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開幕式現場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範迪安主持開幕式
教育部副部長郝平致辭
世界藝術史大會主席烏爾裡希·格羅斯曼致辭
2016年9月16日上午，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正式拉開帷幕。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主題為“Terms”(概念：不同歷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藝術和藝術史)。大會設立21個分會場展開專題發言與討論，以期交流藝術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啟發人們在全球文化語境中重新思考世界文化藝術的版圖，重新評價和審視東西方文化各自的價值與貢獻，特別是亞、非、拉地區的藝術與文化的發展特色，勾勒與重塑世界藝術歷史的新面貌。
從9月16日下午起，大會將在中央美術學院和北京大學持續進行21個分會場的專題會議，直至9月20日閉幕。會議期間，故宮博物院將邀請與會代表參觀故宮和書畫特展，作為大會的特別項目，“青州龍興寺古代佛教造像”將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與此同時，在藝術史大會期間也將會有一場“藝術圖書”的專場，這也是歷屆藝術史大會所設置的專門項目。大會邀請在藝術圖書方面有多年經驗積累的雅昌文化集團承辦，在大會期間在中央美術學院設計樓內全天開放。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致辭
現場嘉賓
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2010年，世博會在上海舉辦;就在上個月，G20會議在杭州舉辦。第三十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在北京舉辦，這對於國人來說，並非是一件大事兒。這個與奧運會一樣四年召開一次的會議，卻是143年來在歐美意外的“非西方”世界裡的第一次，這對於中國文化界來說，其實不是一件小事兒。
用一場展覽解讀一場大會
這樣一件事兒所包含的價值，正是本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學術代表、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鄭巖在本次大會的特展——“破碎與聚合——青州龍興寺古代佛教造像”裡想呈現出來的：
1996年，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北朝佛像整理現場
被稱作“東方維納斯”的龍興寺菩薩造像
“1996年，青州龍興寺的發現到今天算來整整二十週年，這二十年來，以龍興寺為主題的各種規模的展覽在世界各地展出過有24次，據我所知，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這幾個地方的展覽都引起很大轟動，尤其是在華盛頓，展覽的最後幾天要閉館的時候，觀眾量每日達到3000人，這對於只有幾十萬人口的華盛頓來說，受到的關注度是很高的。”
“那為什麼在此次藝術史大會時期做這個展覽呢?一個原因就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國的文化藝術的發展背景都是西方的，就連語彙也是西方的，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人們在讚美一尊龍興寺的菩薩非常漂亮時，會說她是‘東方的維納斯’。我想，我們為什麼要把她叫作‘東方的維納斯’呢?非要拐一個彎兒先說維納斯，然後再來看中國。我們對這一件佛教造像的比喻，可以印證了整個藝術史，總要先找到一個西方的語彙和敘事結構，然後再來看中國的藝術。這是我們在這個展覽中提出的一個問題。”
破碎與聚合——青州龍興寺古代佛教造像展
展覽中呈現的殘損的文物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我們想說的問題。這次展覽選了兩部分內容，一部分當然是大家能夠看到的龍興寺出土的精美的佛教造像藝術品;另外，我們還展出了一批從來沒有展出過的破損的佛像殘塊，非常細碎的，這可能會出乎大家的意料。想通過這兩部分內容告訴大家一段歷史，那就是龍興寺的佛教造像95%是公元六世紀的作品，我們會認為佛像都經歷過滅佛運動，在滅佛運動中被打碎，但是這些佛像和破碎的殘塊卻在寺院裡一直保存到11世紀才被精心的掩埋，而且是每一塊碎片都被保留下來，在後來的材料研究中得知，這些破碎的殘塊在當時是被當成是‘舍利’，即使是被破碎了，它依然具有宗教的魔力，所以才會被保留下來，小心的保存並掩埋。因為人們幻想著將來有一天這些東西可以重新聚合，很多佛經裡也都說當一尊佛像重新聚合起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太平盛世的到來。”
