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梁瑩涉嫌學術不端等師德問題，南京大學當日表示成立調查組。與此同時，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眾多學生和一些與梁瑩打過交道的學者，向記者提供了更多有關梁瑩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疑點。
一位聽過樑瑩講座的學生向記者回憶，梁瑩在講座中講述了自己做戒毒與老年人相關課題的細節，令他感到反感的一點是，梁瑩對被研究者的用詞極不尊重，稱把他們從戒毒所或養老院“拖出來做實驗”。他告訴記者，梁瑩的研究還可能存在倫理問題。她在講座中稱，因為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做實驗，最後她找到了一個收容“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扶養人）的養老院，因為只要院長同意就好。梁瑩曾在講座上宣稱，他們用很嚇人的視頻讓老人回憶親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慘案，當時老人跪在地上哭，這樣研究所需要的腦成像圖片就會看起來“非常漂亮”。
如果這名學生所述屬實，那麼，梁瑩的研究是存在倫理問題的，但顯然，在目前追求功利的學術成果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學術倫理問題被忽視了。一些學者甚至把不顧學術倫理的做法，作為取得學術成果的重要經驗廣而告之，就如梁瑩，如果她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存在倫理問題，是不太可能在講座中，介紹自己怎樣對老人做實驗的。而對學者缺乏學術倫理教育和學術規範教育，是我國當前培養學術人才，比較欠缺的教育，這導致一些年青學者，學術研究一起步，就走偏了。
事實上，類似梁瑩這樣給學生做講座，介紹取得學術成果的經驗者不少，大部分學生是以膜拜的心理對待這些學術“牛人”的。而這些學術“牛人”介紹的學術經驗，有相當部分，是完全從功利角度，告訴學生如何走“學術捷徑”。包括，怎樣選擇發表論文的領域，哪些論文容易受編輯歡迎，這其實是“炮製”論文揣測學術期刊編輯偏好的“論文學術”思路，不是做學者真正感興趣的學術研究;如何提高論文引用率，諸如發動同行學者、同事互引，投某個學術期刊的論文，最好引用這一期刊已經發表的論文，以提高期刊的引用率、影響因子，這是投機取巧;等等。對於這類學術報告，有的學生在聽後對“大牛”和學術研究大失所望，失去學術理想，更多的學生則從中找到學術入門路徑，把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不當回事，學術研究由此也盛行“成功學”那一套。
總體而言，我國學術界的學術不端事件頻發，與學者在成長過程中缺乏學術倫理與學術規範教育是有密切關係的。而這方面的教育，主要是師承，即通過與導師的共同學術研究和接受導師指導，從中習得尊重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但我國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的師承並不好，有部分導師就灌輸給學生極為功利的學術價值觀，甚至言傳身教學生如何為取得學術成果不擇手段，包括編造假的調查數據、實驗數據，花錢請人代寫論文或為他人提供代寫論文服務，不論導師貢獻多大都把導師寫為第一作者，等等。近年來，針對學術不端頻發，有人做出辯解，是因為以前我國學者沒有這方面的教育，不懂得怎樣引用他人論文，不注重引文規範，但這麼多年過去，我國學者所發學術論文已經全球第一，這就不能再是理由，而是一個嚴重的學術環境問題了。
再回到梁瑩身上，她的倫理問題還不僅僅表現在學術講座中，據報道，據學生反映，為了避免自己授課敷衍的情況被學院發現，梁瑩還會給學生打出高分，並“威脅”學生，誰在課程評估中給她打低分，她也給誰低分。這需要學校啟動調查，如果“威脅”屬實，那她給學生的教育，就是反教育。
提高學者的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意識，這需要在對學者的管理和評價中，建立學術倫理、學術規範委員會，嚴格審查學術活動是否符合倫理、規範要求，而與此同時，必須重視對青年學者的學術倫理與規範教育，這是大學教育十分重要的內容，也是實施導師制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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