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局發[2017]091號
文藝九局·司機小馬
沒有想到，我心目中2017年最“精緻”的國內院線片，竟然會是一部政治領袖傳記片。
關注冷門院線片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沒錯，就是最近排片和票房平平、但口碑爆棚的《至暗時刻》。
這部片名聽起來很酷的電影，實際上是英國二戰首相丘吉爾的一部“傳記片”，記錄了丘吉爾“受命危難之時”接任首相後第一個月的故事，如何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堅定信心、團結民意，堅決對抗德國納粹。外國政治領袖的傳記影片在國內市場一向反響平平，但這部《至暗時刻》卻在口碑上贏得了滿堂彩。
原因如果只能用一個詞概括，那就只能是“精緻”——實在是太精緻了。
精緻之一是演技上的精緻。
而演技的聚光燈，全部投射在扮演丘吉爾的加里·奧德曼身上。
這個名字有的影迷或許會覺得陌生，也不知道他的演技如何好，這裡我只需要點出他幾個廣為人知的角色：
《驚情四百年》的德古拉；“哈利·波特”系列的小天狼星；《這個殺手不太冷》的變態警察；諾蘭“蝙蝠俠”系列的戈登警長；
再加上這次的丘吉爾。
如果你的感受是“哇這個角色原來是他”以及“哇這些角色竟然都是他”，那麼你已經粗略感受到了這位英國老戲骨的表演魅力 ：他毫無痕跡地把自己融入各種跨度巨大的角色之中。你不記得加里·奧德曼，因為你感受不到“演員加里·奧德曼”的存在。這裡只有角色。
而他這次飾演的丘吉爾依舊保持了他表演的高水準，他的劇照甚至讓丘吉爾檔案館的管理員誤以為是歷史照片。從語氣到步態到表情到微動作，細節十足且豐滿可信。
如果我們用“演技在線”褒揚我們的小花小草演員、用“整容式演技”讚美中生代實力派演員，那麼加里·奧德曼的表演只能用“投胎式演技”來形容：宛如演員轉世投胎成角色一般。
在這部缺乏震撼特效的傳記影片中，加里·奧德曼貢獻的演技堪稱本片的視覺奇觀。精緻之二是畫面的精緻。
道具服裝上，“《至暗時刻》在道服上很好地還原了二戰前夕的英國，包括王室、上流階層和平民”，這樣的讚美不算錯，但這隻能算是傳記類影片的及格線。而實際上，道服的精緻是有“捷徑”可走的，比如用快速切換或搖擺不定的鏡頭模糊細節、用全景鏡頭忽略細節、搭建反覆使用的小場景避免忙中出錯，等等。但《至暗時刻》為了特定的表現力追求（這個後面會提到）而大量使用了近景特寫和固定鏡頭，絕少高速運動鏡頭和蒙太奇，這對於道服佈景的“藏拙”是極為不利的，但也正是這種“讓你觀眾細細看我不怕穿幫”的從容，更讓觀眾對這份精緻印象深刻。
更令人驚豔的是構圖與光影的精緻。《至暗時刻》導演喬·賴特曾經執導過電影版的《傲慢與偏見》《安娜·卡列尼娜》，從題材選擇上就不難看出這是一位古典情結很重的導演，尤其擅長古典油畫版凝重典雅的視覺語言。他在《至暗時刻》中一如既往地，在畫面構圖上大量運用了對稱、中正、黃金分割等符合古典繪畫美學的構圖原則。同時為了突出納粹臨近的“暗”，將明暗對比的光影美學運用至無處不在，使影片充滿了倫勃朗式的古典美學特徵。
這裡我指的並不是當代攝影技術中捏合了許多現代元素和商業妥協的所謂“倫勃朗光”，而是一種非常徹底、嚴格而老派的古典光影美學。毫不誇張地說，全片幾乎所有超過3秒的鏡頭都符合古典派油畫的創作準則，每一束光的位置角度亮度都有“講究”。雖然運用光影明暗和構圖來展現人物關係和場景氛圍，是當代電影中常見的技法，但能像《至暗時刻》這樣強迫症般落實到每一幀的執著，實屬罕見。
