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適逢“中國近代水利之父”李儀祉逝世八十週年，筆者有幸於陝西師範大學拜訪了其嫡孫李晑。提及祖父，李先生喟然嘆道：“祖父才高八斗，創造了中國近代水利史上的諸多‘第一’，但他卻兩次放棄學位，說自己求的是學問，不圖虛名。學成後，他一生所任職務超過八十個，每個職務的任職時間再短，他也會實打實地做出業績來，不允許自己務虛懈怠。”
<strong>我求的是學問，不是學位
武昌起義的槍聲傳到了柏林皇家科技學院中國留學生們的耳朵裡。學子們熱血沸騰，一下課就聚在一起談論革命，氣氛一天比一天熱烈。某日，兩個年輕人因政見不合而扭打在了一起。此時，一個又高又瘦的男青年站了起來，說道：“要革命就回去革，在這裡打架吵嘴算什麼本事。”不日，此君竟買了一把手槍，辭別師生，真的啟程歸國了。
此人就是日後的中國近代水利之父李儀祉，也就是老百姓口口相傳的“活龍王”。與那時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李儀祉心繫國運，關心國民，最難得的是他從不說空話，說幹就幹的務實精神。
李儀祉，1882年正月初三出生於陝西蒲城富原村的一戶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李桐軒、伯父李仲特，都是清末在關中地區很有影響力的學者，同時也皆為立志愛國的同盟會會員。
李儀祉秉承家學，十六歲考取了省試秀才第一名，隨後先後考入涇陽崇實書院和三原宏道學堂。1904年初，二十二歲的李儀祉由宏道同窗于右任舉薦、陝南商州知州楊宜瀚禮聘，同茹欲立任商州中學堂教員。
是年秋，李儀祉考取北京京師大學堂預科德文班繼續深造。他是與其兄李約祉同時被錄取的，遂成當地一大新聞。按當地督學朱益藩的講法，李協（儀祉）與於伯循（右任）都是曠世奇才，文采出眾，思想敏銳，獨樹一幟，日後必成就大事業。
二十六歲那年，李儀祉由京師大學堂畢業，於次年由西潼鐵路局公派赴德留學，進入柏林皇家科技學院土木工程科，攻讀鐵路專業。然而如前文所述，辛亥革命爆發後，李儀祉放棄了參加畢業考試的機會，隨身攜帶一支在德國買的左輪手槍和一些子彈，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歸國征途，參加革命。
老師和同學們都勸他等到畢業考試結束後再回去，況且柏林東方學院已經與他簽好了合同，畢業後就可以去那裡當老師了，大好前途在等著他呢。
李儀祉的回答是：“我不遠萬里來到德國，求的是學問，而不是學位。學位對我絲毫沒有用處。”
歸國後，時任交通次長的于右任舉薦他擔任津浦鐵路局局長一職。李儀祉婉言謝絕後，回陝同諸位志士創辦”三秦公學”。
三十一歲那年，李儀祉以而立之年再抒少年之志，返德進修水利。在輪船上，他有幸巧遇陝西省水利局局長郭希仁。郭希仁發覺這個小老鄉與自己可謂志同道合，便邀請李儀祉以德文翻譯的身份，一同前往歐洲考察水利工程。郭希仁回國後，李儀祉留在德國在丹澤工程大學專攻水利專業。
哪知畢業時，李儀祉又成了學校裡的新聞人物，他竟然又主動放棄了學位考試，然後又向老師同學解釋了一遍：“我是公費學生，我學習的錢是老百姓給的，參加學位考試還需要交五百馬克考試費，能省一文是一文。”
校方被李儀祉的“學位無用論”感動到了，特別授予他“特許工程師”的榮譽稱號。
<strong>大罵馮玉祥是“騙子”
1915年，李儀祉學成歸國。是年北方大旱，南方大澇，災害頻發，國內急需水利人才。清末狀元張謇在南京開辦河海專門學校，以求育才救國。收到邀請後，李儀祉欣然應允，任教務長、教授一職，一干就是七年。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令他十分感慨。
南京城，從北邊下關到南邊雨花臺這一條主幹道基本平坦順暢，唯獨鼓樓處地勢突然高起，導致車禍頻發，傷及民眾。有關部門一籌莫展，聽說河海專門學校有個懂土木工程的李教授，便尋上門來。李儀祉顧及民生，欣然攬下這樁“閒事”，設計了鼓樓公園，解決了地勢問題。事後，他不禁思慮，比起教學育人，替民眾解決實際問題在當下更為緊迫。
恰巧此時，時任陝西省水利局局長郭希仁的健康狀況日漸堪憂。事實上，自從歐洲一別，郭李二人依舊保持著書信往來。郭希仁的心目中，儼然已經把這個小老鄉當成了自己理想的接班人。
