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望雲（1906-1977）河北省束鹿縣人，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美術家協會首任主席、陝西省文化局副局長、陝西省人大代表、陝西省政協委員等職。
趙望雲早年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積極提倡新國畫運動。曾先後深入華北、塞外、江南、西南、西北等地，以大量的農村寫生和國畫創作，闖出了一條中國畫表現勞動民眾現實生活的藝術道路。1942年後，趙望雲定居西安，進一步精研傳統技法，探索並開創西北自然風貌及多民族人文風情相融合的新畫風，形成了雄渾博大、自然質樸的藝術風格，成為“長安畫派”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之一，併為西北文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重識大師
2017年4月14日，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學術報告廳，座無虛席。“重識大師——20世紀中國畫革新的闖將趙望雲”，一場看似普通的學術講座，西安美術學院教授、美術史論家程徵卻在話筒前慷慨激昂，幾度哽咽。
趙望雲，“一個大畫家”“長安畫派的奠基人”……但在程徵心中，這些我們早已熟知的種種定位卻失之偏頗，它“埋沒了趙望雲先生更為重要的光芒”，因為早在“長安畫派”形成之前，趙望雲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就已經奠定。
1943年，郭沫若在參觀趙望雲展覽後贈詩讚曰——
“畫法無中西，法由心所造。慧者師自然，著手自成妙。國畫嘆陵夷，兒戲殊可笑。江山萬木新，人物恆釋道。獨我望雲子，別開生面貌。我手寫我心，時代惟妙肖。從茲畫史中，長留束鹿趙。”
1981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趙望雲畫展”座談會上，葉淺予與常書鴻、黃苗子、潘絜茲、何海霞等向到場的美術史家們呼籲：“趙望雲是當代國畫反映現實生活的開拓者、先驅，如果寫現代美術史，應給予相當的篇幅。”
“‘長安畫派’並不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破空而出的東西，它的生命胚胎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形成雛形。準確理解‘長安畫派’，理應作時間和空間上的延伸。這種延伸，有助於對趙望雲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學者王魯湘曾在《精神家園的慷慨浩歌——趙望雲簡論》中這樣評價。
程徵是研究趙望雲的權威專家，他感嘆，對於趙望雲的研究，早該超越偏居一隅的“畫家”“畫派”的定位，而是上升到美術史的高度。
“趙望雲先生是一位難得的集‘開拓之功’和‘造詣登峰’於一身的‘大師’。他開啟了中國畫直面表現現實生活的道路，又在這條道路上達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境界。”程徵說。
作為一位與趙望雲有過交往的學者，程徵的話語感動著現場的每一位聽眾。而臺下的一位白髮長者更是為之動容，他就是趙望雲三子、畫家趙振川。
“父親對待學生，只是大略給予一些提醒，從不要求學生畫的跟自己一樣；對待子女，他也從不刻意要求必須學習繪畫。”趙振川現場簡短的補充讓大家覺得，趙望雲在教育後輩時給予了他們充分的自由和尊重，營造了一種寬鬆的學習環境。
其實，先生之嚴，只有真正接觸過他的人才深有體會。
1964年，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還是留在美協學習班，面對生活道路的第一個十字路口，趙振川猶豫不決。
“感謝父親，是他為我做出的決定。父親說，一個畫家，脫離了生活是不會有出息的。他的態度很堅定，我別無選擇，下鄉插隊到了隴縣李家河鄉普陀生產隊，一干就是八個春秋。這八年使我脫胎換骨。”趙振川說。
趙振川不會忘記，師兄黃胄在速寫上下了多少苦功夫，“父親讓他白天在街上速寫，晚上再回家用毛筆把這些素材重畫一遍，那量大得驚人”。
趙振川更不會忘記，父親在辭世前的一個多月，聽說兒子要去戶縣“蹲點”時，還在鼓勵他：“那是好事，你能下鄉好得很啊！”
“由於父兄的影響，我也走上了藝術道路，從事音樂創作。父親給我畫了一本冊頁，在封面上寫了這樣一句話：‘生活實踐是藝術的源泉’，並不止一次地告訴我：要踏踏實實地拜民間音樂為師，要到生活中去尋找創作素材，要寫我們民族的音樂作品。”作曲家趙季平是趙望雲四子，在他的心中，父親對於子女主要是身教，“他講話不多，但他講的話我們卻始終難忘”。
