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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春雨杏花村
——韓城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回顧
韓城日報記者 冀志超 榮佳玉
“祖籍陝西韓城縣，杏花村中有家園……”這段由著名秦腔表演藝術家陳妙華演唱的秦腔名段已成為韓城的一張名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劇作家毋致編寫的現代眉胡劇《杏花村》，取材於我市大池埝李村，是1979年，我市農村實施多種形式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真實反映。
今年91歲的劉群效自1978年至1982年任韓城縣委書記，既是韓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親歷者，也是決策者。至今，講述起自己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提心吊膽卻大力支持的曲折經歷，劉群效依然感慨萬千。他背出了自己當年所作的一首小詩：“三中全會勝貞觀，韓城人民一條心。聯產承包結碩果，杏花村裡新地天。”
走在如今的鄉下，廣袤無垠的土地上，各種農作物、經濟林令人目不暇接，像是參加盛會一樣，琳琅滿目，不勝枚舉。可是40年以前，土地上種什麼，可不是農民自己說了算，收穫的也不歸農民所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特徵，使韓城的土地顯得尤為珍貴。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高度集中的勞動方式和大眾平均的分配方式為特徵的農村集體經營模式，嚴重影響著農民生產生活的積極性，使農村經濟發展受到制約。
“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這幾句順口溜就是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出工不出力、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真實寫照。那時候，在原大池埝公社一個生產隊發生的一件事，成為當時的笑料。有一年，麥子在場裡碾好了，卻沒有群眾揚場，隊長急得團團轉。後來，他想一個“奇方妙計”，“用50斤油，炸了100多斤面的油餅，叫揚場的人吃了。”可油餅吃完了，又沒有人願意揚場了。其實，那時候，這種情況在各村都大同小異。原巍東公社高門大隊的老隊長冀福鎖說：“土地下放之前，我們每個生產隊產量最高一年才收6萬斤麥，一般的組就是4萬多斤，全隊差不多200口人，交了公糧再留點牲口飼料，餘下的一人分到的麥子不足100斤。就是再精打細算的家庭，每年到春荒時候，都斷糧了，困難的很！沒有辦法，每到收麥的時候，生產隊就先收一塊早熟的麥子，打好後一家先分上幾斤，叫大夥吃了，吃飽了才有力氣收麥。”
在地頭座談交流聯產承包責任制先進做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雖然在思想理論上有所鬆動，但如何具體實施仍沒有明確規定。包產到戶就是個“禁區”，全國上下都處於觀望的態度，沒有人敢先跨越“雷池”。而在1979年2月，芝川公社西少梁大隊第四生產隊就已率先衝破“禁區”，實行聯產到組。當時擔任西少梁大隊隊長的王茂榮今年已72歲，提起分地這件事卻記憶猶新：“一開始實行的時候，大家心裡也沒底，瞻前顧後的，但每年青黃不接，家家揹著口袋出去借糧的日子也讓人過怕了，於是我們決定賭一把。”西少梁大隊第四生產隊的具體做法是：把勞力、土地、牲口、農具“四固定”到組和“三定一獎”。當時全隊一共102個勞力，大家按戶自願搭配成了四個作業組，再把485畝土地按照等級和耕作條件分配到組，其他牲口、農具也一樣按具體情況分配。“定產量、定投資、定工分”，就是將公社下達的指標：糧食7.28萬公斤、棉花5418公斤，分別落實到每個作業組，隊裡給供應需要的籽種、肥料，水電、機耕費、農機具維修費也由隊上統一開支，同時實行“超產獎勵，減產受懲”制度，剩餘糧食全部自己支配。他們的做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幹部和社員的積極性，大家幹勁十足，下地上工不用隊長叫了，割麥摘棉花都成了競賽。
當年，西少大隊第四隊糧食總產達到9.457萬公斤，比計劃產量增長29.8%，有些家庭當年就打了翻身仗。這種做法真正體現了多勞多得，勞動效率大大提高，夏收僅用了十天就做到了地淨場光，秋播工作也比往年提前十多天，速度之快、質量之高，合作化以來還從未有過。回憶起收穫時節，王茂榮喜笑顏開，對四隊隊長李春義說：“四隊一直就是先進隊，責任制最早，你還記不記得六娃他們組，聯產到組以後，個個幹勁十足，施肥‘弄景’一天跑多歡，一共分了50來畝土地，小麥畝產都達到了400多斤，比過去生產隊時候翻了好幾倍。陽光一照，打麥場一片金黃，望著堆成山的麥子，有些婦女當時就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二人回憶當年情景，感慨良多。
王茂榮怎麼也沒想到，西少大隊第四生產隊的做法，開了全省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在整個陝西獨佔鰲頭，其魄力和勇氣不亞於小崗村簽下“生死狀”的18個農民。
