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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經濟福祉受到了經濟學家和大眾傳媒的極大關注。在2007-09年經濟衰退期間，千禧一代進入了勞動年齡。許多陳詞濫調認為，千禧一代的消費行為與前幾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並將新車銷量不佳、實體零售萎縮以及房屋銷售和建築業復甦緩慢怪罪到他們頭上。本文通過分析千禧一代與前幾代人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特徵，並比較他們的收入、儲蓄和消費支出，得出如下結論：

• 與千禧一代相關的許多人口特徵，如較高的種族多樣性、較高的教育程度和較低的結婚率，與人口中的長期趨勢一致，並非這一代人的特質。
• 千禧一代的生活不如他們前代人年輕時富裕，收入更低，資產更少，財富更少。
• 在債務方面，千禧一代的債務水平與X世代相當，高於嬰兒潮一代。
• 如果考慮年齡、收入和廣泛的人口特徵的影響，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千禧一代家庭的消費品味和偏好與前代人有明顯不同。

1. 美國不同世代的劃分法

按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定義，可以將千禧一代前仍在世的人口分為四個世代，定義如下。首先，千禧一代（Millennials）指出生在1981年和1997年之間的人，在2018年這代人的年齡分佈為21歲到37歲。千禧一代之前的兩代人為X世代（Generation X）和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分別指在1965年至1980年間出生的人（2018年年齡分佈為38-53歲）和在1946年和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2018年年齡分佈為54-72歲）。再往前年齡較大的群體是“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 1928-1945年間出生的人，2018年年齡分佈為73-90歲）和“偉大的一代”（Great Generation, 1915-1928年間出生的人，2018年年齡分佈為90-103歲）。

每一代人的規模都會影響其對宏觀經濟總量造成的影響，因此不同世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自然很重要。圖1使用人口普查（和預測）數據繪製了每一代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如圖所示，2015年，千禧一代成為美國人口最多的一代，超過了嬰兒潮一代，後者在大約60年的時間內一直是美國人口最多的一個世代。有趣的是，X世代從來沒有成為過人口最多的一代。

2. 不同世代的人口統計學比較

在本小節中，我們比較了不同世代的人口統計學特徵包括種族、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這些類別值得注意，因為人們對千禧一代的人口構成與前幾代人之間的差異進行了大量討論。

然而，很少有人強調這些差異是人口長期趨勢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一代人的異常。具體來說，雖然目前千禧一代顯然是最多樣化、受教育程度最高、結婚率最低的群體，但在過去的某個時候，這些最高級修飾詞同樣也可以用在上一代人與更上一代人的比較之中。

2.1 種族

我們先從研究種族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種族越來越多樣化，這意味著白人人口的比例下降，而其他種族背景的人口比例上升。多樣性的增加源於許多因素，如移民、異族婚姻和不同種族的出生率。圖2展示了2017年美國人口最多的五代人的種族構成。使用的數據來自2017年6月的人口估計，種族被分為六組。如圖所示，

2.2 教育程度

到2017年，每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上一代人。圖3給出了每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分解圖。如圖所示，65%的千禧一代擁有大專（Associate’s degree）以上學歷，遠高於“沉默的一代”的50%。值得注意的是，圖上的一些人，尤其是千禧一代中，可能仍然包括一些2017年尚未完成學業的人。但將“沉默的一代”與嬰兒潮一代，以及嬰兒潮一代與X世代進行比較，都顯示出教育程度的顯著提高。具體來說，每一代擁有高中文憑的人所佔的比例下降了大約5個百分點，而擁有學士學位（Bachelor's degree）的人所佔的比例上升了類似的幅度。

2.3 婚姻狀況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結婚率，它受到教育機會、勞動力的開放程度和文化規範等因素的影響。圖4顯示了1962年至2017年CPS家庭調查中按世代和年齡劃分的結婚率，即每個年齡段每一世代已婚人口的比例。該圖使我們能夠在可比較的年齡，對不同代之間的結果變量進行簡單直觀的比較。例如，大約6%的千禧一代在20歲結婚（觀察時間為2001年至2017年），而有35%的沉默一代在20歲結婚（觀察時間為1948年至1965年）。結婚率，尤其是在較年輕的年齡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美國人口中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與前面討論的種族多樣性和受教育程度的衡量標準非常相似。對於20歲的年輕人來說，連續幾代人之間結婚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沉默的一代”和“嬰兒潮一代”之間的下降，這一轉變主要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之後。

