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巴黎和會在法國凡爾賽宮開幕。戰勝的諸大國在此商議如何宰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並建立確保和平的機制。而以“戰勝國”之名得以與會的小國也抱著“公理戰勝強權”的樂觀希冀自身的權利能得到尊重。儘管美國總統威爾遜帶著他超越時代的“十四點計劃”來到巴黎，然而，百年前的國際政治畢竟還是大國強權說了算的舞臺，小國、弱國只是籌碼和棋子。在經歷了兩次創劇痛深的世界大戰後，今天的聯合國對世界各主權國家的地位和權利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凡爾賽宮中大國領袖密謀世界命運的陰影在今天真的已經遠離我們了嗎？
去年11月，澎湃新聞“外交學人”於一戰結束百年之際，推出“一戰百年啟示錄”系列文章，從多個位面盤點一戰的遺產。今起繼續推出“巴黎和會百年”系列，接敘一戰之後的故事，細繹當今世界的歷史脈絡。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27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成員，在巴黎舉和平會議。 視覺中國 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國際局勢以及中國參戰的結果，使近代以來中國的弱國外交有了一定的改善空間，為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國際背景。
中國外交空間有所拓展
一次大戰期間，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互相廝殺，兩敗俱傷，實力大損，削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整體實力。凌駕於北京政府之上的“北京公使團”處於分裂狀態，“太上皇”風光不再，難以採取針對中國的統一外交行動。北京政府運用國際均勢理論和“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在外交上由被動應付轉向一定程度的主動進取，改一味捱打為擇機反攻，開始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提出中國的合理要求，爭取國家獨立與國際平等地位。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理論以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的革命戰略及其領導第三國際的革命實踐，成為東方民族殖民地國家人民開展反帝鬥爭的共同理論、指導思想和領導中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以及東方的反帝反殖鬥爭，也為北京政府外交拓展奠定了基礎。蘇俄新政府發表對華宣言，明確宣佈放棄和取消對華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北京政府將與各國簽署平等新約實現“零的突破”的希望寄託在蘇俄身上。
戰時，美國總統提出了著名的戰後國際關係準則十四條，也稱為“威爾遜主義”，內容包括外交公開、民族自決、各國相互保障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強弱，一律享有同等權利，戰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倡議建立國聯，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等，也有利於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反殖鬥爭和北京政府“修約”外交的提出和推進。威爾遜宣言引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響，中文版的《威爾遜總統戰時演講錄》一時充塞了上海等地的大小書店。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演說：“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用光明主義來代他”。[1]中國輿論普遍認為：歐戰結束是公理戰勝強權，希冀和會主持正義，把中國喪失的權利交回中國。
日本利用歐戰之機，瘋狂擴大對華侵略，以“參戰”為名，搶佔中國山東，山東問題成為國際衝突和中日外交矛盾的聚集點，成為激勵中國人奮起抗爭的轉折點。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強勢欺壓，使北京政府的對日外交處於沒有退路的境地，中國堅持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針，決意迎接中日間一場曠日持久的外交較量。國民外交隨之而起，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那麼多國人關心國事、關心外交，這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性進步。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政治舞臺和北京政府的任用新人政策，也催生和造就了一代民國職業外交家。一大批具有海外留學背景和接受國際政治專業訓練的職業外交家進入中國外交第一線，逐步發揮主導作用，開始施展他們的卓越才能，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變化，表現出從未有過的生氣勃勃的新局面。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舉行。
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抗爭
當巴黎和會舉行之時，中國人曾寄予非常高的期望。然而，巴黎和會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帝國主義分贓會議。參加會議者有27個國家，千餘人。和會組織分為兩級，一為有通盤利益的交戰國，指美、英、法、意、日五大國；二為有特殊利益的交戰國，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交戰國。會議完全由五大國特別是美、英、法操縱，其他弱小國家只有在討論相關問題時，才得派員出席。
北京政府代表團由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後加上南方軍政府代表王正廷組成，除陸徵祥外，都是留學歸國派。由於首席代表陸徵祥因病較少參加會議，發言者主要是顧維鈞、王正廷等，他們具有親美傾向，主張對日採取強硬方針，推行“聯美抑日”策略，積極維護中國權利。[2]
