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三王”——<strong>《棋王》、《樹王》、《孩子王》的突然出現，於當日的小說視界完全是破空之勢。
阿城自此作為一個小說家被廣為稱頌和銘記。然而阿城自己，其實並不把自己當一個作家看待。這是楊葵的觀察。“<strong>我個人看法，他從一開始就對小說沒有那麼大的熱情。”
<strong>臺灣作家說起阿城都像神一樣，“阿城是個難以被化約描述的‘<strong>文藝復興人’。他既能畫畫、拍照，也擅寫小說、隨筆、編電影劇本，還有烹調、修護傢俱、組裝汽車等好手藝。稱阿城是小說家、文體家或生活家，不妨視他為坐擁世俗卻清明謙沖的智人。”這是2003年臺灣人介紹阿城時的用語。
“阿城在臺灣得到巨大的禮遇。到現在，我碰到好多臺灣作家，說起阿城都像神一樣。”楊葵對阿城的魅力深有體會。“聽阿城聊天絕對是享受。天文地理，他知道得真雜。而且他記憶好，什麼都記得，就像一個寶庫一樣。而且他不當回事就說了。”阿城跟侯孝賢合作了好幾部電影。
《海上花》，他是“美術指導”。楊葵問他：“你這個美術指導都幹什麼呀？”阿城說“幫侯孝賢買東西”。到各個舊貨攤，潘家園什麼的，買《海上花》年代用的煤油燈那些，“現在的道具做不出來”。
他給舉的例子楊葵聽著特別好玩。“有一回他正在房間裡自己玩呢，老侯召喚他，他就去現場。棚裡在拍一個下雪的場景，自然是那些人造的紙片往下撒。老侯看監視器說‘這個雪不行，不知道為什麼不真，太假’。阿城就在前邊看，看了一會兒說‘我知道了’。<strong>他就到那棚頂上，讓人把那些紙都先使勁拽一拽，拽鬆了然後再撕，那個紙的密度就變化了。再往下扔的時候，飄的速度就慢了。老侯一看，好了，就它了。阿城說‘沒事兒了我回去了’，就又回去玩去了。”
還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場戲是透過窗玻璃拍窗戶裡邊。因為現場打光還是電燈光，煤油燈什麼的都是道具。侯孝賢就覺得拍出來那個光不對，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看了看想了想，說拎桶水來。然後他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層水，再回監視器看，有那層水那個光就柔了，顯得有點兒油乎乎了。老侯一看，“對了”。
“他的‘美術指導’就是幹這個。完全是一個雜家。那他這些東西是靠什麼？生活經驗，和對一件事情的體會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癥結，更難得的是他有解決辦法。他當知青也好、更早當‘狗仔子’也好，總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獨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強的。他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吸收各方面，還重視動手。”楊葵最服阿城的是這個。
侯孝賢
阿城總被人贊是一個通才。阿城給舉了個例子，前院老王正彈古琴呢，突然家人跑來說後院爐子滅了，那就拿出辦法重新去給點燃。這是一個人應該有的技能，生活就應該是這樣——<strong>古琴可以彈得特別雅，轉身回去又可以通爐子。
“所謂的通才在他看來，談不上通不通，就應該是這樣。其實中國傳統文人很多是這樣的，再遠了不說，唐宋元明清那些筆記一路看下來，一直到像俞平伯他們家俞曲園，就是這也知道點兒、那也知道點兒，一會兒研究小學，一會兒研究字畫，總是博古通今的。”楊葵覺得這是阿城在當今依然有他特別迷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所以那天在《阿城文集》的發佈會上，楊葵說：“阿城和這套書真正的意義，是能開闊人的眼界，讓人知道文學、藝術這些東西跟人生之間的關係。它是可以依賴的。<strong>如果能像阿城一樣‘遊於藝’，你就可能把人生過得挺好。”
讓我受益的是一個叫來運的高三學生，面容好像關雲長，少言。離開山西前請教於他，他說“像你這種出身不硬的人，<strong>做人不可八面玲瓏，要六面玲瓏，還有兩面是刺”
。這個意思我受用到現在。(阿城 《遍地風流》“自序”)學識文字中留下的性情遺產“我從小被推到邊緣，習慣了不在主流。1984年發了小說之後，公共生活圍過來感覺像做賊的被撒網網住了，而且網越收越緊。到了美國才知道，邊緣是正常的啊，沒人理你是正常的啊。所以在外國我反而心裡踏實了。”阿城曾在一個對談中這樣說。
楊葵有一個經歷。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次阿城來北京，送他去酒店路上，楊葵問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塊兒吃飯，我跟他們說了你來北京，他們都特別想見你？”都是特別好的朋友，也沒有什麼雜七雜八的人。“他當時在車上眼睛看著窗外，自言自語了一句，大意是一個人想保持點兒個人生活，想自己呆會兒，還真不容易。”這麼一句話甩出來，擱誰多少都有點兒尷尬。
阿城怪、不好接觸，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過他這種本能怎麼來的。”楊葵說。
“從知青時候，甚至從小時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總是要防範一些東西。因為家庭出身。”他印象中，阿城會經常說起“家庭出身”，“都這麼大歲數了，這都什麼時代了，還聊這些事兒。”楊葵認為阿城這樣，是早年一些情緒的延續。
“但是他現在呢，第一是不自覺的；第二，我自己認為，實際上也是一個叫省得麻煩。現在大家都太喜歡交際往還，如果你是一個隨和的人，得有多少時間應付這些事。到時候就自然形成一股流，你就陷在裡邊。所以可能對他來說現在這樣挺好，別人覺得你難打交道，乾脆不來找你。”楊葵甚至覺得這種個性在現今是種難得的事。
“往更深了說，這其實是一種修養，我給總結叫‘能一個人呆得住’。能不能面對寂寞，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能不能面對無聊。”楊葵說他自己現在已經深有體會，“<strong>上了歲數以後，無聊會像海浪一樣洶湧而來。到那個時候什麼能抵禦這種東西？靠戀愛、靠工作、靠名利，都抵擋不住。”
楊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對人生的無聊，但他自有自得其樂藏身之處。就像楊葵說的，“<strong>有一個東西能抵擋得住，就是文學藝術。你看中國人琴棋書畫，都是一個人能忙活的事兒。一個人彈琴，棋可以一個人跟自己下，一個人寫字畫畫，讀書你能讀到忘我。
名利不行，名利裡邊豁大的一個‘我’字在裡邊撐著。還有這兩年特別紅所謂‘工匠精神’，日本工匠那些其實就是藝術。它能幫人專注下來。”《阿城文集》第七卷《脫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寫道：“陳存仁先生的學識、文字留給我們，更難得的，我倒覺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給我們的性情遺產。”
嗯，性情遺產。阿城他自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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