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改革開放，11月30日《財經》推出新的系列專題：“證監會的成立：改革任重道遠| 我們的四十年”。此前，《財經》先後於10月12日、19日、26日和11月2日、9日、18日、24日推出有關農村改革、民營經濟、深圳特區、國家體改委、價格闖關、國債發行改革、創建資本市場等專題，社會反響良好。
1990年底，由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簡稱“聯辦”，發起並參與設計的上海和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隨後，聯辦還在北京創建了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即業界所熟知的STAQ系統。“兩所一網”的建立，是中國證券市場里程碑式的事件。
此後，中國證券市場交易規模一日千里，並激發全民參與的投資熱潮。但是監管問題隨之而來：中國人民銀行、體改委、財政部各具職責，各級地方政府也參與其中。一時間出現“九龍治水”的多頭管理、責任不清的局面，亂象層出不窮，市場呼喚有效監管。
中國證監會最終在哪些因素推動下迅速設立？《財經》雜誌總編輯王波明，特邀高西慶先生和李青原女士，共同回顧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們親身參與的有關中國證監會的醞釀、籌備和創建。
（左起：高西慶、王波明、李青原）
高西慶回憶稱，那個階段開始了有關監管模式的激烈爭論。主要爭論兩種模式：一種是歐洲的，以德國的大一統模式為典型，把銀行和證券放在一起管；一種是美國的分離模式，把證券市場和銀行體制分開監管。
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崩盤，開啟了美國乃至世界歷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機。人們普遍認為，由於缺乏政府的有效監管，銀行與證券業務混合經營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給美國造成800萬失業大軍。缺乏政府有效監管、銀行與證券業務混合經營，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該法案因其首倡者為參議員卡特•格拉斯和眾議員亨利•B•斯蒂格爾而得名。其核心是在銀行與證券業務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避免商業銀行面臨證券市場風險，以保護大眾的利益。
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1934年證劵交易法》。該法案的頒佈規範了證券交易行為，並促成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建立。有鑑於此，聯辦的研究者傾向於建議中國採用美國監管模式，即將銀行系統和證券系統分開監管。但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證券市場初創期，這一設想並未被相關部門接受。
高西慶清楚地記得，1992年7月3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聽取了他們關於證券市場的彙報。當時高西慶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部門，但朱鎔基起初不認可。在他看來，彼時證券市場就幾隻股票，規模很小，人民銀行監管就可以。
但沒想到的是，高西慶最後撂下一句狠話：如果不成立這樣一個監管部門，很快這個市場就要出大事。
聽起來有些聳人聽聞。1992年的夏天，隨著上交所放開15只上市股票的價格限制，股市連續上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
當年盛夏，8月9日，深圳街頭一片狂熱氣氛。申購股票認購表的隊伍排成長龍，據統計當天參與排隊的人數多達上百萬。因為一張身份證只能限購十張認購表，因此早在幾天前，就有數以百萬計的居民身份證從全國各地寄來深圳，成捆成箱、堆積如山。
（1992年8月10日，深圳特區發售新股認購抽籤表，前來搶購的準股民們在各個發售網點排起長隊，搶購者前胸貼後背，一個緊抱一個。圖/視覺中國）
第二天早晨，號稱將公開發放的500萬張抽籤表，真正發出的只佔極少一部分，有消息說，大部分認購表被各部門內部層層截留，群眾的不滿情緒迅速升級。當晚，數千憤怒的群眾湧上街頭，拉出橫幅，要求懲治腐敗和不公，人群從各處向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聚集，事態迅速惡化，消息上達決策層，這就是中國證券史上令人震驚的深圳“8·10”事件。
據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張鴻義先生回憶，當時李灝書記很有領導經驗，他果斷地提議，既然是由於認購表不足所引發的矛盾，就爭取再發500萬張，凡是想領表的人，都讓他能夠買到表。這個辦法在向國務院領導報告並得到同意後,立刻就付諸實踐。市政府有關負責人向社會發了公告，當聽到第二天可以如願購買到認購表以後，聚集的群眾很快就散去了。
深圳市政府公告發布後，事態平息。這次因證券而起的重大群體性事件，因此得以化解。在研究者看來，1992年的深圳“8·10”事件，最重要的結果是促使決策層加緊改革步伐，下決心建立有效的證券監管體系。
這也應驗了高西慶說的那句話：如果不成立獨立的證券監管機構，很快就要出大事。據王波明回憶稱，後來李劍閣陪朱鎔基總理出去視察，朱鎔基說，中國懂證券市場的人屈指可數，但是聯辦的那幾個人他們真懂。
“8.10”事件後不久，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北京召開了部分省市證券市場工作座談會，公佈了國務院經過研究以後，準備採取的調整證券市場的幾條措施，並決定建立國家證券管理委員會和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1992年4月29日，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由主席李業廣率領的香港聯合交易所代表團。圖/新華）
中央決定設立證監會，但如何辦、誰來辦，莫衷一是。當時的“聯辦”似乎責無旁貸，先後在人員和資金等方面給予了重要支持。
高西慶回憶稱，當時主要是以聯辦為主體，從打字員到辦公廳，80%的人都是從聯辦過去的。
“剛開始整個開辦費都是聯辦墊的，200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第一任的辦公地點就在保利大廈，我還專門去跟他們談房租問題，讓他們悠著點，別血口大張。”王波明回憶道。
（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所在地。圖/視覺中國）
1992年10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證券市場宏觀管理的通知》，宣佈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劉鴻儒出任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隨後國家頒佈了一系列法規和規章，初步確立了我國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管體制。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受限於當時的國情和現實，證監會從創立之初到後續發展，均與最初的設計藍圖頗為不同。
“現在的證監會與我們最初設計的已經大不相同。而且越往後越看到，政府這隻閒不住的手，表現得越來越強烈。現在資本市場幾乎所有大事小事，它都管上了，當初我們所設想的那個抓壞人、防止出事，然後讓市場自己去發展，這個狀態已經是明日黃花了。”高西慶頗為遺憾。
在李青原看來，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最複雜、最具樞紐性的一個環節。監管機構能不能駕馭這個市場，真的使這個市場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實際上也是最考驗執政能力的一方面。
“近30年了，證券市場也變成30歲的孩子了，30歲也是個大人了，你不能老在那管著，又不是未成年。所以該放手的時候得讓孩子自己去發展。”王波明說。
從1990年至今，20多年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覆蓋股票、債券、期貨衍生品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基本形成，上市公司、新三板掛牌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掛牌公司分別超過3500家、1.2萬家和2.5萬家，累計實現股票融資近13萬億元，債券市場發行超過200萬億元；總市值全球第二，債市規模世界第三，商品期貨成交規模位居全球前列。
這個規模巨大的資本市場，仍然面臨新的改革挑戰：股票發行的市場化改革需要深化；證券市場的法治化水平仍需提高。中國證監會圍繞其使命和職責，有為、有不為，如何把握好自身的角色甚為關鍵，改革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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