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繼新，山東教育社編審、原總編輯。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教育報•讀書週刊》2005年度十大推動讀書人物。著有《做幸福的教師》等50多本著作。
生命因開放而裂變
陶繼新
改革開放40年，在讓中國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同時，也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走向，本人便是這其中的一個。
1978年，對我的整個生命來說，無疑是一個涇渭分明的分水嶺。
高考給了我重生的機會
1964年我考取了山東省重點高中鄆城一中，並有了考取重點大學的希望；然而十年“文革”粉碎了我的夢想，並將我打入到近乎地獄一般的生活底層。
1978年，終於可以參加高考的我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可因“政審”問題，在省招辦將我的報考材料投向相關大學的時候，還是沒有被錄取。直到全省的專科學校都已經開學三週之後，我才收到了被濟寧師專補招的錄取通知書。
就是這張通知書，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我穿著一身半新不舊的粗布衣服走進濟寧師專78級中文系教室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用看怪物一樣的眼光盯著我。
我並沒有覺得尷尬，而是報以微微一笑。
能重新坐在教室裡聽老師上課或在圖書館裡靜靜讀書的感覺，對我來說真是美妙極了！
知識之於我，就如久旱突降的甘霖。即使在每週五傍晚騎車回家的七十多里的路上，我也是一手扶著自行車車把，一手拿著抄寫下來的經典，唸唸有詞地背誦著。好在當時路上的行人與汽車很少，所以，從來沒有發生一次事故。
我的學習成績持續攀升，第一年期末考試，幾乎受到了所有學科教師的表揚。第二學期一開學，學校就讓我為79級中文系的學弟學妹們開設一場有關如何學習的講座。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場報告，那個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自始至終，除我之外，整個會場一點聲音也沒有，大家都在安靜地聽我演講，演講一結束，會場裡響起了長久而熱烈的掌聲。
我知道，這只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未來的道路還很長很長。
畢業考試，我的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都考了100分的滿分。
脫穎而出
1980年7月，我被分配到曲阜師範學校擔任班主任與“文選與寫作”的教師。第一次領取工資，儘管只有37元，可對我來說，那絕對是一筆極大的財富。我從此有了一個確認的身份——人民教師。
曲阜師範學校師資雄厚，高手雲集。如何在較短的時間裡脫穎而出，讓我教的學生能有較大的收穫？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除了吃飯睡覺和短暫的體育鍛煉之外，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備課與試講上。備課並非簡單地寫成教案，而是在認真研究教材與翻閱大量課外資料的基礎上，將第二天要講的內容寫成講稿；試講則是每天晚上學生自習之後，我在教室裡連講多遍，直到滿意為止。
漸漸地，我愛上了教學，甚至可以說迷戀上了教學，學生也愛上了我的課。
痴情教學，專心研究，讓我有了很多對教學的思考。於是，我開始撰寫教學論文，投稿於有關報刊，竟然有十多篇文章得以發表。
1983年，山東省教育廳主辦的山東教育社急需35歲以下、有一定教學水平且發表過文章的教師擔任編輯，當時符合這一條件者並不多。是年11月，我走進山東教育社，當起了《山東教育》文科編輯，開啟了生命的另一個航程。
“步步升高”
兩年之後，山東教育社領導讓我擔任《山東教育》文科組負責人；1987年，由我負責籌辦《當代小學生》並擔任該刊主編。
在這期間，我不但對編輯刊物兢兢業業，而且組織了很多全省及全國性活動，有的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比如以山東教育社、《齊魯晚報》和山東教育電視臺聯合舉行的“全國十佳少年齊魯行”，還在中央電視臺做了專題報道。為了活動的順利進行，我個人承擔了全部的費用。當時心無旁騖，只要對擴大刊物影響有利，即使負債也在所不辭。
1997年，我被提為山東教育社副總編輯，後又兼任了《中國教育報》山東記者站副站長，主持記者站的工作；後來擔任總編輯後，我仍然做著《中國教育報》記者。
這11年來，儘管分工是編務工作，但某些有關山東教育社發展的重大問題，我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在了前頭。比如《當代小學生》轉成正式刊號，比如兩次中層幹部聘任，比如在發行工作遭遇困境時的突圍等。
退休成為新的起點
2008年退休至今，又已過去10年。
在此期間，我成了一個自由人，步伐卻從山東走向了全國。
我的採訪範圍不斷擴展，除西藏外，全國每個省市自治區都留下了採訪的足跡。在退休之前的60年，我出版了7本著作；而這10年，我出版了45本，。
10年的時光，讓我感到，60歲退休，不應當是一個人精神生命的終結，而應當是一個人生命中另一個輝煌的起點。
時代塑造與成就人
反思自身走到今天的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是時代對人的塑造和成就。
