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寬鬆教育引發的一個衍生詞叫做“寬鬆世代 ”，這是日本媒體、大眾輿論造出的詞彙，主要用來形容日本當下的年輕人，日本人覺得我們現在競爭力下降，社會有這麼多問題，但是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行，你們不能力挽狂瀾。我以前在日本留學時就已經有“寬鬆世代”這個詞了，但是不管是我的同齡人，還是我做助教的學生，他們聽到“寬鬆世代”時都會吐槽說，拜託，日本這個樣子又不是我們造成的，日本的衰退是從90年代開始，如果一定要找人背鍋，應該是造出“寬鬆世代”的你們的錯。
這樣一個吐槽引發了我對“寬鬆教育”或者“寬鬆世代”的理解。我認為“寬鬆世代”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甩鍋行為。日本今天的問題不是“寬鬆教育”造成的，“寬鬆教育”國家政策啟動的時間段正是戰後日本從巔峰衰落的過程。這一政策的啟動和發展伴隨著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分化（“格差化”），它只是加劇了社會分化的問題。
任何一個政策，我們單從政策自身很難判斷它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要回到政策啟動的源頭，以及它與社會環境的結合，我們才會知道結果。
我主講的內容會有三個部分。第一，“寬鬆政策”在日本造成的負面效果，2016年日本宣佈廢除“寬鬆教育”政策，重新回到加強基礎教育的路數上，說明日本已經承認這個政策失敗了。第二，“寬鬆教育”啟動時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狀況。第三，“寬鬆教育”變成“格差教育”，格差就是一種差異很大，結構性的分化，這是“寬鬆教育”最大的失敗、最負面的社會影響。
一、“寬鬆教育”的惡果從何而來
首先，看看各個關鍵要素的相互作用，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寬鬆教育、新自由主義、學歷社會、“格差”社會。寬鬆教育是政策，其他是政治、社會意義上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之下寬鬆教育就會變成了負面的東西。
寬鬆教育的想法其實在1976年的日本就出現了，但是到了80年代才開始推行，然後又逐步變成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革政策，主要包括減少學習時間和內容，降低理科難度，引入新的學習評價標準。2016年8月份，日本政府宣佈2020年實施新的學習指導綱要，我們普遍認為這是“寬鬆教育”結束的號角。
使寬鬆教育政策發生負面作用的環境有哪些呢？
第一，學歷社會。大家印象中會覺得欠發達的東亞國家很重視學歷，實際上發達國家亦是如此。圖1是來自OECD國家2017年的報告，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學歷高低與受僱率呈正比關係。現代發達國家的基本態勢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學歷社會。
圖1 學歷與受僱率（來源：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下同）
對應地，我們可以看到學歷越低失業率就越高。在圖2中日本的數據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率是非常低的。
圖2 學歷與失業率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學歷和成年人的相對收入也是成正比關係的。圖3中數值100這條線相當於在中國受過高中教育水平的，上面正增長的部分是受過大學、大專高等教育的，下面是沒有接受過完整高中教育的，二者在金融淨收益方面是有很大區別的。補充一點，日本最被詬病的一點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收益遠遠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收益，這也是日本對女性教育投資願望不是很大的原因。
圖3 學歷與成年人收入
第二，新自由主義。2002年被視為推行“寬鬆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寬鬆教育從小學到高中全面鋪開、強制推行，這一時段正好是日本經濟政策越來越偏向美國的時候。彼時日本的經濟和社會治理思路開始美國化，主要是學習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家政策更傾向於資本和市場，對社會公平的認知稍微弱一些。
