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與長安街的“交情”，年過八旬的趙知敬最先想到的是中學時第一次在長安街參加的義務勞動。沒想到的是，這條街與他後來的職業生涯竟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趙知敬是原北京市城鄉規劃委員會主任，他曾數次用腳丈量著長安街的每一寸路面，對這條街道的發展更是如數家珍。後來，趙知敬成為《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一書的編委會主任，又將各方對長安街的研究收入其中。
80年代
曾有人建議天安門廣場種樹
為迎接國慶40週年，1985年，北京市委、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和北京市政府撰寫了《關於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規劃方案的報告》。該方案明確，長安街的建築要充分體現“民族傳統、地方特色、時代精神”的內涵。
趙知敬回憶，85版方案是在1964年長安街規劃的基礎上，進行了更詳細的研究，規定長安街的紅線寬度為120米，天安門廣場東西寬500米，南北長800米，以舊城中軸線為天安門廣場主軸，北京站前、新華門和民族宮為三條副軸；建築高度上，東單到西單控制在40米以內，東單以東、西單以西控制在45米以內。方案還提出，除現有的天安門廣場，東單和西單各建設一處體育廣場和文化廣場，復興門立交橋和建國門立交橋的周邊空地進行綠化。
“當時有人認為40萬平方米的天安門廣場是否太大了，建議在廣場上種樹，方便遊人乘涼休息。但如果在天安門廣場上大範圍種樹，會影響廣場的開闊感。”趙知敬說，天安門廣場主要是為了集會的需要，只在廣場內的兩側種了兩片草坪。
在85版長安街規劃既要“現代化”，又要“民族化”，以及嚴格控制新建築高度的指導下，上世紀80年代，長安街的建設進入一次“高峰期”。根據《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的統計，當時建成的建築包括西長安街上的中國工藝美術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中國民航營業大廈，東長安街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海關總署、東單電話局、國際飯店、外經貿部。即使多年之後，這些建築依然成為長安街上一道道亮眼的風景。
90年代
東方廣場調整高度保住長安街天際線
當歷史進入上世紀90年代，全方位的改革開放以及房地產開發熱潮如火如荼，長安街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社會經濟大潮的影響。
“外資及國內外金融機構先後入駐長安街，商務寫字樓和商業娛樂設施增多，建築形象強調時代感和商業感。”趙知敬回憶，那個時期為了用經濟手段解決公共設施的維護問題，巨大的廣告牌匾充斥在各大建築上。直到50週年大慶前對長安街及其延長線的整治，才徹底加以糾正。
在《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一書中，北青報記者找到一份上世紀90年代長安街的建設“清單”，建築的類型可以梳理為以下幾類：包括全國婦聯辦公樓、交通部在內的政治性建築，北京圖書大廈等文化設施，東方廣場、中糧廣場、恆基中心等商業辦公樓，國際金融大廈、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類建築。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長安街新建的21座建築中，屬於商業金融和寫字樓類的有14座，佔總數的67%，而在上世紀5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17%。
這其中，關於東方廣場的建設引發規劃界的關注。“原來設計的是一棟長400多米、高80多米的龐然大物，比85版規定的東單到西單建築控高40米，高出了一倍，如果樓蓋起來顯得鶴立雞群，北京舊城平緩開闊的城市空間將被破壞。”作為親歷者，趙知敬告訴北青報記者，多位專家將問題反映到中央，東方廣場的設計被要求重新論證，最終分成三組建築，每組又分為3—4棟，弱化了建築體量。三組建築的高度也從西到東降到50米、60米和70米。後來在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的推動下，東方廣場又進行了調整，高度最終降為48米、58米和68米。
在趙知敬看來，東方廣場控高調整後，整體建築風格並沒有打破長安街的天際輪廓線，這也是長安街在發展中不斷修正、完善的過程。
世紀之交
長安街拆除3000塊廣告牌匾
1999年，共和國迎來了50週年大慶。在此前的1998年8月，長安街也迎來一次大規模的整修。
趙知敬時任整治工作辦公室主任，著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拆除公主墳至四惠橋沿街兩側建築頂部的廣告牌匾。