1978年之前，我是村裡唯一的高中畢業生。可是，我連當一個民辦教師的資格都沒有。記得有一年盛夏的午後，我從嘉祥縣城化肥廠拉著滿滿一地排車化肥返程的時候，看到路東一個工廠的集體宿舍裡有十多個人在那裡午休。那種羨慕真的難以言表，當時就想，有朝一日，我要能夠成為一個工人，也能像他們那樣住在縣城集體宿舍裡。
可旋即就回到現實，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夢。
不是自己沒有能力當一個民辦教師或一個工人，而是那個時代不可能讓我如願以償。
忙了一天的農活，回到家裡正要吃飯的時候，大隊的喇叭裡又會“及時”地播放批判我與父親的播音稿。
更有甚者，我的家也被抄了，即使大門與房門，也被席捲一空。迫不得已，只好用高粱楷編織成漏風的大門與房門。
我曾做過各種形式的抗爭，希望能改變一下當時的命運；可事實上，愈是抗爭，結果就愈加慘烈。
記得有一天在挖村裡水坑裡的泥土，我的一雙鞋與下衣全是黑色的泥漿，就連臉上也是黑泥點點。當時有同村青年看到這種情況，不由得淚流滿面。他說，像我這樣有文化的人，怎麼也幹起這樣又髒又累的活呢？
其實，那個時候哪有什麼應當不應當？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不只是讓我從一天又一天又苦又累和被批判的絕境中拯救出來，更重要的是，給了我一個全新的精神生命。
再沒有人說我是“現行反革命”，也沒有人能阻擋我前行的道路。只要我努力進取，多做對自己成長、對他人有益的事情，社會就會為我提供一個自由馳騁的天地。於是，我有了“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感覺，而且“躍”與“飛”得越來越高，也越來越遠，生命也越來越有意義。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直到今天，我可能還是一個農民，甚至可能一直連當一個正常人的資格都沒有。常常在想，不奮發向上，就愧對改革開放給自己提供的機遇，就不配作是一個大寫的人。
抓住機遇而不是錯失機遇
可是，我的同班或同級的個別同學，並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儘管有的考上了重點大學，卻在畢業後一味地享受生活，不再努力學習，也不再積極工作。當其60歲退休的時候，精神生命也由此而終結，甚至怨天尤人，以至身體也每況愈下。
人是要懂得感恩的，感恩的不只是父母，還有社會。感恩最好的方式，就是對社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退休之後，本來可以安享清福了，可是這10年間，我常常奔波於全國各地採訪，採訪對象有教育局局長、校長、教師等，我將他們的精神成長撰寫成文予以發表，以期給更多的人以啟示。來到濟南已經35年，我一直都是在學習著，工作著。每年的除夕與春節的下午，我都是在辦公室度過的，要麼讀書，要麼寫作。有人說，如此勞苦，何必呢？其實，我卻從一般人認為的勞苦中，品嚐到了巨大的樂趣與幸福。
善待他人，發展自身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句座右銘：“善待他人，發展自身。”這與我的本身經歷有關。在我被人整了十年之後，內心總有一個聲音告誡我：“永遠不要再去整人！”有的人也曾對我說，某人對人如何如何不好等，我都一笑了之。因為我心裡沒有仇恨，有的只是感恩。我還在善待他們，今天他可能不知道我心之善，明天就有可能知道；明天還不知道，後天就有可能知道；即使一輩子也不知道，可由於我心安然，就有了心靈的平靜。
僅有善待他人還是不夠的，還要不斷地發展自身。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且，發展才能真正對得起改革開放。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看來，人的潛力是何其大也！但如果不激活潛力，它就有可能處於沉睡甚至死寂狀態。君不見，有些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工作之後不再努力與發展，若干年後，不也“泯然眾人”了嗎？
我自知自己的起點不高，只有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讓發展成為“硬道理”。所以，不管在什麼地方學習與工作，我都不希望自己在同一個平面上滑移。我常常說：“昨天的陶繼新，一定趕不上今天的陶繼新；明天的陶繼新，一定超越今天的陶繼新。”
那麼，如何持續發展？我的體驗是“上天”“入地”。所謂“上天”，就是讀書，即讀古今中外的經典。因為經典中不但搖曳著智慧的光華，也多流瀉著思想的要義。讀這些書，就等於聽大師上課，甚至可以與其進行心靈對話。
僅有“上天”還不行，還要“入地”，不然，再好的理論與學問，就有可能像飄在太空的浮雲，一陣風吹來，便很快飄然而去。正是基於這種思考，我幾乎每週都要走進學校，聽課、評課、採訪等。於是對課堂教學、課程改革、教育管理等，都有了屬於自己的話語權。
“上天”與“入地”，往往還是互相促進的。不斷“取法乎上”地誦讀經典，對於寫作與評課就有了源源不斷的生命活水；持續地採訪與聽課，就對誦讀經典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因為寫得多，越寫越好，全國各地很多認識與不認識的教育局局長、校長、教師等，不斷地通過各種形式聯繫我，讓我前往採訪報道。由於持續不斷地誦讀經典，我成為由山東省科學技術協會和山東省文化廳共同發起的“山東省青少年國學與科學素質大賽”決賽的總評委，並於今年獲得了第四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年度人物卓越貢獻人物獎。更重要的是，在發展中，我品嚐到了一般物質收穫所不能替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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