第三，“格差”社會。“格差”社會翻譯過來就是一種有差異性的社會，但是這個差異是結構性的，不是通過個人努力就能輕易改變狀況的。日本人認為社會平等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再加上地處東亞對平等有著普遍的認識和追求，所以日本早期經濟政策在發展的同時是比較注重平等的。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意識，即日本有一億多人口，我們約有一億人屬於中間層，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機會、物質生活都很接近，我們是中流，而最底層和最高層的人是很少的，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不大。他們認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他們感到很驕傲，於是就有了“一億總中流”的想象。
但是，到了21世紀頭幾年，這個想象開始解體，日本人逐漸認識到這個所謂的一億人之間的分化越來越大，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以及對生活的期待開始發生差異，而且這個差異開始不斷固化。“寬鬆教育”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負面效應。
二、“寬鬆教育”啟動時的日本政治與社會
我們先來看一下“寬鬆政策”的要點，我的依據來自於1982、1992、2002年日本政府發佈的《學習指導綱要》。
第一，所謂的寬鬆，最直接的內容是課時和課程內容大量減少。在這裡要插一小段歷史，當年蘇聯大發展，歐美人就想蘇聯人為什麼這麼厲害？他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蘇聯把理工科基礎教育放得很早，而且非常嚴格。當時正值冷戰時期，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上天對歐美的衝擊又非常大，大家開始反省教育問題。所以在五六十年代，不止是日本，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推行一種理工科比重很強的，而且基礎教育學識內容都很強的教育。
但是，80年代之後，這種思維方式開始在歐美世界慢慢退潮，在社會輿論裡這種灌輸式教育又變成了不好的東西，日本“寬鬆教育”也是這一風潮下的產物。從圖4可以看出，在日本，國家公立中小學強制性的學習時間要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
圖4 OECD國家的公立中小學學習時間
下面這幾張是當年日本推行理工教育很有象徵性的圖片，是當時讓日本很驕傲的理工科上的成就。
這是1961年蘇聯科技第一次在日本做展覽，收穫了很大反響。
這是1961年日本第一個國產遠洋運輸輪下水場景。
整個60年代，日本在孩子教育方面也有大量關於機械、科技的內容，這是被稱為日本機器人動畫鼻祖的作品。
第二，理科難度下降，基礎訓練減少且推後，不再包含在小學的基礎教育當中。
第三，學習評價標準向綜合性轉變，即綜合素質評價。社會不斷向家長灌輸綜合評價的想法，老師也以綜合評價作為培養學生的標準。
第四，以上為表面的公開內容，實際上還有一條“隱藏路線”，即公共責任轉讓。因為《學習指導綱要》面對的是公立學校，不是公立學校則不受這個綱要的影響。這就意味著政府和公共機構不再負擔這麼重要的責任，隨之而來的則是教育受益者負擔原則。
就推行階段的政治社會背景來看，“寬鬆教育”是非常合理的政策，為什麼呢？
第一，日本高速成長期已經結束了，這意味著不需要受過基礎教育的人立刻成為勞動戰鬥力。什麼樣的戰鬥力呢？下圖反映的是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經典圖景，當時日本缺乏大量的熟練的技術工人，所以政府會把受過基礎教育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拉到東京、大阪、神戶這些工業城市集體就職，馬上投入工業生產。而高速生產期結束之後，日本認為我不需要在本土培養這種強烈的戰鬥力了，我可以從中國、東南亞找。
第二，當時趕上日本國內外輿論反灌輸教育熱潮。當時日本受到了世界的譴責，灌輸教育被說成是很腐朽、很落後的東西。在國內輿論中，家長又抱怨孩子學習太累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傾向於反對灌輸式教育。當時整個日本社會都處在“一億總中流”的氣氛當中，大家覺得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呢。
