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結束，這一年互聯網暴露出了特別多問題，包括監管的、用戶的還有產品本身的。
在1月11日的一場主題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屆科技向善年度論壇上，科技、法律和學術界人士激辯科技如何向善，討論話題包括聯網與中國經濟、互聯網與中國社會、數字治理、數字時代的親子關係等。
騰訊高級副總裁郭凱天表態稱，除了技術從業者需保持高度警醒、自省之外，更需要相信，人類有能力和智慧去駕馭和控制這次技術革命。
數據治理如何多贏
對於數據隱私和保護來說，2018年是灰色的一年。
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業務浸入每個普通人的生活，新技術與傳統社會秩序之間的適應性問題日益突出。
同時，2018年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盟，都在數據治理方面有了一些新進展，在數據保護方面動作最大的應該是歐洲。歐盟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是目前覆蓋面最廣的數據隱私保護法規
騰訊研究院資深專家王融在演講中表示，要想實現數據治理的多贏，必須充分考慮在數據生產和使用及保護方面不同利益的視角，是如何彼此關聯和相互影響的。
個體一方面想充分實現網絡便利化，另一方面想享有隱私保護；行業從業者更多是從技術、商業創新、平臺數據開放和數據競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國家則要兼顧數字經濟競爭力和跨境數據流動安全。
王融指出，大量研究證明，不論是加強數據保護、抑或是放鬆保護，促進數據共享，都會對個人、以及整體社會帶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如何平衡好積極消極影響，並沒有一刀切解決方案，而是需要結合具體場景，更為精細科學地考量政策。
因此，建議恰當平衡各方因素，更為精細科學地設計政策，讓監管幹預、技術路徑、市場經濟動機等因素充分捲入，並能夠有效互動，才能夠更好的實現數據治理目標。
數字化社會如何治理
“中國社會的數字化是互聯網發展給中國帶來的最大的變化。”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邱澤奇評價互聯網應用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
邱澤奇認為，互聯網形態從以機構互聯網為主發展到社會互聯網和全面互聯網，主導形式也從平臺主導進階到共建、共治和共享。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互聯網發展也從主要是一個“技術事件”進化為更多是一個“社會轉型”，由此導致中國社會從家庭社會邁向個體社會，從家鄉親情社會升級為與數字為伍的平臺社會。
中國向數字化和平臺社會的轉型，必然帶來新的社會治理的挑戰。
邱澤奇說，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隨著萬物高度互聯和網絡化，以及社會行動與實踐數字關係化，社會的脆弱性也空前凸顯，因為任意數字關係的斷裂，都可能產生湧現效應。
這就需要刷新我們關於社會運行、社會秩序和社會治理的認知，順應中國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和平臺化，儘快實現社會規則的建立從精英共識邁向大眾共識，社會秩序的建立從權威管制邁向多主體共治，社會福利的供給從依賴獨角獸到邁向生態繁榮，進而建立一個人們充分互信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數字社會。
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認為，回溯最近一百年，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引發全新的人與信息交互方式、甚至工作生活方式的變革。在這個鉅變過程中，總是會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電視普及時，人們擔心娛樂至死，PC互聯網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海量信息擔心過載。又比如移動互聯網時代，許多服務都可在手機獲得也引發了對手機過度依賴的恐慌。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問題有的已經解決、有的正在解決，而在下一個十年、二十年，當AR、VR普及、腦機接口促使人機一體時，我們將會面臨比現在更大的轉變和挑戰。對此，我們有理由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秉承科技向善的理念去面對和解決這些挑戰。”司曉說。
針對2018年從臉譜網、谷歌到亞馬遜所經歷的股價波動，《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吳晨呼籲，科技公司要參與和推動保障數字經濟長期發展的制度設計，重新擁抱100年前“鍍金時代”巨頭的公共服務精神，推動科技賦能，讓互聯網構建的全球大腦能夠為每個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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