當時，趙知敬與工作人員在長安街上每走7米便會拍一張照片，從復興門到建國門，他們用一天時間拍了1000多張照片，發現廣告牌匾比比皆是。
對於長安街上出現的廣告牌匾，趙知敬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形式，並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但他也意識到，如果廣告牌匾過於雜亂無章，就與首都的環境整治相矛盾了，也歪曲了市場經濟的形象。
“廣告牌匾的擺放一定要守規矩、有章法。”趙知敬說，在那次整治中，純商業樓的廣告牌匾高度不能超過2米，其他不符合規定的全部拆掉。
拆除廣告牌匾，也要得到廣告牌匾所有者的支持。趙知敬坦言：“當時一棟大樓一面牆體的廣告收入，一年就可能達到100萬元左右，拆除工作肯定是有難度的。”為此，趙知敬請工作人員收集了華盛頓、莫斯科、巴黎、柏林等城市的街道管理成果，發現這些城市中沒有一條街的廣告牌匾像當時的長安街那樣隨意擺放。趙知敬和工作人員將道理向廣告牌匾的所有者進行講解，令他欣慰的是，大家在交流中取得了共識。拆除工作只用了一個多月便順利完成，長安街一共拆除了3000多塊廣告牌匾。
退休後為長安街提升“把脈”
建議過街通道增設自動扶梯
退休以後，住在長安街旁邊的趙知敬每天面對這條長街，從老年人的視角，對長安街的提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行過街地下通道在主要路口應該增加自動扶梯，這是像我這樣80歲以上的老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
趙知敬還從專業角度，為長安街的提升“把脈”。他認為，長安街確有提升的空間，首先就是要落實規劃道路紅線，100—120米寬度就是長安街及其延長線環境景觀涉及的整治範圍，也是沿線各用地單位不可逾越的邊界，否則就是違法佔地，要一一核實清退。
道路斷面和交通運行秩序是否標準、科學、合理也是他關心的問題。比如步道，沿道牙及建築前的兩條步道是否到位，符合寬度、坡度的要求，步道磚的質量及完整度是否達標。
交通方面，他認為這兩年有關部門允許東單、西單路口左轉彎之後，原定東單、西單路口的立交平作工程沒有發揮作用，減弱了長安街的通行能力，致使東單以東，西單以西三塊板的道路斷面改造失去增加車流量的意義。為此他建議，東單、西單左轉彎應停止，仍按立交平作的路線行駛，確保長安街交通暢通。
此外，他還從對行人關懷的角度，建議東單南北路口的兩座人行過街橋，人行部位高度是否可以降下來。
本版攝影/本報記者 魏彤
對話
長安街建築濃縮共和國曆史
對話人：原北京市城鄉規劃委員會主任趙知敬
北青報：編寫《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的初衷是什麼？
趙知敬：為迎接2008年奧運會和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當時北京市領導指示要“研究長安街未建的10個樓座如何進行建設”。我們理解的是，這是一次要全面建成長安街，完善天安門廣場的規劃設計任務。為此開展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研究和規劃設計，從長安街的歷史沿革、建築功能、建築藝術、街道空間、市政設施等方面進行全面調研。完成這次調研後，因為積累了豐富的資料，於是編寫了這本書。
北青報：您認為長安街兩側的建築應該是什麼樣的？
趙知敬：長安街的建築幾十年來一直在深化，但有一點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長安街上的建築是共和國曆史的縮影，比如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電報大樓等上世紀50年代的建築，具有中國傳統建築風貌；70年代在這條街上所建的建築寥寥無幾，反映出當時經濟上的困難；90年代，新建築的數量和樣式之多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之後隨著國家快速發展，長安街的建設更加註重環境和“以人為本”。
北青報：您如何評價長安街的建設？
趙知敬：新中國成立後，長安街進行了不斷的改造和建設。長安街是北京優秀建築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基本上是按照規劃建設的。
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歷次北京城市總規，為日後的城市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後的1982版北京城市總規經過黨中央、國務院批准，是一版撥亂反正的總體規劃，吸取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對長安街的規劃建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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