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閔思嘉
最近幾年的犯罪電影中，最狡詐和最善於鑽法律漏洞的是哪個兇手？
我知道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看不見的客人》裡的男主角嘛，他不僅殺了人，欺騙受害者的父親，甚至在面對「律師」的時候，還一遍遍試圖通過誤導性敘述來掩蓋事實，而且差一點點就成功了！
不過，最近這部電影（1月11日上映）裡的罪犯，不管是在狡詐程度上，還是在鑽法律漏洞的能力上，都遠遠超過他。
這部電影就是《22年後的自白》。
其實一切信息都包含在片名中了。這個罪犯的牛逼之處，是他不僅不掩蓋自己的罪行，甚至還以此為榮，大張旗鼓走到公眾面前兜售自己的犯罪過程，而法律，卻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影片從東京的一樁連環殺人案開始，一個罪犯於1995年在東京連著殺了五個人，手法都是勒死，每次都設計讓被害人的親屬親眼看著被害人死去，警方也一直抓不到這個人。
真是個十足的惡魔。
轉眼時間就到了2017年，距離他犯案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年。一位名叫曾根崎雅人的男子，出版了一本《我是殺人犯》的自白書，聲稱自己是二十二年前連環殺人案的兇手，還說自己的目的是為了警示大眾，警方無能。
曾根崎雅人
大家厭惡他，但是也更渴望看到他，更窮極獵奇地買他的書閱讀，這樣讓影片有了一種細思極恐的暗示——在誘惑之下，大多數人對犯罪的渴望，可能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強烈。
殺人犯成為網紅的炒作行為顯然是一種挑釁，不僅是受害者的家屬恨不得上去殺了這個惡魔，當年調查案件的刑警牧村航更是。
但這個時候，警察不僅不能抓他，還得保護他不被憤怒的群眾殺掉，因為罪行已經過了訴訟時效期……
刑警牧村航
早年日本法律對於罪案的追溯期是十五年，也就是說，在1995年犯案的這位兇手，等到十五年之後在法律上就沒有辦法被追責。不過日本政府在2010年4月27日修正了刑事訴訟法，已廢除犯罪追責的時效性。
可是，這位犯人犯下最後一起殺人案的時間，剛好就是1995年的4月27日。
也就是說，在2010年4月27日新法案頒佈生效之前，他剛過時效期，依照原法律不受追究，更不用說現在已經是2017年了。
而他，還真的就站了出來。
牧村航當年曾經差一點點就抓到他，但是這個失之交臂，卻直接把牧村航拖進了人生的深淵。
因為惹惱了這個殺人魔，他直接把目標對準了木村航的妹妹裡香，但是自從綁走裡香之後，他就消失了，直到這一次的出現，裡香也還是不知死活。
但到這裡，還僅僅只是故事的開始而已。曾根崎雅人的書傾售一空，他本人也幾乎成了網紅。但就在某次他上電視做節目的時候，有一個網絡匿名賬號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罪犯，還拿出了裡香被綁架的視頻。
失蹤的裡香
也就是說，片中出現了「兩個」罪犯。
而這，才僅僅是片中的第一個反轉而已。這個「事先張揚」的罪犯，似乎並不是真正的罪犯，而突然冒出來的這個匿名者也藏在暗處，他的真實身份，同樣被影片玩出了多層次的置換。這種多次反轉的觀影體驗，有一種超出預期的緊張感。
跟普通的罪案片或者懸疑片不同，《22年後的自白》並沒有僅僅只著眼在罪案或者對罪案的偵破推理上。它在不斷推進罪案懸疑感和緊張感的同時，也將自己討論的議題，延展到了更加現實性和社會性的領域。
追訴期導致罪犯逃離法網，才是這個故事源起的根本，它的確有法理上的依據，比如怠於行使、證據湮滅、社會遺忘等等，但在現實中，它卻真的會讓很多嫌疑犯逃過法律的制裁。
就好比鬧得鼎沸的 #Metoo 運動中，就算有多人指控凱文·史派西和史蒂文·西格爾性侵，但是因為指控中提到的案件發生時間距離現在已經過了訴訟時效，最終洛杉磯檢察官做出的決定是停止調查。
凱文·史派西和史蒂文·西格爾
韓國也有不少影視表現訴訟時效的案件，在豆瓣拿下9.2分的《信號》，就直接把推動取消訴訟時效的法案，作為了劇情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22年後的自白》講了一個連環殺人犯的故事，不免帶上了幾分獵奇和都市暗黑傳奇的質感，但從訴訟時效這個主題上引發的矛盾，卻讓它又有了與現實的貼合度和關注社會議題的深度。
片中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受害者的家屬看著曾根崎雅人暢銷書封面上的大幅硬照，控訴他殺了自己父親兩次，「二十二年前一次，現在一次。」而關於她父親的殺人自白內容，居然只有三頁。說到憤恨處，她忍不住拿起旁邊的筆扎向了封面上的照片，而這個時候，多年沒能抓住他的警察牧村航就站在旁邊。
這是個充滿了諷刺性的場景，受害人家屬扎向封面的那隻筆，其實也就是在暗示著，二十二年前，這個罪犯是在用自己的手殺人，而二十二年後，他換成了用自己手中的筆殺人。兩次都是犯罪，法律卻都無法制裁他。
這是對法律的一種羞辱，更是對不夠健全的法律體制的一種拷問。
更加諷刺的是，當曾根崎雅人城成為紅人，不管是粉絲，還是媒體，都對他趨之若鶩，似乎完全忘了他曾經是一個結束掉了五條生命的惡魔。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來同樣批判傳媒機器的《電視臺風雲》。王牌主播霍華德因為工作和生活上的雙重失意，憤怒地在節目上宣佈自己即將進行自殺直播。
結果沒想到這反而讓連日下跌的收視率一飛沖天，他的自殺直播，也藉機被運營成了電視臺的王牌節目，所謂的新聞職業道德虛無縹緲，只有收視率、廣告費才是貨真價實的利益。
《電視臺風雲》
《22年後的自白》為了強化對大眾傳媒、娛樂至死的批判，在片中加入了很多新聞採訪、節目直播、視頻資料等影像，製造了極強的臨場感。
另一個堪稱巧妙的設計，就是連這個神秘罪犯的殺人模式，都充斥著對傳媒的解構和諷刺。
插入的直播新聞
他殺人一定要拍下視頻留念，這對於殺人狂來說本來沒什麼特別的，但是他居然還會把殺人的過程「直播」給受害者的親屬看。
這是對傳媒和新聞體制的終極控訴。
探討訴訟時效、質疑新聞傳媒，讓《22年後的自白》在懸疑和罪案之外，提出了對「犯罪」這個詞的更深思考。
殺人犯是恨不得被千刀萬剮的罪人，那失卻了新聞良知的媒體，被娛樂至死裹挾的大眾，不夠健全的法律機制，是不是也算某種意義上的罪人？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22年後的自白》並不僅僅是一部有著多層反轉的懸疑片，更是有著深刻批判性的社會派推理影片。
懸疑性和社會性的結合達到這種高度，這樣的電影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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