於是，經郭希仁大力舉薦，已經四十歲的李儀祉辭職離開南京，回陝西任省水利局局長兼渭北水利局總工程師，從科研教學正式進入工程行政領域。李儀祉回陝後積極網羅人才，並取得了陝西某機構的支持，組織引涇灌溉工程的勘測設計，短短兩年就完成了兩套設計方案。然而，當時主政陝西的軍閥劉鎮華卻陰奉陽違，從中作梗，始終不批經費。
劉鎮華表面上給李儀祉設宴接風，在酒桌上拍胸脯說，只管放開手腳去幹，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實際上，他和普通軍閥一樣，一有錢便購置軍火擴充部隊，以期佔據更大地盤，哪裡會把民生問題放在心上。李儀祉只得三進北平兩下南京，四處奔波，爭取社會捐助。
就在此時，同為陝西蒲城人的老鄉楊虎城打跑了劉鎮華，開始輔佐馮玉祥督陝。楊虎城對李儀祉治水的決心表示支持，稟報給了馮玉祥。馮玉祥讀了李儀祉的呈文後，立即接見了他，並當即表示次日就請李先生陪同前去涇河視察，李儀祉彷彿看到了希望。心思單純的他急忙把喜訊告知百姓，荒地就要變良田了！
可是，馮玉祥答應撥款的承諾到馮離開陝西都未見兌現。矇在鼓裡的李儀祉想上門去問個究竟。那天正好友人茹欲立來訪，見李心急出門便問何事。待到茹欲立將馮玉祥早就離陝去滬的事實說出，李儀祉這才如夢初醒，連聲大罵馮是“騙子”。事後，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協（李儀祉原名“李協”）所慮者政治設施舉凡一切傾於革命一端而於增加國家生產，減輕人民痛苦之道，曾無一注意及之者，則不但訓政時期無以見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時期亦將大失國人信心也……協生於此國，長於此鄉，救危定難，自愧無方，愛國憫人，亦何能後。”
以文痛斥當局後，憤然辭職，拂袖南下。
從此，李儀祉開始了高密度高強度的實幹階段，在每一個崗位上都用極短的時間創造了極大的業績。
李儀祉去到上海，任港務局工程師、局長，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學教授。隨後，他又千里迢迢去四川任重慶市政府工程師，設計了成渝公路重慶市郊老鷹巖盤道工程。
1928年至1930年，他先後擔任華北水利委員會主席兼北方大港籌備處主任、導淮委員會委員兼總工程師和浙江省建設廳顧問。在此期間籌劃了白河水利，倡辦了華北灌溉講學班，設置了黃河水文站，親自勘察了運河和淮河，擬定了導淮計劃，設計了杭州灣新式海塘，還在天津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水工實驗室。
其中，在“導淮”這個項目上，李儀祉不畏強權，居然對宋子文拍起了桌子。
<strong>對宋子文拍起了桌子
1928年，蔣介石為了向列國追討“庚子賠款”，想出了“導淮”這個名義。明眼人都知道，蔣介石重視導淮工程為虛，想得到資金為實。李儀祉是個不諳世事的知識分子，只知道自己是導淮委員會委員兼總工程師，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成了蔣介石的“財神爺”。
李儀祉接到指令後，很認真地作了方案。方案公佈後，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認可。於是，蔣介石順利討回了賠款。接著，自然是故伎重演，上演有關方面遲遲不撥款的戲碼。
時任南京方面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自然懂得蔣介石的心思，面對李儀祉的“拎不清”，宋子文一開始還用些官話來搪塞，怎料這個不懂“潛規則”的李儀祉不厭其煩，一次接一次地來催上司。最後宋子文也乏了，不再裝腔作勢，索性跟他挑明“經費無著，導淮工程暫緩”。
這下，李儀祉怒了，對著宋子文就是一頓指責。李儀祉不是那種拍拍桌子發發脾氣就拉倒的人，是個不“辭職”就無法安心的“愣娃”！第二天，他就當著蔣介石的面拒官，說：“我不懂經濟，更不懂什麼政治，只懂修水利，那樣的高官我做不了！沒錢治淮，那我在南京還有什麼意義！”說罷就走了，氣得蔣介石半天沒有說話。更牛的是，李儀祉連請辭報告都沒有遞交就離寧返陝了。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生氣歸生氣，事後又喃喃說道，政府再多有幾個像李協這樣的人，國家幸甚，民之幸甚。
宋子文實在覺得“此人神奇”，對楊虎城抱怨說：“你們陝西人怎麼這麼膽大！敢向我拍桌子！敢對委員長大不敬！如此膽大者，天下大概只有陝西李協一人了!”
