寫生畫展,並出版《趙望雲祁連山寫生》,收穫頗豐。此時的趙望雲已年逾五旬,距他1942年首次赴西北寫生已經整整過去20年,但在兒子趙振川眼裡,“當父親迴歸大自然時,處處顯露出一種童心”。

因為西北,趙望雲與關山月成為摯友。1943年1月,趙望雲的“西北旅行寫生畫展”與關山月的“西南旅行寫生畫展”同在戰火中的陪都重慶先後舉辦,“或許是由於我的畫反映的內容跟他(趙望雲)有共同之處吧,我們真是一見如故。”關山月說。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1941年,趙望雲(左)和關山月在一起。

同年春夏之交,趙、關二人更是與張振鐸再次謀劃到大西北寫生,那次西行,關山月記憶猶新——

“我們一起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盔當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月,出了嘉峪關,登了祁連雪山。當我們來到敦煌這一藝術寶庫的時候,正值張大千剛剛搬走,而常書鴻剛接上手又未到任,條件異常艱苦。我們一起趴在昏暗的窯洞裡臨畫,我們一起喝那帶有鹹味的黨河水,我們一起在千佛洞前的大楊樹林裡撿野蘑菇……在寂靜的夜裡,我們一同坐在石板上,聽著吱吱的風沙聲夾著遙遠的駝鈴,交談著藝術的體會和見解。”

因為西北,趙望雲的三名入室弟子黃胄、方濟眾、徐庶之,也跟隨恩師的步伐踏進了藝術的“十字街頭”。“他(趙望雲)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始終和社會上生活在底層的青年來往。新中國成立前,許多貧苦無告而又熱愛藝術的青年都住在他家裡,吃在他家裡,得到他的愛護和培養。”(黃苗子語)

趙望雲曾經對學生說:“我的畫裡永遠不畫不勞動者。”“生活的大門是敞開的,不分貴賤貧富,都歡迎你們。”

值得一提的是,徐庶之從20世紀50年代就落戶烏魯木齊,紮根邊疆幾十年,默默地走遍西域的山山水水,探氈房、訪牧民,以精湛而有特色的風情畫,終成名家。他始終銘記先生的教誨:“要表現畫家所體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體驗,去畫速寫,那裡真正是藝術創作的源泉。”

1977年3月29日凌晨,歷經風雨的趙望雲在西安市中心醫院的急救室裡停止了呼吸。他留給眾人的最後一句話:“拿紙來!我要畫畫!要畫大畫!……”

聞聽噩耗,徐庶之連夜從喀什趕回西安,七天汽車、三天三夜火車,他拖著腫粗的雙腿撲倒在先生靈位前,感情一瀉而出,哭得死去活來。

2017年6月13日,香港。作為趙望雲的後代,趙振川及兒子趙森應邀出席了《大公報》慶祝創刊115週年紀念活動。

他是長安畫派奠基人,馮玉祥將軍為其配詩,開創中國畫派一條新路

置身於會場之中,已年逾古稀的趙振川觸景生情,感慨良多:“傳承‘長安畫派’老一輩‘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是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應堅定不移要走的藝術創作之路,今天,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一個藝術家應積極響應深入生活,感觸社會,創造出一幅幅美好的畫卷,為國家貢獻一份藝術家的力量。”

歷史沒有忘記趙望雲。

誠如王魯湘所言:“理解趙望雲,需要時間;欣賞趙望雲,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閱歷,尤其需要心靈的解放,需要趣味的高尚,需要對樸素與醇和有發自生理上的親近。有了這樣近乎苛刻的基礎,我們就可以心平氣和地來談論趙望雲,就像打開一罈陳年老酒,或者面對一位來自鄉下的碩學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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