有了西少大隊這個先頭部隊，廣大農民都躍躍欲試，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嘗試著最適宜自身發展的承包形式。1979年5月，芝川公社富村大隊緊跟西少大隊的步伐，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創新性地制定了社員個人勞動崗位責任制。他們對當年秋季作物實行在生產隊 “四統一”前提下，把秋田作物聯產到勞。幾個月後，秋糧大增產。時任富村大隊支部書記的張養賢說，為了防止大家擴散消息，在秋季收穫時，每塊地按玉米棒子數，交夠生產隊的任務數後，剩餘的全歸承包戶，且戶與戶之間不能相互打聽多少。
兩個大隊的成功做法，大大激發了全市領導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從1980年開始，芝陽公社賀龍大隊五隊、壽寺大隊二隊包產到戶，城郊公社北澗西大隊四隊為包乾到戶。由此，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方式，在韓原大地遍地開花。
正當大家興致勃勃在自家地裡幹得正歡的時候，1980年8月，上級報紙發表文章，要求小麥主產區不要聯產到勞、包產到戶。此外，上邊一再申明，棉花是國家嚴格管理的戰略物資，不能分戶採摘。當時，韓城的農業產業結構非常單一，純屬糧棉型。文章一出，無異於當頭一棒。看著連綿秋雨裡白花花的棉花，劉群效考慮再三，最終拍板：韓城堅持小麥聯產到勞不變，棉花可以分戶採摘。他說，大不了摘了“烏紗帽”。
1980年9月，中央發出75號文規定：偏遠地區和落後的地方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那時候，韓城的包產到戶早已領先發展到了平原地區，呈現出遍地開花的景象。有縣委書記撐腰，群眾幹勁非常大。當年農業獲得了“三個大豐收”：秋糧總產比上年增長13.1%，1981年小麥總產比上年增長99.7%，棉花產量、上交任務創歷史最高水平。韓城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大突破和糧棉的大豐收，在全省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儘管韓城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做出了驕人的成績，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幹部，甚至是領導幹部由於思想上的長期禁錮，加之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的長期影響，對新的土地分配和農村生產經營方式頗有微詞。當韓城超前做法領先中央文件的精神一步時，各界議論紛紛，周邊縣也都存了戒心，明確強調不要讓“西伯利亞寒流吹來”，唯恐韓城的“資本主義邪風”到了他們那裡。
現年79歲的薛寶豐，是當時的政研室主任，在劉老身邊陪伴多年。他告訴記者：“1981年，中共陝西省委內參《陝西通訊》刊登了題為《此路不通》的一篇文章，批評韓城縣芝陽公社等地搞包產到戶是不符合政策的行為，應當糾正。儘管如此，劉群效書記卻依然堅持大膽推行，他認為這是解決群眾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措施。”
面對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上到下，依然有不同的看法。韓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得熱火朝天，有一些人就到上級領導面前打小報告。“有一回省委開完常委會，我的朋友馮森令第二天就給我打了電話，說常委會有人反映我搞單幹，讓我小心行事。”劉群效笑著講述，“我那個時候就秉持著一條原則，只要省委馬文瑞書記、渭南杜魯公書記沒有給我打過電話明令禁止，咱就繼續搞。”四十年後，雖然劉老說得輕描淡寫，但頂著“烏紗帽”如履薄冰地為民改革，其中的忐忑和壓力不言而喻。
1981年9月，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明顯成效後，縣委大膽作為，制定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聯產到勞、專業承包等四種責任制條例，並在全縣大膽推行，進一步調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直到1982年1月，黨中央終於發出1號文件，指出：“包乾到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一種責任制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政策的明瞭，使包乾到戶的責任制終於在全縣絕大多數的社隊推廣開來。同年8月，韓城包乾到戶的生產隊發展到928個，佔總隊數的74.1%，土地能量得到空前釋放，農民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小麥總產值首次過億，創建國以來最高水平，並逐步穩定下來。1984年達到1219個，佔97.8%。
至此，劉群效用“烏紗帽”做賭注的賭局，終於首戰告捷。
韓城大搞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且幹出了成績的事情，成了省裡的一件大事。1982年，省農委、渭南地委農工部幹部專門到韓城進行了調查，寫了一篇題為《司馬遷故鄉的喜訊》的調研文章，講述了韓城推行多種形式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在《陝西日報》全文進行刊發。《陝西農村報》選取了一部分在頭條位置刊出了題為《韓城小麥聯產到勞，收咂了》的文章，後來被北京《農業經濟問題》雜誌當做頭篇刊發。