楊虎城聽罷宋子文的“吐槽”，哈哈大笑說：“見識了吧，這就叫陝西愣娃！”
<strong>主動降職降薪
作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為嚴重、輸沙量最大的河流，黃河自古就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到了近代，黃河下游決口有數十處，受災人口達三百六十萬人。
眼看黃河災害一年比一年嚴重，國民政府終於開始行動。1929年1月26日，國民政府公佈了《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組織條例》，任命馮玉祥為委員長，馬福祥（安徽省政府主席、馬家軍首領馬鴻逵之父）、王瑚（山東省省長）為副委員長；馮玉祥、孫科、宋子文、李儀祉、閻錫山等十七人為委員，組成黃河水利委員會（簡稱“黃委會”）。
這個班子裡幾乎都是重權在握的高官，只有委員李儀祉是個例外——他留學時主修水利，又曾做過五年的陝西省水利局局長，是名單裡唯一的“技術流”，所以委員之外兼了總工程師一職。
李儀祉幼年目睹聽聞西北多旱、華北多澇的景象，早已樹立效大禹之業、求“鄭白（秦時有鄭渠，漢時有白渠）”之願的鴻鵠之志。怎奈這個黃委會，僅停留在一紙公文上，“旋以經費無著，而當事者又牽於其他職務”而遲遲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措。一直等到楊虎城開始主政陝西，治黃一事才有了轉機。
1930年，新上任的陝西省主席楊虎城意識到重修水利的重要性，熱誠召回李儀祉，提請國府，任命其為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李儀祉本來就已經和蔣宋撕破臉了，但那次拂袖而去沒有遞交辭呈，不作數的。如今為了名正言順給家鄉百姓乾點實事，他立即給導淮委員會遞交了一份正式的請辭報告。
蔣介石當然不會批准，說導淮工程剛有起色，小局要服從大局。楊虎城著急了，他清楚，沒有李儀祉，陝西水利絕無可能興建。於是楊虎城急赴南京面陳蔣介石。但蔣介石就是不鬆口，楊無奈返回陝西。此後越想越不對，再次去南京找到于右任和張季鸞，請他們遊說蔣介石，並讓李儀祉去做宋子文的工作。
最後陝西方面總算想出了一個辦法，由李儀祉的伯父寫信請求南京方面批准他回陝。蔣介石是個尊重傳統孝道的人。如此這番，總算放人了。李儀祉便叮囑好家人自行回陝，隻身回陝西建設廳就任。
<strong>楊虎城力挺不講情面的李儀祉
1930年5月底，李儀祉寫成了一部詳實細緻極具可行性的工程計劃。
1931年春，在楊虎城的大力支持下，李儀祉在華北水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提出了《導治黃河中上游》的議案。這一議案隨即發表在天津《大公報》上。
此後，《大公報》又刊登了李儀祉的《治黃研究意見》。這幾篇“乾貨”文章贏得了水利界的一致讚譽，稱其“指破數千年治河之弱點，祥示籌款之根本辦法，意至善也”。
在輿論的推動下，國民政府磨磨蹭蹭拖到11月，總算在南京開了個大會研討呼籲。然而，會後此事又是進展緩慢，眼看就要不了了之。楊虎城和李儀祉再次“犯上”，治理黃河的第一步“涇惠渠”工程總算開工了。
楊虎城很是高興，幫助李儀祉發動國外華僑提供贊助，解決了開展工程最要緊的錢的問題。結果，共籌集百萬餘元，計劃於當年就開工建設涇惠渠一期工程。
可是開工不久，又遇到了旱災和瘟疫肆虐，經濟蕭條，建築材料奇缺。李儀祉倡導就地取材，拆廟宇，收碑石。這一建議遭到了不少保守鄉紳們的反對，他們開始煽動部分村民阻攔工程隊拆廟修渠。
李儀祉清楚，跟他們講道理是行不通的，要“眼見為實”。他用紙漿泥製作了一個引涇工程大模型，讓人抬到縣政府大堂上，請鄉紳和群眾觀看，並現場講述修建涇惠渠的好處。他說：
