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書洪諮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卷 成交價5712萬元
【作品鑑賞】
漢代以降，春秋之學即成顯學，不僅論者、著者紛紜，至如過江之鯽，且論著日繁，卷帙浩繁、汗牛充棟。後世治春秋學者，其盛有兩期，宋明及清，而清代尤以幹嘉最為特出。不過幹嘉之學風行，今人一般認為是統治階級出於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需要。雍干時期，出於對相對穩定的統治的維持，上層對文人採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乾隆時期更借修纂《四庫全書》之機屢次禁燬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詩文奏章中亦不敢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以免遭致殺身滅族慘禍，於是皆傾其一生治經，尋章摘句，逃避現實。
至於幹嘉之學的奠基者，今人多以為屬清初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其盛期則為幹嘉時的吳派惠棟和皖派戴震，儘管已經與顧炎武等人開創的“經世致用”的學風相去不啻天淵。至乾隆即位，更大力提倡經學考據，當時名公如阮元、畢遠等也出而倡之，流風所及，天下翕從。不過，一般人很少關注的是，乾隆本人在力倡同時更身體力行，開幹嘉學派學風之先，此卷收於《石渠寶笈》的乾隆《御書洪諮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即為其中力證。
但乾隆選定經學史上籍籍無名的洪諮夔《春秋說》當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洪諮夔（1176-1236）字舜俞，南宋晚期人，博學善文，尤專經學、詩詞，有《春秋說》3卷。洪氏素以才藝自負，為官耿直，屢次上書直陳弊政，儘管有宋理宗曾御筆稱譽他“鯁亮忠愨，有助新政”，但不見容於權貴，宰相至州縣無不捃摭其短”，至於“十年不調”。非大家、性忠直，其字（舜俞）又深得直以堯舜自居的乾隆之心，正好為臣下治經做足表率。此外，書此卷前一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曾敕修《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上下12卷，收錄前朝死節之臣如史可法等，並一一等階，其用意自不在紀念；而洪諮夔生當南宋晚期，雖未死節，但忠直耿介，與此書所倡大抵不差，因此擷出，可見其心。
而就治經的格式、議論、評摘等內容，乾隆此卷也做足了垂範姿態。所謂“隱公作偽”事，不過是《春秋》開篇所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既是《春秋》之始，也是春秋學之始；只有回答了到底是“哪一位王的正月”，才能繼續治經。歷代學者皆以此為涉及國本的大問題（其核心糾纏於孔子為何不書隱公即位，則隱公是正常即位還是奪桓公位），解經註疏而聚訟紛紜，至今未有定讞。乾隆以此垂範，心思不可謂不縝密圓熟，而選材不可謂不處心積慮。儘管其議論其實可有可無，並無是處，但其評摘倒是極為大膽，所謂“註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己見”，並非洪諮夔一人如此，千載而下治經者幾乎莫不如是，而這其實也是後來幹嘉學者的通病。
出於自炫的目的，好大喜功的乾隆並親題“論闢唾餘”引首於上，似對自己此論頗有沾沾之意。事實上，乾隆之論，不過是他自己“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己見”的絕妙註解。當然，儘管如此，此卷對其後蔚然形成的幹嘉學風的首創之功卻是不可埋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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