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小崔，和現在的小崔大不一樣了。1996年，《實話實說》橫空出世。崔永元以犀利、幽默、獨特的角度帶給觀眾一個又一個精彩的訪談。1999年與趙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更是承包了那一年春晚的所有笑點。那時候的崔永元是“原始人”。真實且認真的活著。
人紅是非多，2003年《手機》的上映，其中影射小崔的橋段給小崔的生活帶來巨大困擾。現在看來蹭個熱度的事情，在那個互聯網還不發達的年達。其實是百口莫辯的。我們的“原始人”就是從這個事情以後開始變“瘋狂的”。瘋狂的報道轉基因，瘋狂的做慈善，近期瘋狂的爆出陰陽合同。其實，有許許多多的事情並沒有那麼值得“瘋狂”。可事無大小隻要和崔永元對上就一定瘋狂其原因在於崔永元所受的教育，從小軍人家庭出身，北京傳媒大學畢業。正是這種社會地位賦予他一種社會責任告訴他不可以，必須要站出來發生。
崔永元給當代的文人分了三個流派：明哲保身的文人、隨波逐流的文人、拍案而起的文人。他明明可以做前兩種，確頂著巨大的壓力選擇了拍案而起獨擋社會的壞現象。是一種真正屬於文人應該有的社會責任。在一次採訪中崔永元曾經也表露過自己願景的生活：在一個農場莊園，看著夕陽，喝著茶悠閒度日。其實以他現在的各方面水平都可以達到他願景的生活。可是小崔沒有選擇。他選擇了一條艱辛的道路，只要戰鬥沒有平息，他就永不做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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