“而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佛像在出土之後，真的在考古學家、文物修復專家的努力之下慢慢複合起來。這就是我們想拿這個故事告訴大家。可能在西方美術史中的‘sculpture雕塑’概念，以前是可以概括中國此類藝術的全部的，但是在今天看來，這個概念可能理解的只是一個外在的造型，但是當我們看待這些佛教造像的時候，除了會看到它們精美的外形，還能夠看到造像內部力量的存在。這種力量你可以說是宗教的，也可以說是藝術的，也可以說是傳統的，也可以說是現代的，我們想通過這樣的例子來向世界做藝術史研究的學者都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的確，50多件完美與殘破的佛教造像的意義讓觀眾所看到的，並不太相同於西方藝術史的概念，而佛教造像破碎而又重新聚合的概念，之於中國美術史和文化又有著同樣的意義。
這正映照了本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的主題“Terms”(概念：不同歷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藝術和藝術史)，這是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籌委會主任邵大箴先生在中國申辦世界藝術史之後的2009年提出的。在藝術史大會的主題介紹中，對於“Terms”是這樣闡釋的：在主題設計上，突出強調了中國古老文明中孕育起來的中國藝術發展特徵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由此以歷史的眼光回溯中西文明同等的重要性，進而擴展對世界上各種文化和藝術的差異和特點的重新認知，形成對人類文明和文化藝術遺產新的認識與闡釋。
強調中國古老的藝術發展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但並非是單獨單獨指向中國。在接受雅昌藝術網採訪時這樣談到：“首先，藝術史和藝術史的話語權在一百多年來主要掌握在西方手裡，尤其主要以歐洲為中心，所以世界的美術史體系就是以西方為中心建立起來的，這就是一個關鍵問題;在美術史研究中，應該考慮的是藝術的普遍性和差異性，中國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有共同的普遍原理，但是在普遍性的基礎上，各個民族有著很大差異性，這是藝術史研究甚至是文化史、文化現狀、歷史的研究都應注意的方法。”
在本屆大會給所有21場分會主席的第一封郵件中，便提出希望各位主席幫助我們儘可能多和廣地將大會介紹給各國學者，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學者，信中寫道：“本次大會將討論不同文化、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藝術史，特別注重某一個問題在不同區域的呈現和研究情況。因此非常希望你們可以將議題通知到各個“角落”，引起更為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使得更多的學者可以參與其中，提出建議。”
所以，當世界藝術史大會來到中國，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已經非同凡響。
全票通過的中國成員國
“經過8年的努力，本屆世界藝術史大會有來自於43個國家的300位專家來到中國開會，而近1000名國外的專家用各種渠道想要進入中國來聽會。” 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副主任、秘書長朱青生感慨，作為鏈接世界藝術史大會與中國藝術界的主要成員，他清楚的明白，從2005年接觸世界藝術史大會至今，中國申辦這場大會經歷了太多轉折和節點。
從1873年第一次世界藝術史大會在維也納召開至今，143年的歷史，經歷過戰爭和短暫的中斷，學術的力量卻從未停滯不前。“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世界藝術史大會依然主要在歐洲舉行，大會的法定語言是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專家也主要是德國、奧地利、法國、意大利、英國幾個國家相互在討論。”朱青生說，直到那個時代，大會開始反省，期望向亞洲和非洲發展，於是在1977年，他們重新修訂大會的章程，開始關注非西方國家的藝術，特別是亞洲和中東國家。“90年代，他們開始尋找亞洲、非洲國家加入世界藝術史大會成為成員國，還曾經派人到中國來，尋找他們認為的藝術史專家。”