第三，還有一個重要方面，1990年日本高等教育機構錄取率達到90%，基本上是全民上大學的狀態，經濟也達到了高峰。與此同時，日本政治精英們的經濟和社會治理思路是美國化的。當時從外面看日本經濟迎來了巔峰，但是日本政府意識到財政有一點緊張，出現了赤字，整個管理層對此非常緊張。再加上當時日本有很多年輕的政治家，他們希望以一種新的方式擺脫舊有思維的束縛，所以主張推進，比如中村根康弘、小澤一郎、小泉純一郎，而後來安倍推行的經濟學幾乎是經濟和社會治理思路美國化的集大成者。
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和治理背景，上到政府，中到社會精英，下到普通民眾都覺得寬鬆教育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即使有少數反對聲音也被淹沒在這個氣氛中了，比如日本地方教育協會就很抵制，他們認為政府不承擔公共責任，而讓個人承擔，這是非常危險的政策。但是由於當時政府急於將政策推行下去，所以採用了一些強制措施，來自教育協會、教師工會的反對意見被消解掉了。
為什麼大家最初都覺得好的東西，最後變成了一個大家都覺得很累的東西？它使所有人的教育負擔增強，而且受教育的差距不斷拉大，特別是在學歷社會當中，如果不能夠獲得一個很好的受教育資格，不能獲得有效學習資源，就意味著你所處的社會地位會不斷向下傳遞。
三、“寬鬆教育”變“格差教育”
“寬鬆教育”變成了“格差教育”，這是格差社會與格差教育之間相互的惡化。我總結了一個公式：寬鬆教育x格差社會=格差教育。
在“一億總中流”觀點中，人們認為失敗是個人責任，但在“格差社會”觀裡，失敗是一種固化，是不可超越不可改變的。“一億總中流”是否存在，為什麼存在？我們可以看一下治理思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這是我的靈魂作品，我想借此表達一下我對日本高速發展期社會政策的理解。日本有一個詞叫“護送船團”，簡單來說就是快速船和低速船保持同樣速率運行，這個詞最經典的運用是在金融管理制度，但是總的來說也可以延伸到日本當時整個社會經濟政策。圖中這艘大船的掌舵者包括能夠制定經濟政策的官僚和政治家，以及關鍵部門重要官僚，還有一些大型企業管理者、所有者，把控日本輿論的社會精英。這個大船指的是日本的大型企業、大型銀行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有這種規模非常大的、組織性非常強，非常具有帶動性的存在。
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掌舵者認為如果只執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會導致大企業必然比小企業更具優勢，大企業勞動者必然比中小企業勞動者更具優勢，從而導致社會不平等。所以大型機構有資格帶領小型企業或者經濟不發達地方的企業發展。
這張圖反映的也是當時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個景象。建設新幹線時，包括地方官員、工業企業人員、普通群眾，甚至神明在內的很多人都參與進來了。
在這樣的氣氛下，只要能夠維持終生僱傭，只要能夠維持大企業對小企業，中央對地方在政策上或物質上傳遞的照顧，再加上政府通過宣傳，久而久之“一億總中流”的印象就在日本人腦內越來越強烈。由於這個印象越來越強烈，就會遮蔽若干社會不平等問題。一旦經濟趨於衰退，這種不平等就會膨脹，然後“一億總中流”淪為格差社會就是一個順其自然的事情。
80年代到90年代期間，日本經歷泡沫經濟，陷入長期經濟發展停滯階段，有人將此稱為“失去的20年”，到現在甚至又有“失去的30年”的說法。雖然也有人認為這是日本人賣慘，但是總的來說日本經濟發展是放緩的，之前沒有被注意到的問題暴露出來了。
格差現實出現苗頭是在80年代，當時有大量員工失業。
相對於歐美來說，日本失業率不太高。但是光看數據不行，這其中還隱藏著其他問題。我們知道日本推行終生僱傭制，個人命運與企業緊密結合在一起，被僱傭才有福利。二戰之後，日本和歐洲都在追求社會平等，但追求社會平等的方式不一樣。歐洲的很多政策是社會福利政策，而日本主要是通過企業來分配資源，個人必須與所處機構捆綁一起，一旦失業，政府沒有足夠福利政策補貼。所以在日本失業要比在歐洲失業痛苦得多，失業帶來的精神衝擊也非常大。這個苗頭從80年起開始不斷髮展，到了2006年小泉政權時期，這一年“格差社會”被評為當年的社會流行語。日本終於發現，我們不是“一億總中流”，我們是格差社會，我們曾經的驕傲失去了。
日本今年有一本非常暢銷的書《新日本階級社會》，作者是早稻田大學的橋本健二教授，他認為當下日本的階級狀況是金字塔結構的，並做了這樣的劃分：