而就在這場“重識大師”講座的前一天，4月13日，由中國美術館主辦、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協辦的“回望雲峰——中國美術館藏趙望雲作品巡展”正式拉開大幕，150餘幅中國美術館藏趙望雲經典作品重現世人。
早在2006年，在趙望雲百年誕辰之際，他的八個子女就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了351幅作品，以此表達對父親的深切緬懷和思念之情。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在開幕式現場致辭——
“這批寶貴的捐贈，涵蓋了趙望雲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創作，對趙望雲一生的藝術創作構成了有序而系統的總結。今天，又從這批捐贈作品中精選佳作回赴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展出，在呈現趙望雲先生藝術主體風貌的同時，正如其所信守的‘為大眾而藝術’的理念一般，使這些國家藝術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民所享。”
“關於20世紀中國畫的發展道路，一是延續傳統型，代表人物齊白石、黃賓虹，二是引西開中型，代表人物徐悲鴻、蔣兆和，但是，以趙望雲為代表‘開宗立派’的走向民間、深入生活的第三條道路，卻被我們有所忽略。這樣的美術史書寫不全面。”在隨後舉辦的研討會上，陝西省國畫院研究員、陝西美術博物學術委員張渝呼籲，對趙望雲及其奠基的“長安畫派”的歷史地位要進行“再認識”。
“我們祖宗的牌位回來了！”西安美術學院王寧宇教授在研討會上的這句呼喊，更是發自肺腑。
浩瀚的藝術夜空，繁星點點，而能指引航程的璀璨明星能有幾顆？在當代中國繪畫史上，他們如座標一般，時刻提醒著後來者，從何處而來又將向哪裡去。
趙望雲就是這樣一位先行者。
農村寫生
20世紀30年代初，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美術界亂象叢生，而就在此時，平靜的水面泛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一位北方青年畫家闖入畫壇，他就是趙望雲。
1932年底，年僅26歲的趙望雲帶著天津《大公報》重託，“以繪畫代新聞”，從北平出發，利用“記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內旅行寫生，每天在報上發表作品一幅，題材都是北方農村尋常百姓生活”。（張仃語）
其實，與其說是《大公報》選擇了趙望雲，不如說是那個時代選擇了趙望雲。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激勵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所帶來的“普羅文藝”的影響下，當時的文藝界喊出了“藝術到民眾中去”“藝術家應該走出象牙之塔，來到十字街頭”的新口號。立於時代潮頭的趙望雲，為此確立了改造中國畫的新藝術觀，他要用自己的畫筆直麵人生、直面勞苦大眾的現實生活。
1927年，一直在北平求學的趙望雲，因無中學文憑而未被國立藝專錄取，索性發奮自學，遷居陋巷，改原名“趙新國”為“趙望雲”，以此銘志。他走遍北平西郊的村巷、田間、路旁，終日觀摩，或現場速寫，或目識心記，攝取最鮮活的民間生活情態。處女作《疲勞》由此應運而生，畫中一位農民在荒旱的田頭倚鋤而立，掩面喘息。
此後，一批切中時弊的新國畫，在趙望雲筆下誕生。這些具有濃厚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美術作品讓人耳目一新，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與新聞媒體的關注。
1929年，趙望雲更是與李苦禪合辦“吼虹藝術社”，出版《吼虹畫刊》，堅決提倡新國畫。不幸的是，他們的藝術理念和表現方式被當局視為“破壞行為”，慘遭搜查，終致停刊。趙望雲出走東北，繼續在營口、瀋陽、大連等地舉辦畫展，影響日漸顯著。
而此前的這一切，都為這位畫壇闖將的人生輝煌埋下了“伏筆”。
從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大公報》開闢了“趙望雲農村旅行寫生”專欄，連續刊載了15輯，包括：“由北平至束鹿途中”（10幅）、“束鹿縣境舊曆年之一般”（8幅）、“束鹿近郊”（7幅）、“由束鹿到棗強”（10幅）、“棗強縣境”（6幅）、“由棗強到冀縣途中”（7幅）、“由冀縣到寧晉途中”（10幅）、“寧晉縣境的民間”（10幅）、“由趙縣到高邑”（9幅）、“由柏鄉到堯山”（12幅）、“由鉅鹿到南宮”（8幅）、“新河縣境”（6幅）、“由新河到廣宗”（10幅）、“威縣縣境”（8幅）、“自威縣至清河”（9幅），共130幅。
