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波/畫
吳健/文
月球表面，普通人的正常感受是“陰晴圓缺”，有賴望遠鏡或衛星照片觀察的科學家則見慣了“坑坑窪窪”，可論及月球背面——人類“目力不及之地”，卻總是個謎。昨天，隨著我國首座深空測控站——佳木斯站精準控制，以近乎每秒1700米速度飛行的嫦娥四號探測器穩穩著陸月球背面，創下人類航天史上的“中國第一”！
從傳回的首批照片看，月球背面充滿“男子漢般的粗獷”，高山、環形山、撞擊坑，挺符合電影《星球大戰》中“吉奧諾西斯星”的定義，而這樣的環境對嫦娥四號卻是嚴峻的考驗。研製者描述，基於對月球背面地形的預判，他們早就意識到嫦娥四號不會像前面抵達月球表面的嫦娥三號那樣，有天然的小起伏緩坡可供“軟著陸”。如果說嫦娥三號能以優雅的拋物線軌跡著陸，那麼嫦娥四號只能以雜技般的垂直向下定點運動，在極小的“時間窗口”中垂直著陸。更棘手的是，在月球背面著陸，會使航天器接收來自地球的衍射無線電信號受阻，需要有效的通信衛星中繼，意味著整個工程的統一性、協調性達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這一切，中國完美做到了。與普通人的印象不同，今日“牧天人”更追求航天作業的準確性與可靠性，要害是航天器測控。簡單說，就是“TT&C”——第一個“T”為“遙測”（Telemetry），第二個“T”是跟蹤航天器軌道（Tracking），“C”是“控制”（Control）。就嫦娥工程而言，中國航天人以特有的責任感與事業心，做到“穩妥可靠、萬無一失”。2007年，嫦娥一號繞月衛星燃料箱裡的敏感器可靠地將壓力、溫度等數據反饋地面，從中計算衛星還有多少燃料，掌握衛星工況，這就是遙測。當嫦娥三號、嫦娥四號探測器升空後，雖然它們都設計好了軌道，但發射時總會有誤差，而且軌道會受周圍環境影響（如大氣阻力）而變化，這就是要跟蹤數據，計算軌道。至於控制，當探測器入軌後，受天體引力，探測器定點位置會有漂移，如果超出偏差範圍（一般是0.05度），就要探測器上的發動機把它控制回來。
說說容易，卻關乎一國技術能力乃至人的意志的動員。“儘管中國每年為太空項目的投入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但它發射的航天器數量卻與美國相當，”俄羅斯《勞動報》記者維克托·雷利斯基在描述嫦娥工程時說，“中國不願在太空甘居（美俄之後的）第三，法寶不光有資金，更有偉大的創新氛圍與集體主義價值觀。”
從項目總設計師，到普通技術工人，大家都為偉大的目標而勠力同心。郝春雨是北京衛星製造廠的一個工人，她所在的車間為中國90%以上的航天器提供低頻電纜產品，她自己就完成過“天宮”“嫦娥”等的電纜產品加工。這位爐火純青的巧匠，有個西方同行不理解的急迫心願——“渴望更多的人有自己的獨門手藝”。多年來，她不滿足於傳統師徒“傳幫帶”，而是“自我增壓”，制定書面的作業指導書和操作規範，說清楚自己怎麼幹，表達順了，再記錄下來，再修改，僅2012年到2015年，就帶領大家寫出500多份作業指導書，她的國家級“大師工作室”成了年輕技能人才的孵化室。當被問起“你這樣無私，會不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郝春雨回答：“航天器上有十萬多個元器件，我只是小小的螺絲釘，我的成就屬於這份神聖事業。”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馬塞爾·戈謝曾這樣形容，與中國的高科技競爭中，曾經領先的西方國家遇到“真正不幸”，表現在兩個層面。
首先，他們在全球化分工上有幻想，認為自己“天然”擁有創新和高科技，可以傲視甚至打壓別人，這中間有著“無意識的種族主義”，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
其次，全球化不是經濟現象，背後是更深刻的全社會向世界開放，而在西方，往往表現為集體主義的消失。互助化、集體主義優先……這些社會的黏合劑都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過度放大的個人權利。“如果只有個體，如何打造社會聯繫，從而出現普遍性的共同空間？”
戈謝強調，這種不良傾向在中國碰了壁，它受到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約束——這一原則從未受過質疑。正像嫦娥四號登上月球背面所反映的，追求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永遠是誠實勞動、開拓創新，以實幹興邦，以實幹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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