“當時他們認為藝術史專家在中國叫作考古學家，於是找到了國家文物局，當時找到的一張名片，上面寫著一個名字，叫作鄭巖。”朱青生這樣回憶。當時的“鄭巖”正是如今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本屆藝術史大會的學術代表鄭巖，但鄭巖當年還在山東，從事的工作還是考古。藝術史大會工作者找到了鄭巖的名片帶回去之後，才知道在考古界和藝術史界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於是藝術史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沒有再有後續。
2000年，第30屆世界藝術史大會開幕式，倫敦
第三十屆世界藝術史大會17分會：“時間與延遲”，主席：曹意強
直到2000年，中國美術學院曹意強教授受邀加入世界藝術史大會主席團，擔任第17會場國際主席，他是首位來自中國的主席團成員。曹意強以“延遲與永恆”[Delay and Timeless]作為他所主持的第17會場的主題。他將該會場的任務界定為：探討視覺文化中不同的時間現象，即為什麼有些藝術形式和風格被視作永恆，而另一些則被認為落後於時間的步伐?以及這些觀念本身對於藝術史這門學科的確立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
在他的建議下，大會還邀請三位中國觀察員(時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的潘公凱教授、時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範迪安教授以及就讀於中國美術學院的博士生高世名)與會考察，由文化部派出。曹意強教授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史家們強調了中國藝術對於歐洲現代藝術史的構造作用，指出世界藝術史必須對中國藝術的歷史和現實具有足夠的包容度和解釋能力，並期待有一天大會可以在中國舉行。
直到2005年，北京大學教授朱青生正在法國訪學，擔任巴黎大學的客座教授，在一次演講結束後，世界藝術史大會的秘書長Thierry Dufrene找到朱青生。“有一個人，他在我作報告的時候站在臺下等著我，等我演講結束一下去，他就過來跟我講說：‘能不能請你幫個忙，你能不能把我們世界藝術史學會的願望和消息帶給你的祖國?’我一聽覺得這個事情很好，當晚就打電話給邵先生(邵大箴)，邵先生說你把這個情況寫下來，我就馬上寫下來。邵先生就找到了當時在中國美術館當館長的範迪安館長。”朱青生回憶。
接到了朱青生的彙報和轉達，邵大箴先生與範迪安館長很快就成立了籌備小組，並召集了國內美術史界的專家，聚集開會，大家幾乎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兒，立即啟動中國藝術史界和世界藝術史大會的正式接觸。當時的籌備小組成員，都已經成為了今天北京藝術史大會中的分會場主席。
第二年，中國正式申請加入世界藝術史大會，由朱青生代表中國，在巴黎的理事會上申請入會，大會全體通過了中國加入國際藝術史學會的決議。朱青生說，當時的主席是加拿大女教授菲利普斯女士(Ruth Philips)，“他看到全票通過，接納中國成為會員國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她說在我一生中這是我最大的幸福，因為在我這一任上，中國成為了世界藝術史學會的成員。”此時，在國內的邵大箴則率領工作組與文化部有關部門通報過此事，並建議成立中國藝術史學會來促進和承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藝術史學會的對等、日常的聯絡。
從墨爾本到北京
這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藝術史學會的歷史，於是就有了2008年第三十二屆世界藝術史大會中國的正式參與。2008年1月13日至18日期間，中國藝術史學會籌備工作組由邵大箴、範迪安、鄭巖、張敢和邵亦楊組成代表團，首次以國際藝術史學會會員的身份，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第三十二屆世界藝術史大會，並且申請開闢關於中國的分會場。
2008年，CIHA墨爾本 參會中國代表
邵大箴在接受雅昌藝術網採訪時回憶：“我們一共去了五個人，是在墨爾本大學的一個很大的禮堂中舉行的。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正式接到邀請派代表團去，而且是參加大會的理事會討論，例如討論他們下一屆要在哪裡舉行，上一屆有什麼成果，還存在哪些問題等。也因為是第一次去，大會對中國美術史家特別關注，在發言中也特別提到中國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大家很熱烈的鼓掌。”
