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8年，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修改通過，還是明確“打贏藍天保衛戰，打好柴油貨車汙染治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渤海綜合治理、長江保護修復、水源地保護、農業農村汙染治理”七大攻堅戰，都表明在實現美麗中國目標時間表的“追趕”下，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在不斷加大。
生態環境治理迎來“重拳”出擊，那麼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未來走向如何？近日，《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綜合研判》一文指出：“2025 年前後，我國基本能夠實現以常規監測指標衡量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但實現公眾感知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要到2035年前後，實現考慮新型汙染物等新因素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則要到2050年前後。”
拐點研判是道“綜合題”
“儘管已有研究對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進行了研判，但往往以某一領域幾個常規指標作為衡量‘拐點’的依據，忽略了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綜合性、複雜性和嚴峻性，得出的結論往往偏於樂觀。”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戰略諮詢研究院副研究員黃寶榮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黃寶榮看來，由於不同環境介質、不同生態系統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不一，面臨的問題和治理難度差異大，這使得實現生態質量拐點的時間也存在較大差異。
全國生態環境十年變化遙感調查評估顯示，2000—2010 年全國陸域生態質量總體好轉，服務功能明顯提升，陸域陸地生態質量也將率先跨越質量拐點；溼地和近海生態系統受到更多的人類活動影響，受破壞後也需要經歷更長的恢復週期，實現拐點的時間將更晚。環境方面，大氣環境將率先跨越質量拐點；但是受水環境恢復週期長和眾多新型汙染物的影響，各類陸域和近海水環境實現質量拐點的時間將更晚；土壤汙染治理難度更大，這將成為2035年我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性轉變、基本建成“美麗中國”的一大挑戰。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俞海說：“汙染物排放和環境質量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給綜合判斷和預測帶來了不確定性。生態環境質量拐點與汙染物排放的拐點是不一樣的。汙染物排放峰值下降，並不意味著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應該是在某一個時段開始趨於改善，所有的生態環境要素和區域都應當達到2035年實現根本好轉的目標要求。”
近幾年來，我國在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未來5——10 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資源環境和生態約束加劇的矛盾凸顯期。
黃寶榮說：“總體而言，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將處於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和惡化相持階段，呈現總體趨於改善、局部趨於惡化，某些領域趨於改善、某些領域趨於惡化，常規生態環境質量監測指標逐步改善、新型非常規生態環境質量監測指標仍趨於惡化的特徵。”
現狀與矛盾
“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生態狀況的變化是趨好的。從三大主要陸地生態系統情況看，森林生態系統好轉，草地生態系統整體好轉，而溼地生態系統還在退化。農業發展造成的生態問題好轉，城市化、工業化造成的生態問題惡化。”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主任歐陽志雲表示。
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建立並實施了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率先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實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以期推動生態環境保護。雖然整體生態環境趨好，但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例如一些區域地表水資源與地下水開採過度，導致了河流乾涸，溼地湖泊喪失。同時流域的生態問題嚴重，海河的生態功能基本喪失，黃河自然水文過程也基本喪失了，長江上游水電資源開發強度很大，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歐陽志雲指出。
俞海表示，生態環境保護是公共產品，單靠市場解決不了，而環保督察矯正了中國環保的航向。
“從主體來看，政府部門和企業不僅要繼續提高生態保護意識，更要進一步強化生態環境治理行動。同時公眾對生態環境的認同度高，但需要大力提高踐行度。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需要平衡，改變發展路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例如縣區一級的基層部門，無論是技術力量還是治理能力，都需要提高。”俞海說。
生態環境治理需長策
歐陽志雲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國生態保護的目標是擴大生態資產、保障生態安全和增加優質生態產品的供給。
從國際平均水平來看，在人均GDP達到14000——17000美元時，開始環境汙染治理。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7年中國人均GDP為8000多美元。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採取了高強度行動。
然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綠色轉型和生態環境的改善需要遵循社會經濟和自然演變規律，要避免造成過高的社會經濟成本。這意味著打贏生態環境質量保護這場“硬仗”，還需要長期科學的治理。
歐陽志雲建議，要優化生態屏障，提高國家生態安全的保障能力。實施區域重大生態建設工程，對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地區，部署生態恢復和生態建設工程。
同時實施山水林田湖草的流域系統治理，以水為載體，以中小流域為單元，系統規劃、統一整治。
“未來要健全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形成汙染防治和生態保護的長效機制。除了打好汙染防治和生態保護攻堅戰外，還需在科技、標準、制度、立法等方面，加強針對各類新型汙染物的前瞻性佈局，建立面向新型汙染物的風險防範和汙染防治體系，有序推動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的全面改善。”黃寶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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