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淼導演的《來電狂響》（Kill Mobile）改編自2016年意大利風靡全球的電影《完美陌生人》（Perfetti sconosciuti），講述了幾個朋友聚會時提議拿出手機，並公放期間所收到的所有信息和電話，由此導致一系列隱藏於手機中的秘密被揭露，而引起情侶、夫妻以及朋友關係間的緊張，以及對於個人生活中不為人知一面的暴露。這一戲劇性十足，且與人們當代生活密切相關的故事立刻在接下來的三年中被許多國家改編重拍，有的照搬原版，有的則對其進行了一定的刪改和重新加工，而使其符合各國的不同國情。《來電狂響》便是其中改編頗為不錯的一版，且十分接地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國內一些群體和其生活的狀況，尤其是與智能手機的複雜關係。
智能手機隨著智能革命的深入而漸漸成為當代人們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中國，使用智能手機幾乎覆蓋了整個年齡層，並且它不會因為使用者的年齡、學歷以及階級等問題而出現嚴重的分化。它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工作以及人際關係互動中最主要、有時甚至十分核心的一環。在李彥宏的《智能革命》一書中，作者指出，相比於人類之前所經歷的幾次技術和能源革命，智能革命對於人類社會以及未來發展的影響將會超過以往，並且在技術與人的關係上，智能革命也不同於前幾次技術革命：不是人去適應機器，而是機器主動來學習和適應人類，並同人類一起創新這個世界。
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手機狂響》的故事才會產生如此激烈的戲劇效果，即當它們成為我們生活，甚至是自己的一部分時，這個複雜且精緻的智能工具讓我們現代的人際關係、個人自我以及情感問題遭遇了怎樣的變化與考驗？
《完美陌生人》
一、“自我”與科技工具
在人類學的一些研究中，學者界定和劃分史前人類與動物出現分隔的標誌往往是對於工具以及火種的運用。製造工具成為人類智慧的展現，並且也正因為工具的產生以及對其的使用，而使得人類能夠解決許多原本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所無法完成的任務與工作。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就如博爾赫斯在《博爾赫斯口述》中所說的，人類使用的許多工具都是“人體的延伸”——顯微鏡、望遠鏡是眼睛的延伸；電話是嗓音的延伸；我們又有了犁和劍，它們是手臂的延伸……而智能手機在某種程度上比我們在之前的工業革命中所看到的許多工具都要走得更遠，它不同於上世紀的座機電話或是這個世紀初的諸多移動電話，在互聯網和計算機的發展與支持下，它成為一個小型的信息集中地，並且甚至就如許多科幻小說中所幻想的，它們是某個獨立的電子“大腦”。
但在當下的科技發展中，雖然人們對於人工智能（AI）的討論如火如荼，但就如許多這一行業的研究者所指出，現在我們所擁有的人工智能知識以及對其的發展普遍處在十分有限且底層的程度，因此許多人對其的恐懼其實更多來源於科幻小說以及電影中所想象的一個狀況。因此，智能手機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依舊很難形成真正的互動來往，它依舊只是我們日常生活和處理各種事情所使用的工具，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它完全是被動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類似於智能手機這樣的工具在潛移默化中對於使用者以及整個社會、生活和許多傳統觀念的影響與改變。
《機器戰警》
上世紀60年代，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的兩位科學家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內森·克蘭提出“賽博格”（Cyborg）問題。何謂賽博格？高度概括來說，就是人和人造物組成的且結合緊密的統一功能體。這一設想本身並不僅僅只發生在諸如《機器戰警》或是《攻殼機動隊》這樣的科幻電影中，如果我們把這一概念放寬便會發現，在當代醫學中，各種人造物已經開始被設置或連接在人體之中，如心臟起搏器或是各種義肢。它們都符合賽博格的定義，但當我們討論智能手機與人體的關係時，二者雖然未能如前者般進行結合或融合，但它們之間卻以另一種方式形成了緊密的聯繫。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國人類學家唐娜·哈拉維對於賽博格定義（“一個控制有機體，一個機器與生物體的雜合體，一個社會現實的創造物，同時也是一個科幻小說中的人物”）的發展以及對其所產生的期望。1985年，哈拉維發表了論文《賽博格宣言：20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收入其後的文集《自然的重塑：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對賽博格理論進行了一次十分大膽且頗有啟發性的研究。
