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他主理的一門“經濟學”音頻課賣了5000萬元。
他一夜爆紅，也引來了爭議。一邊，他是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是超28萬人用金錢“投票”追捧的“網紅經濟學家”；另一邊，他被經濟學家汪丁丁質疑為“像沒畢業的經濟系學生”。
馬化騰、羅永浩、徐小平在新書《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中為他“背書”，贊其“能把複雜道理用簡單直接的方式說清楚”，能“讓大家構建一個經濟學的世界觀”。
如今，薛兆豐已經離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他的音頻課名稱“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去掉了“北大”二字。實際上，無論爭議如何，不如看看“真材實料”。這位在知識付費時代一夜爆紅的網紅教授，提供的“知識”是否值得推敲和有所裨益。
“經濟規律在哪裡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戰俘營裡都起作用”
“沒想到經濟學是這樣的！”這是學生在聽完薛兆豐《經濟學原理》課程後的感嘆。“我知道他們不是客氣，我自己就是在親身經歷過經濟學帶來的震撼和快感後，才渴望把它再傳遞出去的。”
薛兆豐曾在一次演講中講述經濟學帶來的“震撼”，本科學應用數學的薛兆豐一天聽到老師說，“人類最偉大的三項發明是火、車輪和中央銀行”。
“當時心頭一震，火可以熟食，車輪讓運輸成為可能，中央銀行怎麼可以與這兩個發明相提並論呢？”他意識到經濟學規律的力量和普遍性，可能並不亞於物理學規律。“而後來學到的經濟學知識，果然永久地改變了我觀察世界的角度。”
比如，戰俘營里人們的行為也遵循著經濟規律。在《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的第一講，他借用經濟學者雷德福的《戰俘營裡的經濟組織》一文講述了戰俘營裡的“經濟現象”。
雷德福在“二戰”時，作為一名戰俘被投進了德國戰俘營。然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卻在戰俘營這樣一個極端的環境裡，觀察到了戰俘營裡的交易。
在戰俘營，麵包由紅十字會提供，一個星期兩次，星期一和星期四早上每人發一份麵包。拿了這份麵包以後，每個人都要保存好慢慢吃，下次發麵包得等三四天。於是，戰俘營裡的麵包就會發生週期性的變化。
“發麵包的前夜，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大多數人都把麵包吃光了，麵包價格會達到高峰，交易的價格也比平時需要多一根香菸。如果有人堅持在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不吃麵包，他就可能能賺到一根香菸。當然，到了發放麵包的當天，麵包價格就會回落。”
有了交易就會產生對貨幣的需求。戰俘營沒有傳統貨幣，就用香菸代替。有了貨幣就有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戰俘們會用壞香菸代替好香菸進行交易。一些戰俘捨不得用機器造的香菸來交易，而是把煙拆了，重新包裝，裡面混上一些頭髮絲，卷得又比機器做的煙細一點，用劣幣驅逐良幣。
甚至戰俘營裡的“貨幣”還會發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現象。“每當營房周圍發生空襲，炮彈在營房邊上爆炸，人們就會變得非常沮喪，覺得差一點沒命了，存那麼多香菸也沒什麼意義，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大家就都抽起香菸來。第二天，香菸少了，通貨緊縮來了，人們發現照原來的價格，東西賣不出去了……”
薛兆豐說，“雷德福這篇文章告訴我們，經濟規律在哪裡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戰俘營裡都起作用。如果經濟學能夠解釋戰俘營裡的現象，它就一定可以解釋戰俘營外的經濟現象，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經濟現象。”
“政府拍賣土地，對最終的房價不會造成影響”
那麼，我們先用經濟學來看看人們最關心的“房價”。上過中學的我們都學過“供求關係”，一個耳熟能詳的規律是：供不應求，價格上漲；供過於求，價格下跌，這是“供需決定論”。
但當人們面臨房價太高時，有人會埋怨說，“誰讓政府賣地那麼貴，最後蓋的房子當然就貴。”薛兆豐認為這又落入了“成本決定論”。
薛兆豐舉例：王菲演唱會酬勞特別高，因此她的演唱會票價就特別貴。這種說法對不對？不對。是因為喜歡王菲的人多，買王菲演唱會門票的人願意出的價更高，才使得王菲的勞動力資源變得更貴。
因為美國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的教授工資特別高，學生交的學費才特別高，畢業生工作後工資也特別高。這種說法對不對？不對。應該是醫學院、法學院、商學院的畢業生工資特別高，使得生產他們的原材料，也就是教授的工資特別高。因果關係是倒過來。
那麼，如何理解“政府賣地貴，所以房價貴”這個邏輯？薛兆豐認為，“政府之所以可以高價賣地，是因為人們對住房的高需求導致了高房價，而高房價才使得高地價成為可能。只要最終的房屋數量不發生變化，哪怕政府把土地免費送給開發商，最終的房價也不會有變化。假設市場上只有一套房子，有一百個人參與競買，出價最高的人出100萬元，其次是99萬元、98萬元……這套房就歸願意出價100萬元的人所有。因此，政府無論是免費把土地送出去，還是高價拍賣土地，對最終的房價都不會造成影響。”
那麼，房價為什麼高，為什麼會漲？薛兆豐說，“北上廣深大城市的房價一直在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集聚。很多人湧到這些城市生活，房價怎麼會不貴呢？”
“在北京，有非常好的醫院、劇院、大學。就像北京大學，有好多課程都是對外開放的。生活在北京的人，他們所付的房價，買到的不僅僅是一套普通的房子，還要加上週邊可得的服務，它們的價格怎麼會比別的城市、比邊遠的城市便宜呢？簡而言之，人口集聚和城市繁榮，都是使房價上升的正面因素。”
那麼“負面因素”是什麼？“房屋交易不夠靈活，不夠頻繁；小產權房未能進入正常的流通渠道；城市規劃部門對房屋容積率的限制太大；房子不能建得太高，限制了土地使用效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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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競爭規則的轉變，造就社會財富的巨大變化”
