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戰爭給國內帶來的影響比其海外後果幾乎更重大。一場世界戰爭給一個新興工業社會帶來了眾多經濟問題同時也對貿易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在隨後出現的經濟衰退中，股票市場和土地價值跌到了多年未見的令人擔憂的低水平。
美洲戰爭
空前的高稅收和迅速增加的國債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危機，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於是人們對政府、議會以及總的政治體制提出了根本質疑。在接踵而至的混亂局面中，比較保守的勢力，尤其是鄉紳，隨著1779—1780年會社運動的展開也捲入了一場似乎是針對憲制的公開抨擊活動中。
各會社在郡縣、首都以及外省城市都獲得了廣泛支持，他們要求改革的呼聲超過了威爾克斯運動之外的一切狂熱的激進分子。約克郡的牧師及鄉紳克里斯托弗·維威爾幾乎成為這場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領袖，但他本人不算是那種激進分子。不過，他要求消除有名無實的選區，要求擴大公民權以及要求推行不記名投票等，這些在當時都頗具前瞻性。此外，會社運動傳遞出了某種信息，或者說是由大都市的煽動者嘴裡傳達出了某種暗示，如約翰·傑布和卡特賴特少校在言談中都明確表示，如果議會抵制改革，就應被郡代表們替代。
約克郡，現代一角
當時對這種新現象充滿極度恐懼。事後看來，會社運動的氣勢和廣度確實驚人。不少人認為它幾乎促成了英國的改革，使得其可能性比隨後50年中任何時候都更大。當該運動1780年達到頂峰時，在全國範圍內就改革問題達成了程度不凡的共識。這時候，甚至下議院也不顧政府內外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通過了一項決議，宣稱“國王的影響力有所增大，並在不斷增強，應當予以削弱”。這成為了隨後近五年之久的激烈政治爭論和持續思想衝突開始的信號。
那麼，為什麼會社運動沒能完成其任務？當1782年諾思讓位而由輝格黨短暫執政時，伯克及其同僚設法對議會進行了幾項改革，撤掉了一些名聲不好的掛名職位，並規定要更加仔細地審查國王的經費。但事實上，議會改革困難重重。即使當小皮特於1783年獲得最高執政權以及議會中的財政部官員經首相批准正式提出了改革建議時，它並沒有獲得議會中多數人的支持。
英國建築，現代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會社運動興起的環境有關。當時進行徹底改革的熱情有限，而且主要侷限於善於發表意見的人和城市居民中。有時聲響雖超乎尋常的大，但真正得到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資產階級中也很有限。18世紀的議會，不論其在選舉方面有多少缺陷，對小資產者和中產階級的要求還是非常敏感的。許多法律都以他們的商業和產業利益為目標。還有更多的法律賦予了他們在各自地區的諸多權力，使他們能夠控制各種法定機構，從收稅路和運河托拉斯到改良委員會和執行濟貧法的團體。對於那些受益人來說，進行議會改革的理由看上去很不充分。
會社運動源於一場全國危機，在此期間，對現有政治的任何系統批評都會引起關注。改革者針對朝廷體制的浪費和低效發出的大聲抗議似乎特別合情合理。30年後也因為相同的原因又出現了相同的現象，由於與拿破崙一世的戰爭開支巨大，引起經濟危機，激起了類似的抗議。但是這些狀況沒有持續很久，對改革的興趣也大多隨著這些狀況的結束而消失。到18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日益感到商業在復甦，財政狀況在恢復，這都是小皮特的政策發揮了效力。繁榮比任何爭論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激發改革的因素。
拿破崙一世
另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人們普遍對極端分子的舉措越來越感到擔憂。改革運動的狂熱分子似乎不只是指責朝廷的腐敗政治，而且還質疑背後支撐它的憲法框架，甚至抨擊有產階級本身。在早期改革運動的論著中已經可以看見後來“人權派”的影子。按照後來的標準，像理查德·普賴斯和約瑟夫·普里斯特利這樣的人其實都算是相當溫和的。但是，他們所挑戰的是他們那個時代一些最頑固的看法和很習以為常的思想，因此要攻破他們與邊遠地區貴族和外省商人的脆弱聯盟幾乎不費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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