趙望雲“終日坐著大車，夜宿小店”，歷時三個多月，繞行冀南十餘縣境，真實記錄著當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一張張近乎速寫式的畫作，筆調樸素自然，不粉飾，更不隱晦，當時中國社會貧困落後的狀況，躍然於新聞紙上。
範長江的“旅行通訊”與趙望雲的“農村寫生”成為那段時期《大公報》最能吸引讀者的兩個專欄，因為他們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真實面貌和苦難生活，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不久之後，大公報社把《農村寫生》專欄發表的130幅作品彙編成《趙望雲農村寫生集》，於當年9月1日出版發行。趙望雲在這部《寫生集》的自序中立誓——
“‘到民間去’的口號，無須再喊，但希望我們生在鄉間的人們，走入城市之後，不要忘掉鄉間才是。我是鄉間人，畫自己身歷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種生活上的責任。此後，我要以這種神聖的責任，作為終生生命之寄託。”
1933年10月12日，身處天津的趙望雲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趙亦云，馮玉祥將軍的侍從室主任。
“馮將軍非常喜愛《大公報》上刊登的‘農村寫生’畫，天天從報上剪下來，貼在日記本上，並用了4個月時間為每一幅畫題了一首詩。現在130首詩都已寫好，派我把詩稿送來，請先生過目。”
趙亦云的一席話讓趙望雲既興奮又驚訝。這130首白話“馮”詩，與130幅“趙”畫完美“合璧”。寫實的畫配樸素的詩，相得益彰。同年11月19日，根據馮玉祥提議，《趙望雲農村寫生集》再版時編入了這些題畫詩，旨在讓“泥水匠、瓦匠、木匠、鐵匠，以及農夫和勞苦大眾們都能一聽就懂”。
就是這樣一本“燒餅大油條”式的“詩配畫”，卻深受讀者喜愛，一版再版至數萬冊，破了當時的出版紀錄。更難能可貴的是，一位青年畫家與一位愛國將軍的傳奇交往也就此拉開序章，傳為佳話。
1934年春，《大公報》第二次聘請趙望雲與文字記者楊汝泉同行作塞上寫生，共作畫99幅，隨後彙集趙望雲畫、楊汝泉文、馮玉祥詩，編輯出版了《趙望雲塞上寫生集》。
1935年秋，趙望雲以泰山地區民間生活為題材，創作了寫生組畫48幅，馮玉祥同樣為畫配詩，並親筆隸書，刻於石上，以作永存。1938年2月，《泰山社會寫生石刻詩畫集》在武漢出版，馮玉祥請老舍為畫集作序。序中寫道——
“馮先生同情老百姓，愛助老百姓，願意替老百姓做事說話……恰好就有個生在民間、喜愛鄉村的畫家來幫忙。趙先生的山水畫本來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裡那些古裝的老翁，所以就在鄉間細細的觀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圖畫裡，以求抓住民間的現實生活，使藝術不永遠寄存在虛無縹緲之間。”
“白石翁畫中有物，不愛摹古；望雲畫中有事，更進一步。而且，這個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又是這個世界的事。”1936年，《趙望雲旅行印象畫選》在上海出版，文學家盛成極為肯定趙望雲畫作中的“真實不虛”。
“父親從上世紀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氣，以農村寫生橫掃當年畫壇之頹氣，以‘塞上寫生’‘泰山石刻’顯赫神州畫壇，又投身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編輯出版當時僅有的《抗戰畫刊》近40輯，為民族解放作出貢獻。”在紀念父親趙望雲百年誕辰的文章中，趙振川這樣寫道：“1941年，《抗戰畫刊》停刊後，馮玉祥將軍要為父親在政治部第三廳安排工作，父親沒有接受。當時，父親只有30多歲，在這人生的轉折處，他毅然放棄了食俸祿的優越生活，選擇了北上西進，面向大西北這未知的處女地探索生活，開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畫家生涯。父親把藝術看得高於一切，把能到祖國任何一個角落去寫生認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發現西北
2017年7月，盛夏的古城西安，暑氣蒸人。筆者再次造訪趙振川位於大唐芙蓉園外的畫室，時空彷彿回到了三年前的初次見面，依舊是熟悉的畫案與座椅，依舊是難得的清涼與靜雅，一杯香茗奉上，沁人心脾。
“父親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西北題材作品，大西北的自然山水人物在他身上喚起了新的觀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趙振川拿出了八幀新近發現的冊頁，它們均出自父親趙望雲之手。西域雪山、高原美景、辯經僧人、藏族婦女……看似簡單的線條與隨意的勾抹，卻無不讓在場的觀者歎服，能運用如此乾淨洗練的表現手法，喚醒出那片神秘土地文化新生的活性因子，唯有趙望雲。