3. 不同世代的收入和資產負債表比較

在本節中，我們將比較幾代人的收入、資產持有量、債務和淨資產。我們提供了這些變量在個人和家庭方面的簡要統計數據，這種區分對某些對比很重要。我們還使用了一個線性迴歸模型來表明，控制可觀察到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並不能完全解釋千禧一代實際收入較低的原因。所有的數據都經過通脹調整，以2016的美元數表示。

3.1 收入

表1簡要比較了1978年、1998年和2014年已婚夫婦的個人勞動收入和家庭收入，數據來自密歇根大學收入動態研究小組（PSID）。上述每一年都是商業週期擴張階段的一部分。我們比較了所有樣本家庭和33歲以下家庭每年的統計數據（33歲是在這些數據中觀察到千禧一代的最大年齡）。在這三年裡，這個年齡段的人分別代表嬰兒潮一代、X世代和千禧一代。

首先，首先，我們比較每週工作超過30小時的全職工人的年收入（或1560小時每年）。如表中最上排所示，從1978年到1998年，所有家庭的男性戶主的平均全職勞動收入下降，然後在接下來的16年裡反彈。然而，年輕的男性工人似乎被排除在勞動收入增長之外。具體來說，2014年千禧一代男性戶主的實際全職勞動收入與1998年X世代男性戶主相當，比1978年嬰兒潮一代男性戶主低10%以上。

對於所有家庭的女性戶主來說，從1978年至2014年期間，全職工作的實際平均收入略有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然而，2014年千禧一代女性戶主的勞動收入中值比1998年的X世代女性戶主低3%左右。

對於家庭而言，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4年，已婚夫婦的實際收入呈現淨增長，這一趨勢在所有家庭樣本和33歲以下家庭樣本中都可以看到，可能反映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和雙收入家庭的普遍程度的增加。然而，在這段時間裡，

PSID的數據還顯示，過去幾十年，收入不平等現象顯著加劇。對於整個PSID樣本，基尼係數從0.3左右增加到0.4以上。33歲以下成年人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現出同樣的模式：2014年千禧一代的基尼係數約為0.35，高於1978年嬰兒潮一代的0.25。

3.2 債務

我們現在利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消費信貸面板數據（Consumer Credit Panel/Equifax, CCP）來研究千禧一代的債務組合，該面板數據包含了所有有信用評分的個人借款人。因為數據較新，所以我們只能比較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借款情況。表3為2004年第三季度和2017年第三季度借款人債務彙總統計，這兩年都是信貸擴張時期。

對較年輕的借款人來說，在2004年至2017年期間，平均負債率出現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在2004年，X世代的平均實際總債務餘額約為4.9萬美元，而在2017年，千禧一代則為4.4萬美元。債務水平中值（以擁有非零餘額為條件）的情況，在性質上與此類似。在本章的後面，我們使用了消費者財務調查（SCF）數據研究家庭資產負債表，發現千禧一代和X世代在相同年齡的人之間的債務水平並沒有明顯的不同。

與2004年的X世代借款人相比，2017年千禧一代借款人的未償債務水平較低，主要反映在抵押貸款債務較低，儘管千禧一代的信用卡貸款和其他雜項債務也明顯減少。2004年，28%的X世代成員有抵押貸款，這遠高於2017年1千禧一代19%的比例。因此，2017年千禧一代的平均實際抵押貸款餘額遠低於2004年的X世代（2.4萬美元 vs 3.3萬美元）。儘管如此，2017年千禧一代抵押貸款借款人的抵押貸款餘額中值略高於2004年X世代抵押貸款借款人（10.5萬美元 vs 9.4萬美元），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期實際房價的淨上漲。

在汽車貸款方面，與大眾媒體報道中千禧一代對汽車的需求比前幾代人更低迷相反，Equifax/CCP數據顯示：在2017年，40%的千禧一代擁有汽車貸款，而在2004年時，X世代只有36%。這兩組人汽車貸款的平均未償餘額均約為5200美元。

2017年千禧一代的平均餘額明顯高於2004年X世代的貸款類別之一是學生貸款。在2004年，只有20%的X世代成員有助學貸款餘額，而在2017年，這一比例超過33%。此外，2017年千禧一代學生貸款借款人的餘額中值明顯高於2004年X一代（超過1.8萬美元 vs 1.3萬美元）。因此，2017年千禧一代學生的平均貸款餘額是2004年X世代學生平均貸款餘額的兩倍多。年輕消費者中學生貸款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實際成本的上升、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導致的大學入學率上升，以及父母貢獻能力的日益有限。