“我是陝西人，我沒有二心，決不會把水利變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們早能把渠修成澆地，哪會有死屍遍地的民國十八年大旱的悲慘景象啊！”
李儀祉的真誠說服了反對者，打動了群眾，工程得以繼續。
同時，李儀祉意識到要從教育上著手，從根本上破除迷信，宣傳科學。於是。他在西安創辦了水利專科班並言傳身教教育學生：“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一切事情要講求實際，不要爭虛名。”
李儀祉對待工作一絲不苟，對上司也敢說敢批不留情面。就在修建涇惠渠工程到了最關鍵的時段，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到了陝西。他曾是楊虎城的頂頭上司，楊虎城派了幾名高官隆重接待。
這當口，李儀祉卻心急如焚。原來引涇工程的材料眼看就要用完，工程款再接濟不上就得停工待料。而且當時渭北發生了瘟疫，涇惠渠建設工地上已經有民工因此死亡。所以李儀祉心急火燎地從涇陽趕回西安，緊急找財政廳和民政廳廳長催款，但二人均不知去向，經詢問才知原來都去接待何成浚了。
據時任楊虎城將軍秘書的米暫沉回憶，幾天後適逢省政府召開會議。剛一開會，李儀祉便衝著楊虎城高聲指責，說他們不顧民窮財困，撂下公務去阿諛上司花天酒地。
楊虎城聽了面有愧色，忙回應解釋說：“李廳長誤會了，何主任來西安，是我讓他們做接待工作……”
話未及半，李儀祉即厲聲罵道：“什麼何主任！什麼接待！都是些混賬王八蛋！”
楊虎城聽後低頭一語未發。李儀祉接著說：“我今天就辭職，這個廳長我不幹了。”然後夾起皮包就走出了會場。
李走後楊虎城只說了一句“李先生脾氣真大”便宣佈散會。楊虎城到底是楊虎城，當天晚上就到李家登門拜訪，並當面承認了錯誤。李儀祉轉怒為喜，第二天照舊到建設廳辦公，以後兩人一直合作得很好。
<strong>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卻要一生一世做人
1932年6月，涇惠渠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實現灌地五十萬畝。20日，舉辦放水典禮。正午時分，隨著李儀祉一聲“開閘放水”的口令，濤濤涇河水順渠而下。孩子們喊叫著、奔跑著，村民紛紛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大碗舀水暢飲。忽然，其中一名老農用衣袖把手中大碗擦了又擦，邁向渠水，滿滿舀起一碗水，舉過頭頂，擠開人群走到李儀祉面前說道：
“我們世代給廟裡的龍王燒了上千年的香、磕了幾百年的頭，保佑我們不要受旱災，結果頂個啥用。現在咱們把廟拆了沒神了，今後李先生就是我們的活龍王。”說著老淚縱橫，跪下就要叩頭。
李儀祉趕緊接過水碗，扶起老農，然後對大家高聲說道：“這次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先生，不惜撥款四十萬金錢，又承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華北慈善聯合會、美國檀香山華僑捐款合起來有百萬元，為我們三秦父老兄弟辦成了大業，大家需向各捐款人表示感謝！”
他沒想到的是問題在慶典過後接踵而至。有人開始種植罌粟牟取暴利。李儀祉得知後著人張貼布告稱：“以後若有人再偷種鴉片，便是破壞水渠的第一大罪，便是渭北人民公敵。五縣人民當將其驅逐出境，田產充公。”
然而這些地方豪紳並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依舊和往常一樣，找人脈通關係備厚禮，試圖向李儀祉行賄開後門。李儀祉勃然大怒，輕則令其拿走，重則繩之以法。他說：“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卻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眾的利益，忘了做人的根本！”