在《手機狂響》中，吳小江因為擔心妻子在自己手機裡發現他與一個女孩曖昧而強烈抵制交出手機，也不願意玩這個遊戲。吳小江對於自己手機的保護雖然有擔心秘密暴露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也反映了他與自己手機之間頗為緊密的關係。構成這一關係的核心便是手機中記錄和保存了吳小江的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在某種程度上，手機變成了一個好似傳統日記本的工具，是吳小江內心私密空間的延伸。這一關係或許是隱秘，或許是象徵的，但我們卻依舊不能否認由此所形成的某種聯合。這也便是當代社會人與智能工具之間最為被忽視的一層關係，即手機看似和我們的身體相分離，但它卻在另一個更為隱秘和私人的層面上相連接。而就如電影中所指出的，有人從早上醒來就找手機，上廁所都帶著手機，手機與身體的聯繫在這一過程中形成。智能手機在此對於人體的延續不僅僅是物理性的，更多還存在精神性部分。在電影中，它通過裝滿了每個人的私密之事反映出來。
唐娜·哈拉維
在許多關於賽博格的科幻小說或電影中，常常出現的賽博格大都是身體某部分與機器的結合，由此而在物理層面上改變著人類的身體。但這一改變本身被看作存在著一個臨界點，即當人類生物性身體中的哪一部分被機器代替之後，形成的人就不再是之前的那個人了？這便是西方經典的忒修斯之船問題，即當忒修斯的船上的木板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板都不再是以前的木板，那麼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雖然智能手機並未替換使用者身體中的某個部位或器官，但它卻從精神層面上在進行這項工作，而最終的問題便是：當智能手機把我們所有的傳統觀念都改變之後，人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這一改變既是個體性的，也是社會性的，因此這也是智能革命的核心論題，即它們將把我們帶往何方？
在《手機狂響》中，每個人交出手機便意味著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身體”。這裡的“身體”指的是某種貼身的、私密的故事、記憶和想法等等。因此參加聚會的幾個人一開始都拒絕玩這個遊戲，尤其當坐在周圍的是自己的妻子、丈夫、男女朋友和好友時。就如電影中臺詞所說：“把手機放在桌子上就會變成手雷”，因為它是我們身體和精神世界的一個延伸，甚至是一部分。在這裡，賽博格的意象因此變得更加鮮明，而我們也因此發現，當代社會中的許多智能工具已經不僅僅只是身外之物，它們同時“融入”了我們的身體和意識之中，開始塑造和建構新的狀態與問題。手機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也是我們對於自我所展現出去的一部分，在這二者的來往互動中，智能手機開始改變著我們的日常工作、關於自我的觀念與形象的理解以及更為複雜的現代生活。
二、科技與現代生活
在《手機狂響》的片頭，導演的鏡頭在城市中略過，拍攝了許多我們日常的場景：出門上班、擠地鐵、搭電梯、在家裡、在辦公室，和朋友們在一起，和父母或伴侶在一起……低頭看手機成為這些場景中的核心。這就是我們在自己的周圍隨時可以觀察到的畫面，手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主角，而由此形成使用者與其的關係被進一步的強化。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存在於東西方古代文化中對於工具和人關係的反思再一次亮起紅燈。在《莊子·外篇·天地》中記載一個這樣的故事：子貢於其南遊返回的路中遇見一老人正在收拾菜圃，抱著水甕澆水灌地，來來回回十分辛苦。子貢告訴他如今有一種機械可以幫助勞作，在老人聽聞如何製作這一機械後對子貢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機心”則是對於胸中“純白”之心的汙染，也是對於大道的破壞。莊子藉助這一老人之口批判了工具對於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傷害，而這一觀念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同樣層出不窮。在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他們指出近代啟蒙運動以及其後工業革命中發展出的工具理性最終導致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危機。而建構出工具理性的除了啟蒙思想中對於理性的強調，還有大工業生產邏輯和意識形態漸漸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主流思想，影響著人們的思維以及傳統觀念。
在電影中，當手機被要求放在桌子上，且使用者不得對其進行任何干涉時，手機成為一扇窗子，暴露著每個人企圖隱藏的私密。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通過智能手機人們更多的是創建了一個對外的形象，並且這一形象有時十分繁多且複雜，以應付不同的場合與環境。這一“變色龍”式的自我展現本身無可厚非，並且正如福柯對於西方近代關於“人”學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自我”本身就是歷史文化建構的產物，但在其後它卻被賦予了某種本質性和永恆性的特徵，而產生了人的精神問題。《攻殼機動隊》的英文名為“ghost in the shell”，我們生物層面上的身體便是“殼子”，而人們相信在這其中存在著一個“ghost”，是靈魂或是某種其他能夠被感知且決定了人類某種特性，甚至不朽性的東西。