“中國山水畫自唐以來，蘭州以西的大西北地域絕少有人去反映。直到20世紀40年代初，趙望雲定居西安，先後數度赴河西、新疆、青海等地寫生，成為中國畫史中系統全面以西北山水為創作對象的第一人，為中國畫的審美帶來了嶄新的氣象，也為日後‘長安畫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一同到訪的西安市文聯副主席、作家杜愛民補充道。
祖國的大西北，山原雄渾壯麗，民風樸實厚道。趙望雲，這位北方的“民間人”，在這裡找到了最契合自己藝術理念的風土人情。這塊曾經遊離於畫史之外的“域外”寶地，終成一位藝術大師用筆耕耘的沃土。
因為西北，趙振川進一步理解了父親的胸懷。1962年7月，他隨趙望雲赴甘肅、青海採風，這已是老人第五次赴河西走廊、祁連山寫生。“在牧場上，我們在哈薩克的帳篷裡過夜。牧場的夏天真美，馬群、羊群、駝群，散佈在廣袤的草原上。父親為了搶時間，剛下車就開始緊張的寫生，直到日落西山，餘暉即盡，方才收筆。”
這次歷時百餘日的西北之行，行程數千公里，分別在西寧、蘭州、西安舉辦寫生畫展，並出版《趙望雲祁連山寫生》，收穫頗豐。此時的趙望雲已年逾五旬，距他1942年首次赴西北寫生已經整整過去20年，但在兒子趙振川眼裡，“當父親迴歸大自然時，處處顯露出一種童心”。
因為西北，趙望雲與關山月成為摯友。1943年1月，趙望雲的“西北旅行寫生畫展”與關山月的“西南旅行寫生畫展”同在戰火中的陪都重慶先後舉辦，“或許是由於我的畫反映的內容跟他（趙望雲）有共同之處吧，我們真是一見如故。”關山月說。
1941年，趙望雲（左）和關山月在一起。
同年春夏之交，趙、關二人更是與張振鐸再次謀劃到大西北寫生，那次西行，關山月記憶猶新——
“我們一起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盔當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月，出了嘉峪關，登了祁連雪山。當我們來到敦煌這一藝術寶庫的時候，正值張大千剛剛搬走，而常書鴻剛接上手又未到任，條件異常艱苦。我們一起趴在昏暗的窯洞裡臨畫，我們一起喝那帶有鹹味的黨河水，我們一起在千佛洞前的大楊樹林裡撿野蘑菇……在寂靜的夜裡，我們一同坐在石板上，聽著吱吱的風沙聲夾著遙遠的駝鈴，交談著藝術的體會和見解。”
因為西北，趙望雲的三名入室弟子黃胄、方濟眾、徐庶之，也跟隨恩師的步伐踏進了藝術的“十字街頭”。“他（趙望雲）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始終和社會上生活在底層的青年來往。新中國成立前，許多貧苦無告而又熱愛藝術的青年都住在他家裡，吃在他家裡，得到他的愛護和培養。”（黃苗子語）
趙望雲曾經對學生說：“我的畫裡永遠不畫不勞動者。”“生活的大門是敞開的，不分貴賤貧富，都歡迎你們。”
值得一提的是，徐庶之從20世紀50年代就落戶烏魯木齊，紮根邊疆幾十年，默默地走遍西域的山山水水，探氈房、訪牧民，以精湛而有特色的風情畫，終成名家。他始終銘記先生的教誨：“要表現畫家所體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體驗，去畫速寫，那裡真正是藝術創作的源泉。”
1977年3月29日凌晨，歷經風雨的趙望雲在西安市中心醫院的急救室裡停止了呼吸。他留給眾人的最後一句話：“拿紙來！我要畫畫！要畫大畫！……”
聞聽噩耗，徐庶之連夜從喀什趕回西安，七天汽車、三天三夜火車，他拖著腫粗的雙腿撲倒在先生靈位前，感情一瀉而出，哭得死去活來。
2017年6月13日，香港。作為趙望雲的後代，趙振川及兒子趙森應邀出席了《大公報》慶祝創刊115週年紀念活動。
置身於會場之中，已年逾古稀的趙振川觸景生情，感慨良多：“傳承‘長安畫派’老一輩‘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是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應堅定不移要走的藝術創作之路，今天，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一個藝術家應積極響應深入生活，感觸社會，創造出一幅幅美好的畫卷，為國家貢獻一份藝術家的力量。”
歷史沒有忘記趙望雲。
誠如王魯湘所言：“理解趙望雲，需要時間；欣賞趙望雲，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閱歷，尤其需要心靈的解放，需要趣味的高尚，需要對樸素與醇和有發自生理上的親近。有了這樣近乎苛刻的基礎，我們就可以心平氣和地來談論趙望雲，就像打開一罈陳年老酒，或者面對一位來自鄉下的碩學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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