在招募班子時，李儀祉也明確規定，管理人員必須經過民眾選舉產生，並嚴禁吃過官司、抽過大煙、當過軍閥走狗、做過地方官吏的四類人進入到監督管理隊伍。
穩定下來後李儀祉思考的是如何進一步治水。他給楊虎城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涇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復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楊虎城欣然同意繼續治水，兩人相約同到大荔縣鐵鐮山視察。當即楊虎城就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預算投資一百二十一萬元。
此時，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是邵力子，他也是支持引洛工程的。於是，工程於1933年當年順利開工。只是誰也沒有想到，老天爺在這當口又降臨了一場大考驗。
<strong>水和財都要從那個“孔”裡流出去了
1933年8月初，黃河中上游流域普降暴雨，各支流河水位急劇上漲，洪水氾濫。陝西、河南、河北、山東、江蘇等省受到嚴重災害。據《長垣縣誌》記載， “凡水淹之處，茫茫無際，只見房頂樹梢露於水面，特別在決口門處，洪流傾斜、房塌樹倒、人畜漂沒、一片慘象”；“人民竟趨高埠、或蹲屋頂、或攀樹枝、餒餓露宿。器皿食量，或被漂沒，或為凐埋……情況之慘，不可言狀”。
洪災已然上升到了國難級別，國民政府怕了，馬上成立了一支嶄新的“黃河水利委員會”隊伍。來看新名單：委員長兼總工程師李儀祉、副委員長王應榆（安徽省保安司令、軍事參議院中將）、副委員長孔祥榕（據說是孔祥熙的同族中人）、委員沈怡（德國德累斯頓工學博士、國防部設計委員）、許心武（水利專家、教育家）、陳泮嶺（水利專家、教育家）、秘書長張含英（水利專家），之前那批大官都不見了蹤影。
9月1日，李儀祉臨危受命，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分別於西安、開封設立辦事處。賑濟災民、堵口復堤，李儀祉親領同仁，日夜奮戰在抗洪救災最前線。一干就是兩年整。
然而，新團隊裡的某某人卻按捺不住了。身為副委員長的孔祥榕和孔祥熙一樣，最擅長斂財。他聞到了利益的氣味，開始對李儀祉的工作處處掣肘。仗著孔家“上頭有人”，他不把委員長李儀祉放在眼裡。孔祥榕利用“金龍四大王”進行占卜為名頭，使李儀祉許多治黃方案不能實施。孔祥榕將委員會的一切人事、財政大權都握在手中，將李儀祉架空。工程總共一百零六萬元的開支裡，不乏貓膩。
道不同，不與謀。李儀祉向國民政府遞交了辭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請辭報告，但未得到批准。於是他在其位，繼續謀其職，提出因勢利導的主張，建議向東開一道引河。
1935年8月，黃河水利委員會在濟南召開堵口會議。會上，李儀祉正式提出 “開挖民埝”的主張。怎料孔祥榕聯合韓復榘共同反對。李儀祉據理力爭，雙方相持不下，最後報至行政院。令人扼腕的是，行政院居然支持了孔祥榕的意見。
次年3月27日，決口被堵合。國民政府又開始喜滋滋慶功了，宣告二期工程完工，涇惠渠擴灌至六十五萬畝。只有李儀祉知道，表面上堵上決口是治標不治本。只堵不疏將使黃河又一次失去了根治之機。他不願與唯利是圖者共事，於是再次辭去委員長兼總工程師一職，回陝西繼續擔任水利局長。
事後有人問他為什麼要辭職。李儀祉義憤填膺地說：“以孔理財，以孔治水，水和財都要從那個孔裡流出去！”
<strong>臨終前竟將十年的引水工程都規劃好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事後，楊虎城被迫出洋，歡送會上，楊李二人相對凝視，雙手緊握，不能言語。
