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藝報》專訪國家廣電總局原電視劇司副司長，現任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王衛平
王衛平
國家廣電總局原電視劇司副司長，
採訪／楊柳
《綜藝報》：作為資深電視劇人，你怎樣看待中國電視劇的發展繁榮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王衛平：其實就人類文明的範疇來講，電視劇的誕生是科技文明與藝術發展的產物，其與國家形態、社會體制無關。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裡我們就誕生了電視劇，“文革”10年我們也有電視劇，所以電視劇的存在與改革開放無關，有關的是她的成長、發展與繁榮。改革開放直接作用於中國電視劇的是她的發展速度、發展樣式和發展水平，並直接影響了她的繁榮局面、社會關注度、獨立美學特質的形成，為其提供了成為歷史時代中最具代表性文藝樣式的機會，以及從外在的科技介質、傳播體系，到內在的人類社會活動與思想觀念等。改革開放是中國電視劇發展繁榮的前提和保障，是大背景和大環境，是活水源頭，是原始生命活力。沒有改革開放，中國電視劇40年的話題就無從談起。
從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等一系列黨和國家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的確立，到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十五大第一次在黨的中央文件中使用“文化產業”這一概念，到十六大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標誌著文化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從十七大提出“推動文藝大發展大繁榮”，到十八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十九大提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不難看出，影響中國電視劇40年發展的路線方針、發展方向和指導思想，正好勾勒出中國電視劇40年的發展脈絡。改革開放為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寬鬆環境，並不斷推出指導、服務和保障的新政。所以說，電視劇的快速發展與極大繁榮是改革的成果，是開放的收穫。電視劇是對發展進步著的中國社會的藝術反映，是對意氣風發的全體人民的形象展現。中國電視劇是改革開放的記錄者、見證者、伴隨者，同時也是極大的受益者。她是中國40年來各文藝品種中的時代寵兒，並不斷通過其特有的藝術功能，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生等各個方面產生著不同程度的作用與影響。準確地說，二者的關係也是互動的，改革開放促進了電視劇的發展繁榮，給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豐富鮮活的原生態素材，為電視劇的製作生產提供了利好政策與外部環境。而電視劇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自覺地用自身的藝術手段和文化方式配合並服務於國家改革開放的推進與深入，生動地記錄著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不斷滿足著改革中的中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審美娛樂需求，從而成為全社會最接地氣、最受歡迎、最有影響、最深入人心、最不可或缺的文藝樣式，甚至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年代裡的文藝名片和文化地標。
《綜藝報》：在記錄時代變遷、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描述人民生活方面，電視劇藝術有哪些優勢？
王衛平：電視劇要論快捷，肯定快不過電視新聞；若論真實，又不好類比電視紀錄片；如果求全宏大震撼的視聽特效與場面，先天就不具有電影院的物理條件。但她畢竟是一種戲劇藝術形式，具有衝突、矛盾、渲染、強化、誇張、虛構、懸念等多種藝術手段。
同時，電視劇作為影視藝術還具備了敘事藝術的諸多長項。她直觀、形象、生動，可以多側面地塑造人物性格，可以細緻入微地表現生存形態與生活細節。如果渲染和鋪墊得好，會極具感染力，比如：《人民的名義》裡那面貨幣牆的畫面，就遠遠超過此事件的新聞對我們感知能力的觸動與感染，劇中場景會讓我們震撼，會有強烈的視覺反應，這就是藝術的力量，就是形象的穿透力，她直接作用於人們的心靈、精神與情感，讓我們從生理到心理上獲得極大的滿足。
《人民的名義》