這種精緻使整部電影產生了一種非常強烈的藝術品質感，和流水線生產的電影工業產品拉開了明顯的差距。而為了匹配這種畫面美感，《至暗時刻》在運動鏡頭的使用上極盡剋制乃至吝嗇——動得太快太頻，就不古典端莊了。這使整部電影更加渾然一體，也可以讓觀眾安安穩穩地置身於歷史的恢弘厚重之中。
除了表演和畫面之外，影片古典味十足的配樂和精心設計的臺詞也都配得上精緻二字，但並不如演技和畫面的“精緻”來得極致，這裡姑且不表，但也絕對不是扣分項。
但要說《至暗時刻》的扣分項，恰恰不是哪裡不夠精緻，而是——劇情上，過於“精緻”了。
傳記類電影，特別是關係到歷史進程的政治領袖的傳記，本身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自由發揮的空間不大。但歷史不是藝術，不可能像倫勃朗筆下的光影那樣永遠端莊規矩、恰到好處。如果過於追求傳主和故事的精緻完滿，就難免要和歷史產生出入。這正是《至暗時刻》的軟肋。
或許是在尋求精緻的路上走火入魔、希望精緻畫面下呈現的故事也同樣“精緻”， 導演喬·賴為《至暗時刻》中丘吉爾安排的心路歷程與歷史頗有出入。 為了讓“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首相”完美融入這個精緻的古典主義敘事，影片為丘吉爾做的“二次人設”設計的痕跡有些過重：
要表現“悍相”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就讓他在私下顫抖得像個小雞雛或者帕金森患者；要表現他與家人的羈絆，就刻意安排一兩場夫妻戲露骨地“撒狗糧”；要表現“最偉大首相也是人”，就讓他展現出怪癖一般的孤僻不羈暴躁又迷茫；要表現他敢於突破英國社會的男女偏見，就讓他直接將女打字員帶進地圖室；要表現他的親民，就讓他一頭扎進地鐵和婦女、兒童和黑人親切交談……
這裡丘吉爾不再像是歷史上那個遊走於保守黨和自由黨之間、曾經槍炮鎮壓罷工運動的帝國擁護者，更像是一個工黨人士和當代社會活動家的結合體。他佔盡了女權、種族平權、顧家愛國等當代社會的“政治正確”，又有著恰到好處的“接地氣”和不傷大雅的“人性複雜”。
雖然有加里·奧德曼的精湛演繹，但這無論如何也“太巧了點”——就像英文sophisticated（精緻），另一個涵義恰恰是“精於世故”。
對於具有一定觀影量的影迷來說，這種過於精緻的人設，很容易產生“套路”感，進而損害了人物的可信度。尤其是當人物有明確的歷史原型的時候，這種損害更是證據確鑿、有據可依：
為了將影片中的丘吉爾塑造成得君心、得民意、勇鬥英奸逆臣、挽狂瀾於既倒的不列顛千古一相，就不得不將其在敦刻爾克之後的著名演講，演繹成一場命懸一線的絕地反擊；但實際上，從已解密的歷史文獻上看，丘吉爾領導下的戰時內閣在“主戰主和”的問題上，並沒有如此戲劇化的重大分歧。戰時內閣通過內部會議就敲定了主戰方針，而不是像電影中一樣需要乞靈於民眾心聲和外閣輿論。
電影中絕處逢生的大逆轉，成了歷史愛好者眼中的“自我加戲”；從影迷的角度來看，也難免覺得套路太過而有失真誠。
精緻雖好，過猶不及。《至暗時刻》顯然是一部優秀的電影，甚至極有可能在奧斯卡獎中有所斬獲。但其過於追求對歷史人物評價的“畢其功於一役”，導致了藝術品相上的瑕疵。這或許也提醒了我們，偉人傳記類電影在告別了“高大全”時代之後，或許正在走向一個另外層面的“高大全”，白玉微瑕的人物性格和討好當代價值觀的言行，成為了一種新的“套路”。這種趨勢值得關注，而對於嚴肅傳記電影、歷史電影的創作者們而言，也值得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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