回到家中，侄子李賦林向李儀祉詢問有關楊將軍出洋考察的事，李儀祉沉重地說：“你楊叔早有思想準備，這次出國不是好徵兆……”話沒講完，眼淚奪眶而出，哽咽著沒有再講下去。
訣別好友後，李儀祉告訴自己，哪怕隻身一人，也要保持廉潔。他回到水利局後，堅持“世人皆醉我獨醒”。身為局長的他依舊公私分明，連辦公用的稿紙都堅決不準家中的孩子使用。每次吩咐秘書寄信，也是堅持私人信件的郵費一定要自費。
有次十二歲的小兒子李賦洋發高燒，燒到四十度，家裡著急打來電話求助。正在水利局辦公的李儀祉，叫來侄子李賦林，拿出兩塊大洋，讓他趕緊乘坐“洋車”（兩輪人力車）回家帶李賦洋去醫院看急診，就是不肯動用就停在水利局機關大院裡的公車。
還有一次，當年還很年輕的李賦林希望能在叔父手下工作。儘管李儀祉手握大權，安排工作只是一句話的事情，但他因為不瞭解李賦林的工作能力，拒絕了侄子的求職要求，毫不徇私。一直到後來李賦林展示了才幹後，他才高興地接納侄子成為了治水大軍中的一員。
最難得的是，李儀祉將廉潔奉公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盡頭。不圖私利，勤管“閒事”。
李儀祉在陝西省水利局任職期間，被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為議員（後改稱“院士”），他還兼任中美工程師協會董事及清華大學名譽教授。此時，李儀祉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容樂觀。但他依舊延續了超高效能為國為民愛管閒事的作風，不曾在家安心休生養性。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驚動了華夏。三天後，生病住院的李儀祉在醫院裡實在待不住了，提前出院，抱病投入抗日運動。他加入陝西抗敵後援會，在報紙和電臺發表文章和講話，宣傳抗日，組織募捐。他不但帶頭捐出自家全部積蓄五百大洋和夫人張孟淑的玉鐲一對、金戒指一枚，還專程前去哥哥李約祉家，動員嫂子張季珍（張季鸞之妹）捐獻出了她的全部金銀首飾。同時李儀祉積極組織渭惠渠、織女渠的施工，以富國強兵的實際行動，支援抗日。
1938年1月4日，李儀祉抱病去眉縣參加渭惠渠攔河大壩南土壩合龍工程。
2月18日，李儀祉在《西京日報》上發文呼籲社會出資認養流落街頭的幼童乞丐，讓他們住進孤兒院。並在發文同時帶頭捐出了五十元大洋。
2月19日，李儀祉急性胃炎發作，病倒。
3月7日，李儀祉病情危重，臉色蠟黃、骨瘦如柴。他囑咐家人道：“處此國難時期，身後葬禮，須力求簡約，屍體送醫院剖驗，以探病相之究竟，為醫界做一貢獻……”
3月8日，積勞成疾的李儀祉病逝於西安，終年五十六歲。彌留之際，竟然還在學生手上寫下“大壩”二字。
同樣，他所心繫的百姓也在記掛著他。
自李儀祉病倒後，各大報刊均發文刊登，民眾聞訊後自發趕至先生在西安靜修巷寓所外祈福探望。有的唸佛誦經，有的求醫問藥，有的甚至還在院子裡搭起了帳篷，日夜守護，不願離去。先生去世當日，沿街群眾更是哭聲一片。家屬見狀無不動容，勸說大家都趕緊回去，但民眾依舊沉浸在悲痛中無法自拔。此時，有一個老農民突然站了起來，說：“大家都不要哭了。活龍王已經被上天召回去了，他要去幹更要緊的事了。”
聽罷此言，人們才意識到，人死不能復生，李儀祉是真的離去了。
3月9日西安大雪，天地素白。日寇的飛機在城市的上空隆隆飛過。炸彈落下來，房子一排排地被炸燬。人們在李儀祉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張《十年規劃》，先生竟然已將1945年前的引水工程都規劃好了！令人嗟嘆，德厚才高，方為“水聖”。
閱讀更多 各界導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