又如《渴望》這部戲中，有多少情節和細節令億萬觀眾感同身受、同聲一哭，對人間真情的呼喚甚至在一夜之間成為全社會的夙願，連犯罪率都大幅下降了；《民工》讓我們直觀而真切地看到農民工艱辛與窘困的生活形態；《外來妹》讓我們直接嗅到特區改革那股撲面而來的新鮮空氣，一個個淳樸稚嫩的形象，一雙雙渴望而懵懂的眼睛，都那麼刻骨銘心；《士兵突擊》《我是特種兵》等劇目中那些陽光而剛毅的男孩兒，誘發了多少風華少年毅然從戎；《北京人在紐約》又在怎樣的程度上校正和改變著當年盲目、洶湧的出國潮。還有我們知道的：《金婚》影響到離婚率下降；《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直接引發社會共憤，進而推進了“家暴”法律的制定等。
《外來妹》
《士兵突擊》
《我是特種兵》
《北京人在紐約》
至於精品佳作的常年重播，又使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得以通過影像去形象地感知歷史、生動地解讀人生，在藝術的細枝末節中體味著生命的意義。
另一方面，電視劇這種敘事藝術，或許還可以說是發軔於評書，續接於章回小說的。愛聽故事，原本就是人類共通的愛好，一個“且聽下回分解”吊起了幾輩子人的胃口，凝神靜氣、孜孜以求。前輩們為電視劇的“市場”已經鋪墊了千百年，而電視劇則是將古老的曲藝形態進行了現代科技的轉換，這使她具備了其他藝術樣式不具有的先天優勢，擁有了最廣大的受眾群。
加之大眾文化、家庭審美等特定的文化形態，所以使她能夠脫穎而出，上天入地，在中國改革開放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全民文化消費最常態的樣式。不分高低貴賤，無論長幼尊卑。
即使是一組鏡頭，一幅畫面，一處場景，一個形象，一句臺詞或一首歌曲，都多少會與我們的生活及命運發生關聯，成為每個人心中永遠的印記和情結。
《綜藝報》：怎樣看待這種藝術形式在傳播渠道多樣化的當下的影響力？
王衛平：傳播渠道的多樣化對電視劇來說應該是好事。
其實，即使電視劇是依附於電視機的出現而產生，甚至是與電視的普及興旺同頻共振的，但其傳播的方式多少年來就不是侷限的，各種樣式的傳播在歷史上也都曾出現過，如果電視劇的基本形態不變，無論是視頻網絡抑或手機轉載，甚至再出現其他更新的傳播方式與渠道，都不太可能對其產生消解的作用，反而會拓寬她的播放空間，擴大她的影響力。
這話題其實也暗含了“渠道為王”還是“內容為王”的老話題，儘管在不同體制下會有不同的效應，但基本規律和邏輯關係是不會改變的。
信息社會也好，高科技甚至智能也罷，渠道都是先導，是前提，是傳輸的必要手段與平臺。但渠道又是因內容而生的，是為傳播內容搭建的，沒有內容的渠道不能生存，沒有好內容的渠道，何以附麗，勢必會失去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互聯網的興起帶出了一大批所謂的“網劇”和“網大”，至於怎麼個叫法並不重要，其本質還是電視劇形態，在美學特質上並未改變，就像當年音像店出售的音像製品仍然是電視劇一樣。
不同的媒介冠以自身的名號無可厚非，甚至屬於正當權益，但在觀眾眼裡，其實還是電視劇，除非哪天真正做到了革命性的改變。
《綜藝報》：對於電視劇產業的未來發展，你有哪些思考、建議及期許？
王衛平：中國電視劇風風雨雨幾十年，並不是今天才有問題出現的，只要是發展就會產生問題，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但凡屬於發展中的問題，沒什麼是不能解決的，應該有這樣一種認識才對。
儘管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但畢竟經過幾代人的創造性努力，我們成功地締造了一個電視劇王國，並使我們躍升為世界範圍內的電視劇大國。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繼續更好地發展，也有足夠好的前提條件保證她的持續繁榮，於情於理，這都該是我們的願望與期許。面對新形勢下社會轉型和隨之帶來的諸多動盪，發展的思路與方式確實應該趁機梳理一下，急不成事，欲速不達，太過急功近利，反而於事無補。
首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電視劇的所謂“正常”與否？在我們對產業進行科學評估時，生產數量與播出數量到底應該作為一個怎樣的參數？在創作上、品質上、美學價值上，怎樣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繁榮？
其實，即使在當年我們快速增長時也逆向式地分析過，為什麼一個可以製造“韓流”的國家，每年才生產2000多集電視劇？為什麼像美國這樣極具實力的影視大國，每年電視劇產量也不過才8000集？不信的話你可以去問一問，肯定是根據市場的實際需求形成的，是從產供銷比例中換算出來的。
而我們的年產15000集是怎麼來的呢？我們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各家制作方的自身意願與投資能力，甚至是由著自己的任性生產出來的。倒掛的換算方式使我們一個8000集天花板的電視劇市場，每年要應接15000多集的產品傾銷，巨大的市場壓力下難免會進行著各種扭曲的轉化，畢竟每年都會有將近一半數量的電視劇不可能進入播出環節。好在曾經圈外進來“玩票”的人多，即使片子賣不出去，反正戲也拍了，明星也見了，還近距離接觸了，還合影簽字了，多年的夢也圓了，大不了自己拿回家給親朋好友看去，反正“大款”們還算賠得起。至於播出的那8000集，也不是哪家臺都能買得起的，但哪家臺卻都“欠”得起。直到下一部戲，依然伸手要片子，依然播完了都不給錢。