儘管這並不符合世界藝術史大會的一貫原則，但是大會理事會為了表達對中國參與世界藝術史大會的歡迎，特別同意開闢中國分會場。“我們也準備了兩個發言，一是中國當代美術史研究的現狀，另外一個是鄭巖則作了一箇中國當代考古挖掘成果的發言。他們特地專門開闢了一箇中國學者的專場，範圍不大，在一個教室裡。大會主要成員國的主題團和澳大利亞的籌備方都去聽了我們的發言，放了PPT，他們看到了一些圖片和文字介紹，他們都很感興趣。”
鄭巖則回憶說：“邵先生帶著我們去旁聽了大會的第一組發言，為什麼聽第一組呢?是因為第一組都是關於理論和方法這些一般性問題的討論，我們聽了之後就可以感覺到藝術史在當前正在向哪發展。能夠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會議上，各位代表在他們的發言PPT裡，都少不了在幻燈片裡放一張中國的作品，那幾乎成為一種時髦，也就是說藝術史發展到今天，沒有中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鄭巖說，這也是中國成功舉辦藝術史大會的過程中一直所抱著的理念，從2008年到今天，一直與“Terms”這個詞彙息息相關。也就是在這次墨爾本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向學會表達了申辦2016年世界藝術史大會的意願。
“在墨爾本我們就提出來希望將來能夠在中國舉辦這樣的會議，當時的與會人員已經有不少也有這樣的意向，希望中國來組織，但是作為一項世界級別的會議，他們的要求非常繁雜，有很多條件，包括籌備情況、經費等很細節又嚴密的標準，其實當時我們的信心並不很足。但是回來之後討論，假如我們不做這件事情的話，可能一拖又是幾十年，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交流機會可能再下一屆，聯繫又斷了，再去申請加入的話可能就又很麻煩。”邵大箴告訴雅昌藝術網記者。
2009年5月20日，朱青生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前往紐倫堡與德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同時也是德國藝術史學會負責人格羅斯曼先生(Ulrich Großmann)會面，考察瞭解紐倫堡籌辦2012年世界藝術史大會的工作情況，並表達中國方面願意予以協助的想法。
2010年，大會理事會應中國藝術史學會籌備工作組的邀請，來到中國，在中國美術館開會。邵大箴在那次會議上提出：雖然ART這個詞彙是從西方翻譯而來，但是真正的藝術並不是翻譯過來的，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是不同的，每個國家和民族對於藝術的評價標準和藝術觀念都有差異，我們希望能把這種差異性拿出來討論。“這麼一說，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會覺得他們會漏掉一些世界上的東西。”朱青生說，就像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的書法，以及以書法為基礎的中國筆墨，“我們中國有一個大畫家叫八大山人，但是到了西方人眼裡他們就會覺得莫名其妙了，這就是不同文化中的巨大差異。而這也是西方需要彌補的一課。”
2012年，朱青生從烏爾裡希·格羅斯曼手中接過藝術史學會會旗
2016年，北京大學與中央美術學院兩校工作會：北大李巖松副校長、王博校長助理、朱青生教授前往央美拜會範迪安院長
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新聞發佈會
2011年，朱青生教授代表中國藝術史界，受邀前往馬堡(5月5日)、紐倫堡(5月17日)參加CIHA召開的理事會議通報中方籌備工作。並終於在2012年從德國藝術史學會負責人格羅斯曼先生(Ulrich Großmann)手中接過了藝術史學會會旗。從那時起，中方的籌備委員會就開始持續了數年的工作，將大會的會議設置和所有細節工作進行安排，不斷跟進。2016年5月，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獲得政府主管部門批准，由國際藝術史學會、中央美術學院、北京大學聯合主辦。
這就是所有的故事，中國從半個世紀以前與世界藝術史大會並無關係的國家，到今天正式主辦這場國際會議，經歷的不僅僅是以上所談到的努力，還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第三十四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在北京正式開啟之前，朱青生這樣總結：“申辦的過程應該說既愉快又艱苦，但是總體上是艱苦讓我們愉快，因為最重要的愉快是我們把這個事情逐步地推向成功，這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單方面的成功，是中國藉助世界的方向來把藝術史的世界的聯合推向了一個新的可能性，新的水平。”
放心收藏，全球見證，掃碼立即送鑑
閱讀更多 雅昌藝術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