《攻殼機動隊》
就如意大利原版最終結尾所展現的，這一場鬧出了諸多矛盾的遊戲不過是一次想象而已。《手機狂響》最後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只是一個角色所寫的一場戲（“手機引起的血案”）而已，因為沒幾人真的願意冒險，他們都知道手機裡所存儲和隱藏的東西對於自己意味著什麼。人們都希望自己能夠控制外界對於其認識和了解的方向與範圍，因此在微信朋友圈中我們看到的諸多動態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因為經歷了發佈者有意識地選擇、刪減和加工而變成其一張新的面目，這一面目並非是靈魂的一部分或某個面向，它就是個人的一部分。因為人並非雕塑，一旦成型就難以更改，人更像是某種分散的元素的零散集合。在不同場合下選擇不同的展現角度和麵目，而《手機狂響》中的遊戲規則則徹底打破了這一安全界線，而導致使用者徹底失去了對於編輯和建構自己的能力與權利，由此遭到一次強制性的曝光。正是這一不可控而導致那些不適宜在這一場合裡展現的故事和秘密都被揭露，從而造成相關角色之間的衝突。
人們在不同場合塑造不同的形象，以及控制著對於自我形象的輸出這些行為並非是現代或當代社會的特有產物，它一直存在於我們漫長的人類社會。但在今日它變得十分突出的原因便是智能科技的發展使得信息的傳播、整理、收藏和展現變得更加迅速，以及由於其各種複雜的原因而使其漸漸不可控，即使是使用者都不得不由此而在很多時候為其所累。一個典型的表現便是明星或公眾人物“人設”的崩潰問題。所謂成也網絡，敗也網絡，智能科技與工具便是載舟之水，能使其漲高，也能使其覆滅。明星與公眾人物設計和建構著粉絲會喜愛的形象，並控制其輸出，但這一控制權在當下的網絡社會中卻漸漸變得多元，而導致這一公共“人設”時常出現被質疑和揭露的危險，從而直接威脅到明星的名譽，並時常可能傷害了自身的利益。
《黑鏡》
在英劇《黑鏡》中，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是其中無可爭議的主角。它向我們展現著在這些科技工具的影響甚至是主宰下，某種人性的變化、社會道德、文化甚至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等等。這是面對新技術與新革命轉折時人類下意識所產生的反思和質疑，就像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所開啟的現代社會一般。浪漫主義反思科學、技術和工具對於傳統人與自然關係的破壞、傳統鄉村，城市和國家的影響，以及人們對於世界、生活和生命看法的改變……就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與新技術和工具的出現相關聯，因此它往往也就預示著新的社會關係的產生和建構，而由此帶動整個上層建築的轉變。智能技術和工具的產生正是拉動這一新的“革命”的主要動力，而它首先便悄無聲息地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習慣。
在一個層面上，《手機狂響》所展現的其實是托爾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指出的一個十分傳統的問題，即“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通過手機遊戲，電影中七個人（兩對夫妻，一對情侶）彼此之間的不幸都被一一展現，而這些問題卻同樣十分“古典”：家庭不和，夫妻離心；現代核心家庭面對夫妻工作分配，以及養老人問題；情侶之間的出軌，以及女性在職場中遭遇的問題……無論是意大利原版，還是其他諸如法國、西班牙等國對其的改編版，這個故事本身都具有十分強烈的中產階級特色，因此其所討論的問題也往往圍繞其展開，如出軌、婚外情以及同志問題。這些問題都藉助這個遊戲，通過智能手機這樣一個十分當代化的科技工具進行展現。
上世紀末，在美國導演威廉.弗萊德金所拍攝的一部叫《樂隊男孩》（1970）的電影中，幾個同志朋友因生日而聚在一起，其中一個遊戲環節便涉及電話，即每個人要打電話給自己最喜歡的人，由此導致諸多秘密暴露，以及每個人心中不可告人的私隱浮出水面。弗萊德金通過這部電影展現了上世紀末美國同志在社會環境十分惡劣的狀況下，所產生的各種情緒，諸如自我厭惡、羞愧與對於人生的悲劇感受等。
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的座機電話，還是21世紀初的移動手機到當下的智能手機，它們在人類的生活中始終扮演著一個看似無關，實則卻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就如上文所指出，由於智能手機功能的豐富以及其工具性的完善，而導致其與使用者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由此而成為身體以及精神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狀況下，傳統的“人”出現了新的變化，我們的生活也因此不知不覺地改變著。這一改變時常是如此隱秘，而只有在像《手機狂響》這樣一部把手機作為戲劇衝突的核心的電影中，我們才能看得更清楚。而此時，我們已經和它難以分割了，賽博格的產生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早，而其範圍更加廣闊，也更為深刻。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