與2004年的X世代相比，信貸供給和需求因素都可能導致2017年千禧一代的借款數量較低。在供給方面，儘管融資條件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幅改善，但在某些細分市場，如抵押貸款和麵向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信用卡貸款方面，

3.3 資產和淨值

接下來，我們將使用三年一次的SCF數據來研究家庭資產持有量和淨資產，SCF在家庭層面衡量了這些資產負債表變量。表4簡要統計了三代人（千禧一代、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在各自年輕時的資產負債表數據。如表所示，整個SCF樣本持有的平均家庭總資產從1989年的約40萬美元大幅增加到2016年的約78.5萬美元。然而，對均值和中位數變化的比較表明，平均資產持有量上升是因為最富裕家庭的資產持有量增加，因為中位數資產持有量的增幅要溫和得多，僅從1989年的近15.2萬美元增至2017年的約19萬美元。

對於更年輕的家庭，千禧一代在2016年持有的資產平均價值約為17.6萬美元，幾乎與1989年同齡的嬰兒潮一代持平（17.3萬美元），遠低於2001年的X世代的22.7萬美元。使用資產持有中位數可以得出非常相似的比較：2016年千禧一代持有的總資產中位數明顯低於1989年嬰兒潮一代，且只有2001年X世代成員的一半。

年輕家庭資產持有量的下降在各個資產類別中都很普遍

近幾十年來，年輕家庭持有的股票等金融資產也明顯減少。2001年，年輕的X世代家庭平均持有超過5.2萬美元的金融資產，比2016年的千禧一代家庭多出近2.2萬美元。然而，2016年千禧一代比其他同齡人群擁有更多的退休儲蓄。這種變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固定收益退休養老金（Defined-benefit retirement pensions）將被固定繳款退休賬戶（Defined-contribution retirement accounts）取代。

對於債務，2016年千禧一代家庭平均持有約8.5萬美元，略高於2001年X世代年輕家庭持有的7.9萬美元。儘管如此，2016年千禧一代家庭和2001年X世代家庭的負債中值水平大致相同。這些年輕的千禧一代和X世代家庭都比嬰兒潮一代在相同年齡時揹負了更多的債務。

至於淨資產，我們發現2016年的千禧一代的實際淨資產比他們之前世代年輕時要低得多

最後，我們注意到，雖然在過去幾十年裡，所有人的資產持有量和淨資產的不平等程度都有了明顯的上升，但這些不平等的衡量標準在年輕家庭中基本沒有變化。

4. 不同世代消費行為的比較

我們已將千禧一代的人口、經濟和家庭資產負債表因素與前幾代人進行了比較，現在我們開始將這幾代人的消費模式進行了對比。我們首先從消費者支出調查（CE）中提煉出關於家庭消費的觀點。接下來，我們測試不同世代人之間家庭總消費的差異。最後，我們測試不同世代在選定的家庭消費類別（如汽車、住房和食品）上的消費差異。

4.1 按年齡和世代劃分的家庭支出

圖5顯示了我們1986-2016年CE調查樣本中所有家庭的實際年總消費量。家庭的世代由點的陰影和它們在年齡軸上的位置共同表示：年輕時段的黑點代表了千禧一代家庭的支出；中間年齡段的灰點代表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家庭的支出；老年時期的黑點則代表了”沉默的一代“的消費

將這些點按年齡和世代排列成年平均數後，其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ies）如圖6所示。在圖6中，每一代人的實際消費情況各不相同，但通常存在一個50歲左右時峰值約為6萬美元的駝峰形狀，這與其他眾所周知的對生命週期消費模式的描述一致。除此之外，家庭消費往往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

4.2 世代的消費模式

我們在一個簡單的線性迴歸框架中對家庭消費支出進行了建模，迴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在第1列中，我們僅用世代指標來估計家庭消費模式。而在第2列到第5列中依次添加不同的控制組，從年齡

實際上，第1列中的係數估計了數據集中觀察到的每一代人各年齡段的平均總消費量。具體來說，常數項表示的是千禧一代家庭的平均支出（表中省略），而X世代、嬰兒潮一代、”沉默的一代“、”最偉大一代“等指標的係數分別表示的是每一代的平均支出與千禧一代之間的差異

當人們談論世代差異時，諸如此類的數字常常出現在行業報告、新聞報道和營銷出版物中。鑑於數據集的平均實際消費約為46500美元，第1列中顯示的實際美元值在經濟上和統計上都是顯著的。儘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們沒有考慮到年齡或其他任何可能解釋消費隨個人或家庭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如何變化的因素。

