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崔顥的七律《黃鶴樓》，集登臨、覽勝、懷古及生命之玄思於一爐，由神話直面現實，由風景聯想心景，縱橫交織，氣勢恢宏，流利自然，一氣呵成，
被後世譽為“千古絕唱”！
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首《黃鶴樓》應該是金元至明清時期的版本，而唐宋及元初的版本，尤其是敦煌莫高窟遺存中的《黃鶴樓》手抄本，與之有較大出入。崔顥原詩之尾聯，應該是：“日暮鄉關何處在，煙花江上使人愁。”
而並非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其“鄉關何處”又通常被人們解釋為，是作者在抒發自己的思鄉情懷。說是那一天傍晚，蒼煙落照，詩人站在黃鶴樓頭，遙望著河南故里（崔顥系河南開封人）發出了“我的家鄉到底在哪兒”的感嘆！
應該說，這樣的一種解讀只是讀出了這句詩的表層意思。如果只是這樣一種解釋，表達出這樣一種意境，那麼，就可能會有很多人不太同意將這首《黃鶴樓》推崇為唐朝“七律之首”。而要深層次地詮釋此聯，就必須深入瞭解崔顥其人，瞭解詩人當時寫詩的深刻背景。
崔顥，唐朝汴州（今河南開封）人,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進士，曾出使河東軍幕，天寶年間，歷任太僕寺卿、司勳員外郎。
《舊唐書》記載：“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惟高適官達自有傳。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賭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屢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新唐書》亦有“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一段。李邕是當時有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出任過北海大守，以留下名言“學我者死，似我者俗”而聞名後世。
由此來看，崔公年輕時，是一個愛賭嗜酒，行為輕薄，好色而又動不動就休妻的大男人，儘管有文才，但也正如《新唐書》所說的“有文無行”。他早期的詩作多半就像“十五嫁王昌”那種輕薄塵下的風格而已。後從軍邊塞，詩風大變，寫軍旅生活，邊地風光，俱為可觀。正如《河嶽英靈集》所說：“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現存的《崔顥詩集》一卷共有四十三首詩，大多寫邊塞戎旅的激昂感情及對和平的熱切企望。
《黃鶴樓》一詩，應屬於他後期的詩作。應該說，邊塞艱苦的戎旅生涯，已一洗詩人少年時的浮滑習氣；而戰爭必然帶來的死亡，又迫使詩人去直麵人生的無常，並由此引發對生命的困惑和思考。開元后期他出使河東軍幕的真切體驗，天寶後仕途不順與遠離家園的落拓飄泊，都驅使步入中年的他，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啟悟。《黃鶴樓》一詩，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因而，其尾聯的深層次解釋應該是：“我崔某人的生命快到了盡頭，但生命之價值究竟何在？靈魂之歸宿究竟何在？於是便望著江上如煙花之景緻而深深惆悵。”
“鄉關何處”所喻意的是“生命之意義、靈魂之歸宿”，“鄉關”乃“生命之鄉”、“靈魂之鄉”。從而，寫出了作者對自己在時間的流逝、生命的無常中，如何才能尋覓到生命之鄉、靈魂之鄉的玄思和探尋。
若與崔顥的人生經歷聯繫起來考察，這種解讀才真正抵達了《黃鶴樓》一詩所揭示的深刻寓意。儘管崔顥並未給世人最終指明生命的意義與靈魂的歸宿所在，但透過詩中的意境，已經昭示著作者意欲超越生命個體物的一個探索，也就寫出了文學創作的本質。
而這正是此後以李白為代表的歷代文人“當日乍見之時，撤手嘆其不如”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李白為何如此鍾愛、讚賞《黃鶴樓》詩，一直“耿耿於懷”，一次次地把“黃鶴樓”意象納入自己作品中的情結所在。
嚴羽《滄浪詩話》雲：“唐人七律，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此說，一直為後世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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