在高價房中，學區房是家長們“廝殺爭奪”的焦點，也往往成為高房價的聚集地。特別是一流學區的學區房，買房實際上是為了買一流學校的“入場券”。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並不贊同教育是一件商品，同樣也不願意將醫療、交通等視為商品，而應該是“公共品”“必需品”。
薛兆豐問，“教育、醫療、交通是否符合商品的基本特徵？它們的生產需不需要耗費真實的資源？它們的品質有沒有高低之分？人們會不會對它們展開爭奪呢？”他認為，如果明明是商品，又不準人們以商品來對待，會產生許多“後果”。
比如學區房，“否認了學位的商品性，就只能把人們對學位的追逐改變為對住房的追逐。本應是家長付給學校和老師的費用，現在變成要付給房地產開發商了；本來家長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付不付得起學費，現在變成買不買得起房了；學生和學生的區別，本來只不過是考試成績之間的差距，現在變成了主要攀比父母的財富水平了。”
當教育、醫療、住房有高下之分，並都需要競爭，那如何競爭才最公平？
薛兆豐列舉了暴力、智力、論資排輩、社會身份、隨機分配、按需分配、出價高低等競爭規則。
“一個島上有一群人，只有一塊麵包，最常用的一個競爭辦法就是暴力，最後從人堆裡爬出來的那個人，就能得到這塊麵包。相比暴力，更常見的辦法是比智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房子、車子、票子最後都要看文憑，爭奪文憑，主要靠智力；除了智力高低，還可以用年齡大小來排序，或者按勞動時間、隨機性來分配，比如搖號買車；除了這些競爭規則，還可以按需分配，誰需要分配給誰；最後一種競爭規則，就是按照出價高低，有錢就能買到。”
在這些競爭方式中，哪一個更公平？“沒有任何一個規則比別的規則更公平。選擇不同的規則，稟賦不同的人，勝出的機會就不一樣。”
“如果將暴力作為競爭標準，人們就需要經常練武；如果將智力、教育水平作為標準，人們就會整天學習、考試；如果根據社會職務的高低，那麼就會有攀附的成本；如果按需分配，人就要花費不少裝窮的成本……因此，每當人們採用一個競爭規則，這個規則本身都會帶來成本。”
“但只有一種競爭方式是例外，按照出價高低來競爭。如果凡事都要用出價高低來競爭，人們就會努力地去賺錢。為了賺錢，人們就得生產和提供別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務，讓別人自願購買，這種競爭方式，會指引人們去從事一些積極的、有收益的、給社會上其他人帶來福利的工作。”
薛兆豐認為，“回顧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只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會說，它是有關競爭規則改變的改革：從過去看排隊的時間，看出身，看政治面貌，變成另外一個規則，那就是看出價的高低。就這麼一個簡單的社會競爭規則的轉變，造成了我們整個社會財富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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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違反了經濟規律，就會遭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經濟學究竟是研究什麼的？薛兆豐認為是研究那些“事與願違”的現象和規律。
“比如，我想買世界上最便宜的蘋果，但是當我進入市場去尋找世界上最便宜的蘋果的時候，這一行為本身就使得蘋果的價格上升了；我要賣最貴的房子，但當我作為供應者進入房地產市場去蓋樓房、去賣樓房的時候，我的行為本身就使得樓房的價格下降了。這就是典型的事與願違的現象。”薛兆豐說，“不管是誰，只要違反了經濟規律，就會遭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房租管制：神話與現實》是由三位諾獎得主哈耶克、弗裡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寫的一本書，記錄了美國房租管制中很多事與願違的現象。
他們比較了舊金山1906年與1946年的兩段歷史。1906年4月18日，舊金山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地震之後，又發生了一場持續三天的火災。整個城市的建築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毀損，40萬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園。整個城市的住房一下子燒了一半，這時，這個城市會不會出現房屋短缺的現象呢？
經濟學家們查閱了當時的主要報紙，發現地震後沒有出現房屋短缺的現象，一半的房屋被摧毀後，房價肯定漲上去了，在房價高漲的情況下，有的人暫時搬離這個城市，與親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它們的房屋還在，他們就願意騰出來租給別人。人們只要出錢，就能夠找到房子，不需要展開價格之外的其他競爭，所以舊金山沒有出現房屋短缺。
到了1946年，美國舊金山開始實施房租管制，本意是幫助窮人少花錢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結果是報紙上出租房子的廣告大幅減少，求租廣告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數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房東不願意租出去，更傾向於把房子賣出去。在租賃市場，人們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錢的人，為了居住，只好買房子。
“並不是我們有了美好的願望就會有好的結果，我們要學會用經濟學思維來分辨願望和結果之間的真實關聯。”薛兆豐在書的後記中提出了一個詞為“地道的經濟學思維”，“地道的經濟學思維，是對包含人性的因果規律的探索。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數字不重要，術語不重要，結論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視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權衡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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