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到2030年，中國將有約2億空巢老人，如何養老已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杭州農村一所別墅裡，十幾位65歲以上老人展開了一場抱團養老實驗。一年過去了，他們過得怎樣？
2017年，杭州一對七十多歲的老夫妻在報紙上發起“抱團養老”，招募願意和他們一起在鄉間別墅裡結伴養老的同齡夫妻。報道一經發布，反響極為熱烈，超過100多對老年人報名，最終有4對夫妻入選。
一年過去了，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老人們，發生過摩擦和爭議，也有過溫馨和快樂；陸續有舊人退出，也有新人補上。原本素不相識的他們，借一起摘菜養雞，散步打麻將，輪流分配家務等活動，集體抵禦孤獨。
現如今，作為國內首個成功的“抱團養老”案例，仍舊有十幾位陌生老人在這種養老新模式下結伴而居，並將繼續實驗和摸索。
發起“抱團養老”實驗前，朱榮林和老伴王桂芬曾有過一段原本還算滋潤的養老生活。79歲的朱榮林退休前是個中學英語老師，王桂芬則是化工廠廠長，倆人育有一對兒女，家境優越，生活和美。
2010年，兒子出資在朱家老屋的宅基地上重蓋了一棟三層高的農家小別墅，面積約500平方米，附近群山環繞，屋前有個大院，花木籠罩，屋後有半畝菜地，養了雞鴨和看家小狗。老夫妻倆日子過得怡然自得，每週日下午，兒女也都會回來在此一聚。
然而，自2016年膀胱癌手術後，朱榮林就開始陷入抑鬱，愈發覺得生活冷清、無聊。周圍村莊拆遷後，老夫妻漸漸連麻將都湊不滿一桌，偌大的別墅裡只剩下兩人四目相對，平時吃飯也開始用速凍食品馬虎應付，不時還互相慪氣。
苦惱之際，王桂芬在報紙上讀到了“抱團養老”的報道。雖然最早嘗試這種養老模式的餘杭張阿姨以失敗告終，但老兩口實地拜訪瞭解後，發現都是因一些諸如衛生間佔用、日用分攤不均的瑣事引發矛盾，倆人對此頗為樂觀。
“我們地方大、房子大，而且房間都有配套的獨立衛生間。”朱榮林夫婦相信，只要仔細把關篩選，儘量找合得來的人，就會避免掉這些麻煩。
為此，在正式登報招募前，老兩口擬定了一些具體的標準或規矩。比如希望最好是年齡在65-80歲之間的夫妻，而非獨居老人，這樣萬一吵架也有伴侶可以在旁邊拉一下；希望脾氣隨和，經濟上不能太斤斤計較；希望身體要健康，因為鄉下偏僻就醫不便；還希望是杭州本地人，這樣大家吃飯口味會更接近，週一到週六可以輪流燒菜，週日也方便回家與兒女團聚，或自主安排活動。
細緻而嚴格的招募標準，成為了朱榮林夫婦發起的“抱團養老”後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令這種模式更具社會參考價值。
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國內，65-80歲之間的退休老人似乎正在成為一種非常尷尬的存在：明明有不少人身體和心態都還保持著相當的活力，卻往往和行將就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被劃分成同一類。
他們大多退休沒幾年，內心明明還渴望著能繼續參與和投身到各種社會化的生活中去，可等終於有錢有時間、有頭腦也有經驗，兒女已經成家獨立、自己早不再需要掙錢奔波了，反而“無處可去”，只能孤獨地面對衰老。
發起和參與“抱團養老”的這些退休老人們，基本都是這種情況。
在這個小小的實驗社群裡，66歲的退休紀錄片編導蔣一純就是個典型。
他是杭州本地人，在城區有兩套房，兒子有份不錯的工作，也經常安排他出去玩，但日常互不干涉對方生活。他身體硬朗結實，性格外向活躍，雖然上了年紀，心態仍然很年輕，也很在意自己的日常穿著和風度。
因為覺得自己沒有老，還想做點事，相比其他幾對老人，蔣一純更像是藉著參加“抱團養老”實驗，來觀察和記錄整個過程的。他打算把自己在這裡的點滴寫成親歷記，好以後加以推廣，“這個事情這麼火紅了，那我就乾脆把它當個事業來做。”
他曾笑著和我們舉例分享老人間彼此相處的經驗和智慧，比如大家一起吃飯，魚不能燒一條大的，否則謙讓一下，或者來晚了，就沒得吃了。“最好是買幾條小魚，一人一條，都有得吃。”
但儘管如此，矛盾還是會不斷產生。陌生的老人們在磨合過程中，因一些微小瑣事激起的積怨仍然在所難免。
因為接受採訪時的積極活躍，蔣一純被其他人腹誹為“愛出風頭”，是為了“名和利”，也因為他抱怨別人不配合媒體採訪，老人們之間還非常孩子氣地起了衝突，在“抱團養老”一週年聚餐會上厲聲爭執。
而一些生活細節被媒體捕捉放大後，也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困擾。房東朱榮林的兒子看到自己在報道中被描述成“因為兒子不關心父親導致父母太孤獨，才決定抱團養老”，就非常生氣。還有一家媒體報道“抱團養老”的標題是“相聚容易相處難”，不少老人看到了都覺得頗為刺眼。
部分老人的質疑，沒有動搖蔣一純推廣“抱團養老”的信念，面對媒體，他毫不避諱自己非常雄心勃勃的一面。
他甚至開始規劃，附近長命村裡家家都是小別墅，房子常年出租，完全可以收回來作為“抱團養老”模式的一個更大的實驗田。“既然是先行者的話，那我們有責任把這個事情推廣出去，是不是？！”
蔣一純甚至會援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們國家現在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在2.4個億，相當於要佔總人口的17%到18%。”解釋的時候，他似乎也在自我安慰和肯定：“養老是政府和社會要有擔當、有責任的，那我們現在抱團養老，其實我們是在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是不是？”
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像蔣一純這麼熱衷於“要做出點事業來”。朱榮林就覺得，這種“房東+租客”的模式很難複製，因為不是所有房東都像他這樣，“只圖熱鬧不求回報的”。
相比之下，朱榮林的抱團養老公寓租金確實是非常便宜的。根據房間朝向和硬件不同，每月租金1200-1500元不等，而且都用來請廚師、園丁等修建花木和燒飯打掃，並沒有什麼盈利。
雖然有過一些摩擦和波折，但朱榮林的兒子也依然很支持父親做這樣的事，他飯桌上笑著說自己父親現在不愛抱怨了，因為沒空抱怨了。他覺得抱團養老，確實讓自己的父親變得更加快樂了。
實際上，在國際社會上，這種65歲上下、還非常有活力的老人，有個普遍的稱呼，叫“第三年齡者”。
“第一年齡”指剛開始接受教育、步入社會的階段；“第二年齡”是工作結婚生娃的階段；“第三年齡”正好是就是朱榮林或者蔣一純這種，有儲蓄和時間、可以實現自我的圓夢階段，有些人甚至在這個歲數開創新的事業和人生；“第四年齡”才是需要他人照顧起居、走向死亡的階段。
而在我國，65-80歲之間的“第三年齡”階段人士，需求其實是非常多樣化的，他們仍然非常需要人群的歸屬感，需要社交互動和精神文化，這些需求卻經常被漠視。
“抱團養老”這種新的養老模式，大概正是這些“第三年齡”人士們突破現有狀況的一種自主的嘗試。無論最後結果如何，當老人們能保持這樣開放積極的心態，去運轉和推動這樣的小群體自助行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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