最頂層是資本家階級，即資本所有者和高級管理人。這一階層最直觀的標準是年收入很高，而且結婚率也比較高的，貧困率不是最低的，因為容易破產，貧困率也不是最高的，只是低於新中產階級。第二層是中產階級，包括管理者和一些專業人士，比如醫生、律師、教師等。第三層是勞動階級，他們是日本傳統上的終生僱傭制下的無產者。最底層主要是非正規勞動者，他們只是簽訂臨時勞動合同，沒有福利，收入低，工作沒有保障。
圖5 《新日本階級社會》階層劃分
各個階層之間的明顯區別除了年收入之外，還可以看到貧困率總的來說是遞增的，不婚比例是上升的，越窮越結不了婚，這也意味著你沒有辦法融入正常社會關係。以僱傭關係為基本衡量標準看，日本產生了不同階級。對此日本人也在討論，今年上半年6月份勞動法改革過程當中，日本人就在討論我們到底是差異社會，還是實際上已經是階級社會了。
我們再來看看“寬鬆教育”是如何變成“格差教育”的。這是另外一本瞭解日本現在貧富差距比較重要的書《兒童的貧困》。在格差社會下，未成年的成長過程可以反映出綜合性貧困，其中包括大量負面因素，有父母勞動狀況、父母壓力、家庭環境、營養狀況、醫療資源、學習資源、地域/學校環境等等。在格差社會里你可能不止沒有錢，其他條件也會居於下層，這樣孩子會繼承父母的狀況，最後居於相對的下層。
下面是日本厚生勞動省2016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的情況，這也是基於OECD的數據。從貧困率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格差出現在1985年，從此日本兒童貧困率一直處於上升狀態。父母貧困的所有條件都能反應在兒童身上，而兒童的成長則使之步入特定階層，所以兒童貧困率是非常重要的衡量社會差異的標準。這項數據在2012年達到頂峰16.8%。就日本經濟在OECD裡的水平來說，它的兒童貧困率非常高。
圖6 OECD標準的貧困率變化（日本厚生勞動省《國民生活基礎調查2016》）
具體到教育方面，政府對公立學校不施加過多責任要求，公共責任退出，帶來的結果是私立教育發展，輔助學習費用成為剛需。下面看一組日本教育公共投入，一個是2008年數據，一個是2014年數據，這兩個數據均表明日本對教育機構公共投入在整個OECD國家裡水平是非常低的。
圖7 日本教育公共投入（2008年）
圖8 教育的公共投入佔GDP比（2014年）
日本在完成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公共成本和收益同樣很低，而私人成本佔據了相當高的位置，個人投入成本高於國家所投入成本，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對比。
圖9 完成高等教育的公共成本和收益（OECD）
圖10 完成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和收益（OECD）
以前我在日本遇到的很多女性，她們通常結婚之後不工作，但過一段時間會重新出來工作，而且重新出來工作的時間大多是小孩子上初三的時候，為什麼？因為為了讓孩子考上大學，高中必須上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不受寬鬆教育限制，故而有更大課程制定、學習計劃制定上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更有利於孩子針對想進的大學進行有效的複習。但公立與私立學校費用差異極大，私立學習不光學習費用高，培養全面素質的時候，也需要花更多錢，用於校外活動費用——你與社會接觸，建立社會關係。
圖11 2016年學費總額統計（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以下同）
圖12 學校種類與學費總額
雖然仍然有優秀的公立學校，但是大多數公立學校的生源越來越弱，學校教育條件、學習環境、師資水平也會不斷減弱。日本從80年代慢慢發展到現在，在家長心目當中也會形成一個固定思維方式，孩子高中一定要送到私立學校。而公立學校會自暴自棄，也會受到若干來自政策指導的限制。
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私校比例是到了高中的時候，大幅度提升，中小學仍然以公立佔絕大部分，但是到高中一旦衝刺考大學，私立學校的優勢就會提升。
家庭年收入與能否接受學校教育成正相關關係。可以明顯看到到了高中的時候，差異已經有所變化，也就是說即使在此之前孩子可以接受比較廉價的公立教育，但是到了高中的時候兩者差異已經在縮短了。即使收入比較低，你都得接受相對來說高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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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家庭年收入與學校費用