在威爾遜宣言的鼓舞下，中國代表團參加和會的具體目標有四個：（一）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省內之一切利益，不由日本繼承；（二）取消“二十一條”全部或一部分；（三）取消外人在華一切特殊利益；（四）結束德奧兩戰敗國在華之政治、經濟特權。這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具有進攻色彩，然而未畢過於天真。
與中國針鋒相對的是日本，它是大國“十人會”和“四人會”（意大利退出後）成員，佔有遠比中國有利的地位。其主要目標之一，是與中國針鋒相對，要求全盤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由於英、法、意已在戰時與日本簽有同意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密約，雖對日本戰後在遠東橫行霸道頗為不滿，卻不能對中國有所助益。中國能夠引為後援的只有美國，但美國對中國的幫助與支持極為有限，一旦涉及其自身利益，便會將中國利益拋之腦後。中國是滿懷希望而來，尤其是對美國的支持一心迷戀，結果卻是連連遭挫。
中日山東問題爭執。山東問題因歐戰而起，日本藉口對德宣戰，出兵山東，迫逼中國簽署“二十一條”，承認日本繼承山東權益，成為和會上中日爭執的焦點，也是戰後美日在太平洋的首次交鋒。
1月27日和29日，日本代表牧野和中國代表顧維鈞發生激烈的爭辯。顧維鈞針對日方謬論，義正詞嚴地指出：“三千六百萬之人民，有史以來為中國民族，信奉中國宗教”，“膠州為中國北部之門戶，亦為沿岸直達國都之最捷徑路”，在國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東為孔孟降生，中國文化發祥之地”；“以經濟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屬不易”，“不容易他國之侵入殖民”；為了爭取西方人之同情，他甚至把孔子比作耶穌，山東比作耶路撒冷一樣，指出中國之不能放棄山東，就象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針對日本“中日已有成約”之說法，顧氏有力駁陳：所謂《中日關於山東省之條約》及換文系由“二十一條”產生，是在日本最後通牒的脅迫下籤訂的，不能視為有效；縱使該約有效，自中國對德宣戰後，情況業已大變，根據情勢變遷原則，該約已不能執行；中國對德宣戰後，中德間一切條約已告作廢，膠州租借條約自亦失效；縱令該約不因中國對德宣戰而廢止，該約亦有明文規定，膠州灣租借地不準轉讓，膠濟鐵路應由中國收回等，他堅定表示“本全權代表絕對主張，大會應斟酌膠州灣租界地及其他權利之處置，尊重中國政治獨立、領土完整之根本權利”。
牧野在顧氏猛烈而犀利的攻勢下，退而主張“日本願將山東交還中國，但須由德國交還日本，再由日本交還中國”。顧氏步步緊迫，表示讚賞日本允不將山東佔為已有的姿態，針鋒相對指出：“歸還手續，我中國願取直接辦法，蓋此事為一步所能達到，自較分為二步為直捷”。[3]
顧維鈞的發言，在會場上引起強烈反響。辯論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國務卿藍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外長貝爾福等相繼走上前支持，與他握手道賀。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也表示讚賞。國際輿論稱之為“世紀之辯”。這一成功不僅使年輕的顧維鈞一舉成為巴黎頭號新聞人物，而且為中國收回山東奠定了法理基礎，使山東問題引起舉世關注。
提交《廢除民四條約說帖》。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在交涉山東問題的同時，向和會提交了《廢除民四條約說帖》，從另一角度為解決山東問題向日本發起外交攻勢。
該說帖詳盡剖析“二十一條”提出及交涉經過、侵華實質及強迫手段，全面闡述了廢除的理由。指出：“二十一條”是日本乘各協約國與德國苦戰之時，“向中國行劫奪”，“此案之中日談判盡由日本獨斷，為狀之奇，古今僅有”，“中國所派代表之人數及人員，均出於日之指定，中國代表請備正式記錄，以記會議之結果，而日本不允”，“民四條約”“系先以恐嚇不得不與之磋商，繼以最後通牒逼中國不得不簽字而訂結者”，“論其性質，應視為一種單方面的條約”。中國政府在簽約後即發表宣言說明交涉經過，聲明該條約“不能為定局”。[4]
此說帖無異將日本押上歷史審判臺。強烈要求和會“宣佈予以廢棄”。然而，由於日本的堅決反對，和會主席克里孟梭覆函表示，“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不能認為在和平會議之內”。拒絕將此案提交和會討論。中國在會議上提出此說帖，雖然未達到廢棄“二十一條”的目標，但這是中國首次向國際社會公開表明對於“二十一條”及由此產生的“民四條約”的嚴正立場，在國際舞臺上全面控訴和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一次大戰機會侵犯中國主權的兇惡面貌，具有積極意義。
提交《中國希望條件說帖》。中國代表團還向和會提交了《中國希望條件說帖》，公開請求和會討論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問題。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在全球性會議上公開要求修改中外不平等條約，希望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該說帖提出有關勢力或利益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及巡警、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外國租界、關稅自由權等七個問題，逐項說明發生的原因、應廢棄的理由，並提出應行辦法。[5]
北京政府的希望條件並非主張立即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只是要求和會規定若干原則，或確定一個時期，以便逐步撤廢這些特權，並警告各國說“此次所提各問題，若不亟時糾正，必致種他日爭持之因，而擾亂世界之和局”。然而，和會仍然以中國提出的這些事宜不在和會權限之內為由，予以拒絕，僅表示“一俟國際聯盟能行使其職權時，即就促其行政院注意。”[6]
結束德奧在華特權交涉。3月，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交了《中國提出德奧和約中應列條件說帖》，要求德奧“從前用威嚇手段，或用實在武力，而向中國獲得之領土與權利產業，仍歸還中國，併除去其政治、經濟、自由發展之各種限制。”除山東問題另行處理外，中國的這些要求被列為《對德和約》第128-134條和《對奧和約》第113-117條。[7]由於列強的橫加限制和互相爭奪，和會並未讓中國完全達到目的，對於中國的要求條件有所修正。
