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萬傑:家 史

黃堡文化研究 第374期

家 史

張萬傑

張萬傑:家 史

腰房裡老屋


據傳,我的先祖大約於六百年前,從山西洪桐縣大槐樹下遷徙到耀州演池鄉陽山凹村,後又遷避難村。避難村東嶺有先祖古冢。到高祖父這輩,從避難村遷往王家河南雷村。高祖父、高祖母辭世後就葬於南雷那坡,1986年因修高速公路墳墓又遷馬家渠祖塋。高祖父有四個兒子,他的三兒子,是我的曾祖父。生卒年不詳,葬於南咀。曾祖父有三兒,大兒名張幫,就是我的祖父,二兒幼年夭折,三兒十七歲外出未歸,下落不明。

祖父名張幫,生於1876年3月8日,卒於1921年農曆10月21日。終生育有兩兒,即父親和叔父。祖父出生在清朝光緒二年,那時,國家四分五裂,民族災難深重。祖父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把一個好端端的家敗的精光,家裡僅剩一口鐵鍋,祖父執意要賣,祖母堅決不肯,拉扯之中,和祖母鬧僵。祖母無依無靠,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帶著我的父親、叔父,投靠孃家,住在南咀。叔父不到一歲,父親八歲。由於祖母一個人照顧不過來,只好把父親送屽村腰房裡老姨家寄養。

和祖母鬧翻後,祖父孑然一身,棲居南雷。最後沿村乞討,無奈,凍死於前原附近田野,時年45歲。

父親的童年是不幸的。遇上個兵慌馬亂的年代,逢上個不務正業的父親,因生計所迫,八歲和親生母親分離,寄人籬下,命運多舛。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

我的老姨,也就是父親的親姨。是個殷實的中等家庭。標準的清朝四合院建築,青磚灰瓦,雕樑畫棟,門前有百年古槐,旁邊有碾盤、拴馬樁。家裡耕種80多畝土地,父親儘管只有八歲,幹活兒完全勝過大人。白天擔水、打柴、燒火、做飯,雨天套牲口磨面。那時,父親的個子還沒有木箱高,羅面時腳下墊上兩塊青磚。老黃牛戴上“暗眼”,在不知疲倦的奔走,一圈又一圈,石磨發出“嚯嚯嚯”似悶雷般的響聲,父親一邊“得乞、得乞”吆喝著老黃牛,一邊“咣咣、咣咣”吃力的羅面。難熬的歲月,那是出頭之日。

隆冬的夜晚是那樣的慢長。老姨支起紡車,旁邊點著螢火蟲似的煤油燈,紡車“翁兒、翁兒”單調的聲音,聽得人心裡直髮慌。

老姨為一家人的穿戴,紡棉花常常到深夜雞叫頭邊。父親一邊照管一歲的姨弟,一邊陪老姨說話兒。夜深人靜,姨弟睡著了……父親睏盹難忍,眼睛剛剛眯乎,老姨操起身邊的木棒,超著父親的頭“咣”的一敲,父親頓時警醒,這時父親又陪老姨說著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鹽沒醋的無聊話,以打發隆冬黑夜的寂寞。

老姨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們都比父親年小,和父親的關係情同手足,親似兄弟。特別是老姨的大兒子石生壁————父親的姨弟,我的表叔。他是個有文化、有操守、有德行的人。解放初期,人們普遍貧窮,他家日子殷實。遇到村人給兒子娶媳婦、抬埋老人求借,他有求必應,三十、五十、一百,幫助的窮人不計其數。後來,有不少債務人都沒有歸還。他從沒有討要過。因此,人緣極好。儘管他在國民黨時期任過陳爐鎮鎮長,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從沒受到衝擊。德高望重對他來說是實至名歸!