所以，當年我們是在亂象叢生中殺出重圍的，從根上說，我們當時的生產和播出就不是一個科學正常的框架，是哪個國家都沒出現過的“奇觀”，但也會讓我們興奮和驚喜，偶爾冷靜地想一想，這種態勢會走多遠呢？何時才是拐點？無論怎樣，我們都可以預判它遲早是要過去的，怎麼可能所有上星綜合頻道都變成了電視劇頻道，所有衛視都要靠電視劇這一檔節目支撐著，合理嗎？
畢竟電視傳媒的基本社會功效與國際通行的排播序列是有章可循的，混亂繁盛是暫時的，早晚要步入正軌。所以，當時的情況充其量是那個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收入、文化水平、教育層級、人口素質、審美趣味以及欣賞習慣和消費能力造就的階段性現象。一時可以，也是跳不過去的，但不能久遠。
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電視臺的播出形態與電視劇的播出比例開始發生演變，不能不說我們當年的文化消費形態與選擇，還是低水平的。所以，大規模的製作與鋪天蓋地的播出，不該是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在這個問題上，製播雙方都該有所節制和前瞻，都該跳出誤區，都該理性地進入更高級的設計與謀劃。
藝術作品的社會價值，向來就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單純以數量論成敗是外行的見識，應該著眼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用以取代低產值的發展模式，加速推進電視劇產業的供給側改革，才是出路。
圍繞數量問題，其實還有個現象已被觀眾追問了多年：為什麼現在的電視劇越拍越長？明明是在“注水”，真有這個必要嗎？好好的一餐文化美食，眼見得非要“泡”發了才上桌。
其實，圈內人都諳熟其中奧秘，這事怪不得創作人，完全怪製作人也挺冤的，播出方肯定也有詞辯解，誰讓電視劇的價格與廣告經營掛著鉤呢？也就只能按長度結算了，集數越多，篇幅越長，回款和收益也就越多，於是，凡是和錢沒仇的人，也就都知道怎麼拍了。這實在又是一個現代人自我異化的典型案例。
本世紀初，電視劇主管部門對行業其實就有過一個挺辯證的提示：好劇多了，才叫繁榮；爛劇多了，只能叫氾濫。這種看似樸素的評價體系至少著眼在品質上，難道我們電視劇的買方，我們一部藝術作品終極價值的實現平臺，果真只會簡單粗暴地以物理長度來評定一部藝術品的價值嗎？更有甚者，甚至發展到用“對賭”的“霸王條款”，一方面掩飾自身的鑑賞能力，另一方面利用體制的保障轉嫁甲乙雙方本該共同承擔的市場風險，不知道在飯店用餐是否也可以吃過之後再議價呢？！這是否也該屬於供給側改革的範疇，或者乾脆屬於人事調整的範圍呢。
其次，中國電視劇的迅猛發展一如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無論如何，我們只用了40年就完成了發達國家所需的幾百年時間，這無疑是我們的巨大成就。因此我們開始了心理調試，漸漸學會了不再妄自菲薄，也不自覺地萌發著膨脹情緒，這可能比前者更加兇險。
在電視劇40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已經在若干指標上達到了世界第一，確實可以自豪於一個電視劇大國的地位了。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有盲區，一些前提和條件，總是要具備的；事物的內在規律，總是要尊重的；存在的缺失與短板，總是要正視的；陽光的背面，總是會有陰影的。
我們在一路高速增長中確定就沒有疏漏與隱患嗎？我們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領先的同時，落後的方面到底還相差有多遠？
人們在奔跑時，往往加速會揚起塵土；過於激進的運動，也容易埋下損傷；“蘿蔔快了”，會顧不上洗泥；過於急迫的農夫，甚至會去拔苗助長。不管是我們曾經未能顧及的，抑或乾脆是我們確實沒有意識到的，當今天一些問題接連浮出水面時，也許正是事物轉化的開始，未必是壞事。但如果不能理性、冷靜、淡定地反思，不能客觀、科學、實事求是地面對，那就一定不會是好事了。一擁而上，一鬨而散，好大喜功，文過飾非，實在不能也不該是現代人的文化風範。
進入了新時代，理當有新的發展理念，一些傳統模式和老套路也應該有區別地揚棄或廢止了。再往前走，首先該學會敏銳地發現問題，有勇氣去直面問題，正所謂問題導向吧。
不妨從多個維度，看看我們的科學精神、法制意識、民主風氣、產業環境、市場秩序、創作氛圍、鑑賞水平、科技含量、製作水準、評價體系、創新能力、服務質量、商業信用、誠信觀念、版權體系、思維模式、道德修養、培育方向、人員素質、體制機制，諸如此類都是什麼現狀，如何區別輕重緩急？如何調整戰略格局？如何實現科學發展？
這其中有硬件問題，但更多的恐怕還是我們的軟件需要提升。跟風、克隆、模仿、抄襲、盜版、剽竊的偽創新模式，耽誤我們的創意能力太長時間了。歸根到底還是那句話：人行，事才行！
所以，無論如何對於一個文化行業，一個藝術門類，電視劇在新時代的發展，最急迫要解決的還是我們的品質，不僅指作品，更要提升的是電視劇全行業的品質和每個從業者的品質，這不但是全產業的轉型要義，也將是中國電視劇得以持續勝出的必經之路，電視劇人應該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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