更重要是輔助教育費用，不管公立還是私立都要接受私塾教育，也就是補習班教育，特別是公立學校，而這個補習班費用是取決於家長自己的財力，你有更高財力就上好的補習班，缺乏財力孩子就只能放養。
圖14 “輔助學習”費用（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
隨著孩子學年提高，補習班費用也成為日常開支的一個大頭，在日本私人投資裡面佔據絕對大頭，補習班是計價計時，分攤成本非常高。
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幼兒園和小學部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投入補習班費用，肯定是私立明顯高於公立。小學和中學階段能夠上私立一般來說是大資，是有錢人。畢竟在那個時段，公立還是佔主體，能夠上私立非富即貴。但是到中學的時候，公立學校需要付出的補習班費用遠遠高於私立學校所付出的補習班費用。為什麼？因為我們要爭一個能夠考上更好高中的機會，而更好高中多半是私立高中，所以之前並沒有實力送孩子讀私立學校的家庭，在中學階段需要付出比非富即貴人階層更多金錢成本，保證下一個階段孩子可以獲得比較平等的競爭機會。這個數據是比較刺激人的，尤其是在初三。所以會看到為什麼我認識的一些高學歷日本女性要回歸工作，不然沒有辦法支付費用。
圖15 家庭年收入與輔助學習費用
社會總體經濟收入上的差異，體現在可以為小孩子投資的問題上。然後又帶來另外一個結果，不僅教育資源是代際傳遞的，實際上小孩子學習能力以及慾望差異，願望的差異，對於自己評價也是代際傳遞的。
下圖是在完成研究型教育上家庭的作用。一般來說上完大學後繼續攻讀研究生的求學階段叫做研究型教育，在這方面也存在代際傳遞關係。圖中黑點代表父母至少有一位是完成了同樣的高等教育，白點則是父母當中沒有人完成過高等教育。
圖16 完成高等研究型教育的家庭作用（OECD）
下圖是完成職業教育的家庭作用。在日本讀兩年短期大學就是大專或者是高等專科教育，職業教育學完立刻投入相關職業。這個差異相對於前者差異會小一點。
圖17 完成高等職業教育的家庭作用（OECD）
下面這個數據更明顯一點，來自於阿部，他主要是針對PISA國際學生能力教育。這是2006年的數據，當時“寬鬆教育”可以說惡果凸顯出來，根據PISA調查，發現學習能力與父親學歷和母親學歷成正比關係。
圖18 父母的經濟階層和學歷與未成年學習能力
另外一個是同樣的調查，就是父母社會經濟階層與子女的學習能力也是呈現出一個明顯遞增關係。可以看到父親是大學畢業狀況下，子女的大學畢業率達到66%，如果父親中學畢業，子女大學畢業只有14%，其他相應也是如此。
圖19 學歷的代際傳遞
上面說的是學習能力，下面這個圖呈現的是學習慾望，學生對自己的評價以及對未來的期待。這個比較的是79、97年數據，主要比較的是校外學習時間。1979年後日本處於高速上升期，除了農業從業者之外，學生的學習時間都降低了。但是專門管理，比如律師、醫生、企業高管這些學歷比較高的後代的學習時間，只是在原本比較高的水平之上減少的比較少，而其他則是在相對比較低的水平，又有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多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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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校外學習時間與父母的職業、學歷、階層關係
基本上可以看到，父母學歷越低，其子女校外學習時間、豐富自己的慾望就越低。“寬鬆教育”的要求就是學校教的少一點，學生自己可以獨立學習，接受豐富的社會知識。但是這跟學生父母的學歷，父母對子女的督促和管理能力有直接正相關關係。學校將這個責任轉嫁到父母身上之後，我們就看到了明顯的社會階層差異。
圖21 學習狀況自我評估的階層差異
最後一個圖反映的是學生的學習狀況和自我評估，即通過學習我要需要達到什麼目標？這裡給出兩個評價標準，一個是隻要不留級能畢業就行，另一個是上課只是進一步學習的契機，我需要通過更多努力學習更多知識。
儘管執行“寬鬆教育”之後，所有階層“只要不留級”的想法明顯上升，但是不管是相對值還是絕對值，我們都能看到下層到上層呈現顯著的下降的反比趨勢。另外一個則是想要獲得更多知識，在實行“寬鬆教育”之後所有階層的這一想法都變少了，但是從下層到上層實際上呈現上升的曲線趨勢，階層越往上走，學生的學習態度更為積極，更想利用寬鬆出來的時間增加自己的綜合素質，這是上層與下層之間存在的根本區別，即對學生的自我評估有一個強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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