父親張生琳,出生於1912年農曆2月26日,故於1995年農曆2月21日,享年84歲。葬於屽村柿樹念壬三丙穴。他真不該屬鼠。為生活,在泥土裡抱了一輩子。給老姨家幹活直到十五、六歲。二十五歲那年,經介紹於母親成家。母親劉鳳琴,生於1921年農曆正月十五,故於1999年農曆二月初二,享年78歲。葬於父冢鄰西。耀州孝茲人,姊妹七個,母親上有一個哥哥,四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母親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早年也染上抽大煙惡習,自己生了五個兒子,其中四個就送養別人,把個中上等家庭抽的支離破碎。以至於他若干年後來我家,父親都厭惡他!對抽大煙的人,父親骨子裡看不起和憎恨。他是幼小的心靈遭遇了極大地創傷。

有了一個清貧的家。父母相依為命,患難相處。六易居所。開始,居住在東堡子仁四那孔窯洞。這一年的秋天,為逃避壯丁,又搬到宜古村(當時叔父已住那裡),翌日,又搬回屽村。

1940年農曆臘月23日,大姐出生,按照干支年這一年是蛇年。大姐的到來,為這個清貧、冷落的家庭帶來幾份生機和溫暖。兩年後,又租了連長那孔窯,這時,大姐三歲,一手抱著那隻老母雞,一手扯著母親的衣襟,執拗的說,“這不是咱家,我要回咱家”。第二年,又搬到房裡靠東邊那孔窯洞。這時,父親已成年,八十畝麥子靠人背牲畜駝,晚上還要加班支麥垛,常常支到後半夜至黎明,打個盹。有時甚至不分白天夜晚連軸轉。

母親除做飯、還要幫助父親乾地裡活兒。雨天,坐在那臺織布機上,不知疲倦的經緯交織,二尺五、五尺、六尺……一丈。織布機,據說是黃道婆發朋的。我真為在幾千年前勞動人民就有這樣的聰明才智而自豪。在那個年代,一戶農家有臺織布機,不亞於七十年代一個農民家裡有了臺逢紉機,令鄰居羨慕不易。

織布的活兒是辛苦的。它要腳、手、腦配合得當,專心致志。只見雙腳用力一蹬,兩隻纖弱、聳立的棗杆替代了現在的彈簧,木梭左右交鋒,發出“咣鐺、咣鐺”的那種單調而有規律的響聲。據母親講,她年輕時織布手藝是百裡挑一。她留給我的那條蘭白相間的土床單,至今還珍藏在櫃子,每每看見它,就想起母,不由潸然淚下。

古往今來,生生不息。1946年農曆11月21日,二姐來到這個清貧的家庭。農曆壬戌年。這一年,是八年抗戰的開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人民的侵略,實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三光政策,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年,父親33歲,這天傍晚,從場裡往家掂黑豆,一個盛七斗的口袋,猛一用力,剛掂回家,便大口大口的吐血,肚疼難忍。後來,每遇到乾重活,就舊病復發。

一唱雄雞天下白。1949年我的家鄉解放了,48年冬解放軍北上,曾住宿東堡子。父親親眼看見,解放軍寧可睡在房裡的露天下,也不遭擾老百姓。撤離時,還留給父親一雙大頭皮鞋。我住後坡時,小腳穿著大皮鞋,在後後的雪地上踩出一條長長的腳印……。

三姐生於1949年農曆8月16日,屬牛。這時,剛剛解放,人們不在遭受戰爭創傷,安居樂業。經濟雖不寬餘,但父親還是節衣縮食,供三姐讀完了小學。在我家,除我讀完高中,唯三姐是能讀一篇千字文的識字人。

1952年農曆5月26日,是四姐的出生日。這時期,國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農民的日子慢慢的好起來。土改中,家裡分得二十畝地,一頭黃牛。對於農民來說,獲得了土地就等於獲得生命。

1955年農曆8月16日,五姐來到人間。這時,多一人多一口,生計難熬。萬般無奈,母親只好忍痛割愛,將五姐送養她人。五姐長大後十分抱怨母親,致使親骨肉像陌生人。一個母親,怎能不傷感呢!大姐啊,一個誕生在新社會,受了點委屈的有幸兒,有什麼理由不能理解自己飽經風雨的母親。寬容別人是對自己最大的安慰。

