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從達沃斯論壇看世界經濟新動向

林毅夫 資料圖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我的感覺和過去不太一樣。算起來，我到達沃斯論壇來不下十次，從天氣來講這是最好的一次，沒有雪，陽光明媚，氣溫也不太低；但從氣氛來講，可以說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談中也充滿了焦慮。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發達國家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完全復甦過來。從歷史數據來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危機之前長期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3.5%之間。現在美國的復甦是最好的，而美國去年的增長速度，即使在大幅減稅之下，也只有2.9%，而且會持續乏力。按照現在的預測，美國明年的經濟增長可能降到2.5%，後年可能只剩下2%。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從2008年以後就在1.5%上下，日本從1991年以後就在1%上下。

從金融危機發生到現在已經十年了，為什麼發達國家經濟沒有復甦？因為發達國家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在過去十年，發達國家普遍用數量寬鬆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到零以下或是零的利率來支撐經濟。本來這麼低的資金成本是希望進入到實體經濟去投資，提高生產力，創造就業。但是現實太蒼白。發達國家把這些廉價的資金拿去做投機了，投資到了股票市場。

2008年6月份我到世界銀行去當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當時美國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12000點，世行的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還有其他從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的股票市場指數太高，泡沫太大。

現在十年時間過去了，美國實體經濟沒有復甦，但是道瓊斯指數高的時候可以達到26000點，現在是24000多點。實體經濟沒有恢復，股票市場翻了一番還多，這意味著什麼？

第二，逆全球化。全球化受挫當然有它的原因。過去，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推動的，現在，反全球化的推力又是來自於發達國家。為什麼呢？因為發達國家內部有不少問題。一個問題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很多工人的工資，從真實工資來衡量的話，30年、40年沒有增長，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產階級的比重在下降，並且收入分配急劇惡化。這些問題和全球化同時發生，不少人就認為發達國家出現這些問題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禍首歸結為全球化。

很多經濟學家都不會同意這個觀點，比如，發達國家像美國工資長期不增長，並不是說它那些工作被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搶走。因為中國或是其它發展中國家賣到美國去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發達國家早就不生產了。

中產階級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惡化，這兩個問題相關。原因一是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很多財富利潤集中到華爾街；原因二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高科技發展，創造了很多科技神話，讓一些人轉眼之間變成億萬富翁。但因為一般人不在金融機構就業，也不在高科技產業就業，這種情況下，一般人的工資沒增長，華爾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精英們的財富急劇增加，就造成了現在看到的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劇惡化等問題

第三，我覺得跟中國有關，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全世界經濟增長的30%來自於中國。中國是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而中國在去年經濟增長出現了下行的壓力。面對這種壓力，有些學者就利用一些掌握到的局部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經濟是不是掉到4%以下了。這種觀點影響到人們的信心。現在中國國家統計局已經公佈了2018年的經濟增長是6.6%，確實比2017年的6.8%有所下降。大家對國際經濟、對發達國家經濟沒信心，如果中國這一輛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減速的話，就更增加大家這種悲觀的情緒。

中國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外部性和週期性的問題。而201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我認為是因為中國主動地進行了結構性改革。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每個國家都在講結構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國家很少，中國是提出並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結構性改革有什麼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在過去這段時間裡，做得比較多的其實是前面三項：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而這些都是壓縮性的，都是把經濟增長往下壓的。在這一點，我們還是必須佩服中國政府有這個勇氣去推行收縮性的結構性改革。

中國可以用的財政政策的空間還很大，貨幣政策還有寬鬆的餘地。除此之外，中國的民間儲蓄也高。有了投資，就會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長，消費也會增加。所以，我相信中國在2019年達到6.5%左右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維持這樣一個增長目標，那麼就像2008年以後一樣，中國每年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該還是可以達到30%，中國還是全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增長來源。(本文據林毅夫1月23日在2019騰訊冬季達沃斯論壇 “全球化4.0與中國包容性增長”主題晚宴上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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