該文明確寫道：我們認為韓城縣實行的是以統一經營、聯產到勞為主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這些形式是適合韓城縣的實際情況的，是適合各個生產隊不同的生產力水平、經濟條件和集體經濟的管理水平的，發展是健康的，都應當允許存在、允許發展和提高。
經歷曲折和磨難，韓城的做法不僅得到了省上的肯定，還在全省成了“教科書”。劉群效到渭南地委開會，對老友樊資生感慨：“老樊啊！咱韓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謂是三年三變化，第一年鋼絲面餄餎放開吃，第二年白麵攪著玉米麵饃，第三年是頓頓都能吃上白麵饃啦。回想三年前捱餓的光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簡直恍若隔世啊！”
韓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膽推行和驕人成績，也成為文人墨客選材的好地方。1982年，一出名為《杏花村》的現代眉戶劇唱紅了三秦大地，後又被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更是傳遍大江南北。
時任龍門鎮大前村村支書的劉民峰告訴記者：“這出戏的真實背景就在咱韓城，其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在韓城就有生活原型，講述的就是韓城幹部、群眾實行大包乾的真實寫照。編劇毋致出生在芝川鎮郭家莊村，從1981年2月起就長期在縣裡蹲點、採風，那段時間天天在我村轉悠，到各家戶詢問情況。”
當時，省委常委常黎夫、地委書記杜魯公等省地兩級領導來韓檢查工作，指名要到大前村看看。在大前一隊，他們看到麥苗綠油油、齊刷刷的，牛肥馬壯，都綁在各戶門前曬太陽，騾子頭上扎紅纓，牛的脖子上掛著銅鈴，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編劇毋致根據這個靈感，將《杏花村》中的一個人物起名為牛鈴。
《杏花村》劇本以寫實手法，將韓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令人驚歎的速度扭轉了農村經濟停滯不前的困頓局面，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實現瞭解決溫飽問題、農民生活大改善、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的“三級跳”願望。
1979年秋，西少大隊第四隊秋糧喜獲豐收。
隨著農民溫飽問題得到解決，農副產品的供給量也逐漸增加，集貿市場也日漸開放，韓城在市場開放上也“醒悟”得極早。改革開放前，貨郎擔子不能串巷，農民不許進城做生意，否則就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79年春天，縣委接到舉報，說龍亭魏長城下有人偷賣糧食，劉群效書記親自帶人去調查，發現賣糧的都是因為家裡缺錢而少量出售，買糧的也是家中實在缺糧。他了解情況後，說：“老百姓缺糧啊，你看有多少人拉著炭到南塬上換玉米，司馬坡下的婦女為了掙一毛錢，在坡底多賣力氣，幫賣炭的人推坡。這些小攤如果不是不得已，誰願意冒這麼大風險，算了吧。”劉書記還用一首小詩，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日夜籌謀度春荒，忽接指令查黑糧。芝川橋頭是小攤，長城腳下一個樣。皆為小宗易有缺，很難認作黑市糧。調整思路仔細想，默然放行沒商量。
經過四十年的見證，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果以看得見的速度增長：1978年農民人均收入108元，1988年達到459元，1998年1631元，2008年3972元，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市農民人均收入已達到14621元，是1978年的135倍。如今的韓城農村，金黃的麥田、火紅的花椒，乾淨潔白的庭院、門口的拖拉機甚至是小汽車，隨處可見。
四十年前，在改革開放的路上，當時的決策者劉群效帶領廣大農民走出了前瞻性的一步、開拓性的一步、決定性的一步。四十年來，歷屆領導人緊跟這個步伐，一步一個腳印闊步前行。他們在重要的改革節點，提出了保護古城、建設新城的“雙城記”戰略，保護了千年古建築群，奠定了韓城城市發展的新格局；在全省率先開展地方國有和集體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堅持以改革創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民營經濟異軍突起，一座新型工業城市正在黃河之濱崛起；在全省率先開展省內計劃單列試點，大刀闊斧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文化旅遊產業兩大突破，在改革創新中躋身中國百強，建設黃河沿岸區域性中心城市。
時代在發展，改革在持續。韓城今後要走的路還很長，還需要用聯產承包責任制中的魄力和勇氣、責任和擔當，應對一切考驗和未知；需要用聯產承包責任制中的創新意識和開拓精神，讓韓城在全省，乃至全國追趕超越，異軍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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