大躍進的1958年,我出生了。一個家裡女孩兒多,得了個男孩。父母特別高興,每晌勞動歸來,都要看看襁褓之中的我。58年是吃食堂的年代,生活非常苦焦。吃麥皮,喝黑豆水。可憐啊!我雖然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年代,卻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有個疼我愛我的父母。母親對我比起幾個姐姐尤為疼愛。也許,自私的母愛也是偉大的!

我對父親的印象是忠厚、老實、勤儉、不善言辭。但吃苦、邁力、於世無爭,在慢長的舊社會熬了37年。解放後,共產黨來了,他才成了土地的主人。63年社教中,成為工作組依靠的對象。他不會恭維、獻媚、更不會察言觀色。但上級信任他,大夥選他當了貧協主席,胸戴紅花,手捧證書,數百人敲鑼打鼓,到後坡家裡慶賀。

回憶往事,63年社教中,在東堡子召開大會,工作組邀請父親坐在前排(今天就叫主席臺),父親不依,工作組連拉帶拽把父親拉往前排,面向大眾,鬧的他很不自在。神情赧然,垂著頭,黃著臉。一些開會晚來的婦女在下面竊竊私語,“今天得是批判外老漢”?

唉!真是人的衣裳,馬的鞍場。

1967年11月,父親這位一生沒出過遠門的人,去了大寨。和陳永貴握手、合影留念。後來,陳永貴被毛主席提拔到國務院當了副總理。是父親一生的自豪和榮耀。

文化大革命初期,對一些漏定的地、富、上中農成份清查。工宣隊長周道鋒,下鄉知青“長鼻子”(昌運來)以及和腰房裡有矛盾的人旁敲側擊,點撥父親,讓父親訴說給腰房裡扛長工,如何虐待自己。按工作組意途,把父親算為長工,腰房裡定富農就不成問題。但父親是不昧良心的人,他說,“如果不是我姨收留我,我早都沒命了,我姨打我不假,但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見的外”。一席話,說的那些人自討沒趣,不了了之。

父親是個講誠信、不昧良心的人。沒有文化,不會講大道理,他言傳身教,為我們兒女作人做事樹立了無聲的榜樣。腰房裡幾個表叔,和父親小不了幾歲,尊他如父,畢恭畢敬。父親病危時,幾個表叔在父親床前守候多日,去世後,他們跪在靈前,老淚縱橫,惹得我淚眼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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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坡舊貌


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今天,每當抱怨生活對我不公,嫌這嫌那時,父親總拿過去說教我。是的,不經風寒,怎知溫暖。人人都想出生在一個富裕、高官家庭裡,但出身是不能選擇的。我們只有用知識和汗水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的幾個姐姐,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自幼養成節約、勤儉的習慣,甚至有些吝嗇,母親常說的“細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大姐還為省那三毛錢車費,常常步行十幾裡山路。母親去世前一年,大姐來看母親,鄰別時,走到窯內簾子後,從曲捲的襪子腰裡取出一張鈔票給母親,惹得母親長時的不悅。一次,我去大姐家。那時她還住在黨校家屬院的平房,外甥維平見我到來,興匆匆去街市提了捆啤酒、打了兩渾素品。大姐見狀,當面數落外甥,“漲自的,不知姓啥位老幾,你趁啥喝外裡”。一時鬧的我很尷尬,極不自在。這裡,我不是抱怨大姐。只是說她窮日子過怕了,習慣成自然。