現在我們跳到第5列的完整設定中，其中包括所有年齡、經濟和人口控制項。因此，本列中的世代固定效應可以解釋為這個消費方程中世代特定的胃口和偏好的變化。需要注意的是，在本列中，固定效應的正負號對於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來說是負的，而對於“沉默的一代”來說，是統計不顯著的。因此，在控制了年齡、收入和其他一系列影響消費的特徵後，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當年齡、收入和其他決定消費的因素受到控制時，我們發現幾代人之間的消費支出幾乎沒有變化。研究結果與以下觀點大體一致：就某種特定的消費形式而言，人們的品味並沒有從一個群體轉向另一個群體。關於我們的結論，需要注意的是，保持兩代人之間收入固定不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界定一個特定群體的一個關鍵決定因素。

那麼，消費方程中的哪些變量可以解釋，為什麼按世代計算的無條件平均消費差異如此之大（第1列中不同世代的係數），而在第5列中不是較小就是正負號發生了改變？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在第2至4列的迴歸中依次添加了年齡、經濟和人口影響等變量，並觀察這些添加項對世代固定效應差異的影響。在第2列中，我們看到，在迴歸方程中加入年齡和年齡的平方項，大大降低了X世代成員固定效應的正係數，並改變了嬰兒潮一代和“沉默的一代”在指標上的符號。

在第3欄列我們將經濟因素加入迴歸，包括戶主的工作狀況和家庭收入。添加這些變量通常會降低X世代和千禧一代固定效應之間的總支出差異，以及略微提高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與“沉默的一代”之間的固定效應差異，但它們仍然很小。

在第4列中，我們將人口因素添加到迴歸中。我們看到，千禧一代和其他代人之間的差異要麼可以忽略，要麼是負的，相對於第3列的增量變化也非常小。

從表6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千禧一代和其他群體之間的消費差異，主要是由於平均年齡的差異，其次是平均收入的差異造成的。平均人口統計數據的差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比其他因素要小。重要的是，一旦考慮到所有的人口和經濟控制項，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千禧一代特定的消費胃口和偏好比其他幾代人更低。

4.3 千禧一代有獨特的消費組合嗎？

表7列出了CE數據中商品和服務消費的主要類別佔家庭總支出的平均份額。就像之前分析家庭資產負債表數據一樣，我們選取的三個時間點可以使得每個世代的年齡分佈都處於21-35歲（1986年對應嬰兒潮一代，2001年對應X世代，2016年對應千禧一代）。我們還提供了這些年總體家庭的平均支出份額，以顯示整個經濟的消費趨勢。

表7顯示了幾個主要趨勢。首先，住房支出所佔比例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對35歲以下成年人每年的支出籃子進行比較，基本上也反映了上述趨勢。為了突出支出份額變化的廣泛性質，我們對1986年、2001年和2016年期間的年輕家庭以及整個樣本的支出份額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年輕消費者支出份額的變化與整個人口的變化非常相似。事實上，第7列和第8列之間以及第9列和第10列之間的相關性都大於90%。

然而，有一些重要的區別。首先，1986年的嬰兒潮一代和2016年的千禧一代之間住房支出佔比的增幅要大於同時期總體家庭的增幅，

5.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使用了各種調查和行政數據集來檢驗千禧一代的收入、儲蓄和消費決策，並將這些行為與前幾代人進行了比較。我們的分析探討了美國人口組成和經濟環境的一些重要變化。

我們發現，與千禧一代相關的許多人口特徵，如較高的種族多樣性、較高的教育程度和較低的結婚率，與人口中的長期趨勢一致，因此並非這一代人的特質。我們還發現，千禧一代的實際收入確實低於上一代人同齡時，而且他們積累的資產似乎也更少。對債務的比較有些複雜，但似乎可以公平地說，千禧一代的實際債務水平與X世代年輕時差不多，但高於嬰兒潮一代

因為千禧一代在本文寫作時還很年輕，所以在那些不順的歲月里長大成人是否會對他們的品味和喜好產生永久性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使用消費者支出調查數據，我們發現，如果考慮年齡、收入和廣泛的人口特徵的影響，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千禧一代家庭的消費品味和偏好低於前幾代人。這一結論同樣適用於汽車、食品和住房支出。

編譯：鍾政昊

Kurz, Christopher, Geng Li, and Daniel J. Vine (2018). "Are Millennials Different?,"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8-080.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s://doi.org/10.17016/FEDS.2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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