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週英國的大新聞是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脫歐協議被議會否決。2016 年，英國民眾通過公投作出脫離歐盟的決定，但英國和歐盟就未來關係達成新的協議卻困難重重。這一版協議被否決大大增加了無協議“硬脫歐”的風險。
許多人在思考“推倒重來”的可行性。“第二次脫歐公投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新聞網站 Axios 的一篇文章寫道。就連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也通過社交媒體向英國喊話：“如果不可能達成協議，同時又總得有個協議，那麼誰有勇氣最後說出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法？”意思不言而喻。
也有人在反思，英國何以走到了這一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 1 月 17 日刊出倫敦瑪麗王后大學高級講師 Robert Saunders 的一篇文章，回顧了英國擁抱公投制度的歷史及其後果。他指出，公投正是在和今天相類似的氣氛中被英國政治所接納，而它可能引發的問題在當時就有人預見了。
英國人開始嚴肅對待公投這件事是在 20 世紀早期。當時的議會和現在一樣分裂，女性投票權、關稅改革等爭議性議題甚至在政黨內部都很難達成共識。直接把決定權交給人民的好處是政治上的：政府得以繞開糾纏不清的議會政治，也可以避免承擔執政責任。從哈羅德·威爾遜到戴維·卡梅倫，幾代首相都將選民作為政治上的拆彈部隊，來平息政黨內部的不和諧聲音。但 1973 年以來的 12 次公投並沒有形成一些重要規則，比如公投的時機、理由和方式。
對公投機制的批評在它正式誕生之前就不絕於耳。許多人認為，直接民主違背了英國的代議制傳統。哈羅德·威爾遜本人就說過，公投“不是我們的行事方式”。而他的政治對手、保守黨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的觀點更尖銳，她將公投稱為“獨裁者和煽動者的工具”，認為它會危及少數群體和議會統治。
那麼，公投機制有哪些基本問題？Saunders 將過往的批評歸納為三點。首先，公投將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為 “Yes or No”，忽略了細節和實際談判的成本。比如，人們可以公投決定要不要大量減少移民、消除結構性赤字，卻無法通過公投回答“哪些移民該被擋在門外”“赤字應當如何削減”這些具體問題。
其次，公投可能會破壞“責任政府”這一現代政治的基石。政府可以通過公投轉嫁責任，在實施一項自己都不認同的政策的同時保住權位；另一方面，那些致力於推動公投議題的政府外人士，既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又無需為此承擔執政責任。其結果是，政府變得不負責任，政治運動的參與者變得不憚於使用謊言。
最後，公投也可能助長極權主義。隨著公投一錘定音，反對者就此失去了挑戰機會，否則就是站在了“人民的意願”的反面。這種體制嚴重壓縮了少數派的生存空間。
很多擔憂都在 2016 年的脫歐公投中應驗了。此時，再來一次公投有點像飲鴆止渴，但當前的僵局總得打破。究竟有什麼解決方法？
Saunders 的建議是，不妨回顧一下憲法學者 A.V. Dicey 一百年前對公投制度的最初設想。他想象中的公投不是“全民投票”，而是“全民否決”——交付公投的不是某種抽象理念，而是議會已經通過的某個具體提案。
就當下的語境而言，人們可以仔細權衡某項脫歐方案的優缺點，再通過公投決定它的命運。這樣，方案的提出者將同時作為執行者接受檢驗，從而強化“責任政府”的原則，迴歸更悠久的憲政傳統。
題圖來自：Immanuel Giel/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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