二姐、三姐為家沒少付出,擔水、割草、放牛,收種莊稼樣樣男人乾的活兒,她們都幹。有一年,三姐、四姐去後坡石匠奈背放牛,牛在溝邊吃草,突然墜落三米高澗下,牛蹄下僅又尺寬距離,打不開轉身,下面是萬丈深淵,又上不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倆死死拽住牛的僵繩不放,嚎啕大哭,牛也受了驚嚇,竟然從三米高的間下蹦跳上來,姐妹倆才舒了口氣,喃喃地說,“謝天謝地,多饋上帝保佑我們”。在那個年代,牛可是一個家庭的命根子啊。

四姐脾氣不好,常和母親愛抬槓。可是她心底善良,身體素質好,敢說敢為。那年月,出力活兒全是她的,是父親的好幫手。宜古村、坳裡溝的煤場,留下她曾經的崢嶸歲月。至八十年代後期,家裡做飯還燒的四姐撿拾的煤炭。從後坡往新居搬遷時,四姐撿的煤還美美拉了一架子車,看到它!我內心是酸楚的、複雜的、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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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堡子腰房裡屋


父母的一生,是辛勞的一生,是歷經磨難的一生。據母親講,那年,門上來個算卦的,說父親是“靠山山溜了,靠水水流了,靠門門是走扇子跌了個仰半子。”我生在新社會,讀了幾天書,不相信宿命論。但父親的命運怎一個苦字了得。

父母一生經歷了兩個社會。回首往事,流離失所,多處棲身。那幾年,屋裡傢俱擺設,就是那個用泥糊的板櫃和那幾個用竹條箍的瓷甕。過年了,母親才忙碌著用草抹布洗涮姐姐們衣服上的汙垢。可憐,沒有換洗的衣裳。

打我記事起,父親每次上街回來,總是要給我買些芝麻滾子、洋糖的。對我似掌上明珠,百依百順,使我的性格變得任性、執拗,直到七八歲還像個小孩子,行走一步都要爬在父親彎曲的脊背上。也難為父親了,他那裡知道,一個人一生好習慣的形成是在三歲之前,好性格的形成是在十二歲之前。他們對兒女的愛,只是像老母雞那樣吃喝上的偏愛。

好在我長大後,懂得了做人道理,知道感恩。我從後坡搬遷時,父母故土難移,他們寧是不肯搬遷,決決要住後坡。一星期後,我重返後坡,彷彿我的魂留在那兒。看到母親在那兒打豆子,院子破破爛爛,冷冷清清,一片荒涼景象,我流淚了!父母蒼老的面容,和我相處的日子越來越短。於是,我和二姐夫、三姐夫採取強硬措施,把那些罈罈罐罐、五隻老母雞強搬新居,迫使父母一步三回頭的離開了他們生活了半輩子的老屋。那多年,我和老村長去鎮上開會,每次回家,都要給父母買些副食糖果。遇到清明、端午、仲秋節日,都要割肉買豆腐的。感動的老村長在他人面前直誇獎我,我以為,這是我作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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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居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 我這生,有三次機會可能改變命運。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市公檢法系統下鄉包屽村,法院院長看上我的文筆,聘請我去法院幹書記員,我因父母年邁沒有去。第二次,鎮黨委書記羅明在全鎮三幹大會上講,“我們最缺的就是人才,全鎮一百二十名教師居然找不到個寫材料的,最後找到屽村張萬鎖,結果人家家裡有事還來不了”。第三次,羅明讓我當鎮企業辦主任,我還是以同樣理由回絕。最後去的人領導不太滿意,只任命了個副主任。這個副主任以及後去的兩人都轉為國家正式幹部。為這事,妻子至今抱怨我,說我沒出息。但我從沒後悔過,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問心無愧!

記住吧!這段苦難的心路歷程。

初稿寫於1986年2月8日除夕之夜,修改於2017年12月22日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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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傑


張萬傑(網名:仗義執言),銅川黃堡屽村人,喜歡閱讀,愛好寫作。1986年在“西安作協文學院”結業,發表處女作《老範的煩惱》。在《銅川報》《陝西日報》《陝西農村報》《起飛線上》等刊物,發表隨筆、散文、新聞稿件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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