拒籤《對德和約》。儘管中國在山東問題辯論中大獲其勝，但由於日本頑固堅持，並以退出和會相要挾，以及美、英、法對日本妥協，4月22日，最高會議將關於山東問題方案通知中國：日本先獲取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將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此後仍享有膠濟鐵路在內的全部經濟權利。由此，中國山東問題外交失敗。中國代表團再三抗議，提出各種折衷方案，爭取“保留簽字”，均被列強拒絕。消息傳出，五四愛國運動因此而起，很快席捲全國，並掀起拒籤對德和約的高潮。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一個空前的事件，它不僅打擊了日本企圖獨佔中國的狂妄野心，而且開闢了中國衝破帝國主義控制，在國際事務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先例。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的新進展
巴黎和會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開拓了中國外交的新時代。晚清以來中國國際地位急驟下降的歷史進程至此終止，以巴黎和會及隨後舉行的華盛頓會議為開端，中國國際地位走上了自下而上逐步攀升的漫長曆程。
巴黎和會重新調整了列強在遠東和中國的關係，終止了日本利用一次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擴展在華勢力，企圖獨霸中國的勢頭，中國重新回到戰前受幾個列強共同支配的局面。列強在華競爭格局有所變化，英國地位有所下降，戰前的英日同盟轉變為英國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美、日成為列強在華的主要競爭對手。以上格局將有助於中國“聯合美英，抵禦日本”外交方針的定型和實施。
巴黎和會上，中國公開向列強在華不平等條約體系“叫板”，近代中國廢除列強不平等條約運動進入了實質性啟動階段。中國在會上提出的“希望條款”，雖未為和會所接受，但首次在全球性國際會議上表明中國政府立場，具有重要意義。中國首先啟動了對於戰敗國德、奧的國別談判，廢除了他們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平等新約出現“零的突破”。其次，發生革命的蘇俄主動表示將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也給中國的廢約運動帶來了有利機會。在此影響之下，中國和墨西哥簽約換文同意廢除墨國在華享有的不平等條約。
巴黎和會後，北京政府頒發大總統令，實施對無約國新政策，明確宣佈不再給予任何一個想與中國締結條約關係的新國家以特權。此後，該項政府令一直得到堅持，使外國與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呈現只減少，不增加的新趨勢，以新的原則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和平友好關係，為以後北京政府的“修約”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改訂新約”運動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山東問題外交雖在巴黎和會上遭遇失敗，但中國拒籤和約，使日本得自條約的利益並未得到中國認同，美國國會也以山東問題為原因之一而拒絕批准對德和約，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困境。中國在會後堅持走國際路線，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終於實現了在華盛頓會議期間中日舉行會議邊緣談判達成協議，中國曆時8年終於收回山東權益，並使中國與歐美各國關係有所增強，使中國與日本的積怨更深，對日後中國外交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巴黎和會也是中國年輕一代職業外交家登上外交舞臺，大展身手的開始。他們的卓越表現，如山東問題辯論、廢除“二十一條”交涉、修約希望條款提出、拒籤對德和約、加入國際聯盟等種種外交努力，使他們聲名遠揚，為日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開啟了良好的開端。
參加巴黎和會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國加入了國聯，由此開始融入國際社會的艱難歷程。中國儘管拒籤對德和約，但因簽署《對奧和約》而得以加入國聯，這是中國以主權國家加入國際大家庭的重要開端，也是中國外交家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的成果。北京政府加入國聯，並積極參與其活動，是中國外交新拓展的又一重要表現。
（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註釋：
[1] 《蔡校長十六日演說》，《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7日。
[2]《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4-171頁。
[3]陳志奇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二），臺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810-822頁。
[4]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冊，三聯書店2005版，第290-303頁。
[5]陳志奇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二），第750-779頁。
[6] [美] 波賴著，曹道明譯述：《最近中國外交關係》（中譯本），南京正中書局1935年版，第58頁。
[7]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編：《秘笈錄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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