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樁發生在17世紀歐洲的冤案。時間，說近不近，說遠也不遠，將將幾百年而已。
最後被推上火刑架的人是一名神父，名叫於爾班·格蘭第。在最後的審判中，他的罪名是“與魔鬼簽訂契約”等等。看起來這是一場常見的中世紀宗教審判案件，然而，盧丹神父案件的實際情況卻複雜得多。我們可以將這個事件分為兩部分：民眾肉眼所見的和民眾永遠看不見的。
盧丹的民眾是一群談不上本質好壞，但絕無自主思想之人。他們可以對淫邪之事充滿興趣，也可以在聽到格蘭第臨死前呼喚上帝的時候感動落淚。在格蘭第死後，是他們去灰燼裡撿死者的骨頭當辟邪用品。當格蘭第的敵人公佈了法律宣判的時候，也是他們對事件的正當性堅信不疑並要求處死“惡魔”。
而他們永遠看不到的，是這些表面儀式背後的暗流，以及格蘭第的政敵、宗教對手和仇人所醞釀的陰謀。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如何被無數雙無形的手反覆操縱，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如何成為在惡的歷史中推波助瀾的一員。
“一場集體性譫妄”，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梳理《盧丹的惡魔》時給出了這樣的結論。而且在他看來，所謂“驅魔”的歷史並沒有遠去，它隨時會以新的形式包裹著那陳腐古舊的本質，重新出現在人類社會當中。“任何謊言，三遍成真”，赫胥黎寫道，“更不要說那些被唸叨了三百遍的話，那就是《聖經》一般的啟示”。
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英國小說家，反烏托邦作家。以小說《美麗新世界》著稱。《盧丹的惡魔》是他讀者較少的一本非虛構作品，創作於赫胥黎對神秘學、教會、心靈超驗產生興趣的晚年，也被部分人視為赫胥黎最精彩的作品。
拋開靈脩會及神秘主義的面紗不談，中世紀的事情看上去都有些愚昧。人們在相信上帝的同時，也選擇了相信他的對立面——惡魔的存在。甚至在很多時候，那些對上帝的信仰正是建立在對惡魔、巫術、邪惡之類事物的打擊上。
“盧丹神父案件”發生的那個世紀正好處於兩個不同時代的接力區，宗教力量正走向衰落，教會已經不像曾經那般權威（儘管它依然擁有控制皇權的能力），而世俗法庭也正在形成與宗教審判所不同的判決場所。
不過在“盧丹的惡魔”一案中，法律並沒有起到太多作用。法庭唯一的掙扎就是在審判格蘭第的時候，對證詞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在第一次指控中，它還藉助嚴謹的法律程序挽救了格蘭第的聲譽，但是，當事件不再僅僅屬於法律案件，而是成為政治事件的時候，法律則告別了它的正當性並暴露出自己蒼白的一面。正當性，那不過是一面旗幟，哪一方的人群更多，勢力更強大，哪一方便得以在高處揮舞它。
對格蘭第的控告始於1632年。盧丹當地的一家女修道院傳出了“附魔”的醜聞。修道院內的17名修女全都染上了“邪惡”的症狀，據說，她們精神出現了問題，荒誕不經，腦中成天想著性慾和鬼怪，行為也非常狂躁。米尼翁教士得知後，立刻帶著人前往女修道院，在告解室中聆聽了幾位修女的汙言穢語後，便立刻組織了一個“驅魔團隊”，準備對神經錯亂的修女進行驅魔，同時拷問出附魔者的名字。
其實這個罪犯的名字從一開始已經有答案了。接下來的事情不過是一場面對公眾的演出。演出的第一步，是要讓公眾堅信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被“附魔”的異類。
本來，給修女驅魔的事情是在告解室和修道院的暗房中進行的，而當格蘭第的政敵抵達盧丹之後，便決定將驅魔的過程向公眾公開——“幹嗎不把容器拿掉，讓公眾有機會受到教誨？於是，烏爾蘇拉修會的大門被打開了，暴民們一擁而入。在教堂內，經過三次嘗試，巴雷成功地使院長嬤嬤抽搐起來……觀眾們大喜，尤其是當她露出兩條大腿的時候。
終於，經過許多‘扭曲、惱怒、號叫、咬牙切齒後（其中口腔裡面的兩顆牙都被咬斷了）’，魔鬼遵命離去，附魔者安靜了下來”。“這場驅魔錶演，直到夜色降臨方才告一段落。觀眾們成群結隊地走進了秋日的黃昏中。大家都認為，自從那些巡迴演出的雜技演員離開之後，可憐的盧丹老城從未見過如此生動的表演，而且表演完全免費”。
電影《盧丹的惡魔》劇照。據赫胥黎記載，驅魔人以“聖水”為名義，對女修士實行灌腸術。“這個職業最傳統的象徵物：一個巨大的黃銅注射器——像是莫里哀式鬧劇中的道具，卻是十七世紀醫學的實際用具。強壯的手臂壓住了她蠕動的身體，憑著行醫多年的技巧，亞當先生向女院長實施了神奇的灌腸術”。
對修女們被“附魔”的真實性，當時有不少人提出了質疑。質疑者的身份有醫學家也有宗教人士，“國王和王后對盧丹附魔事件深信不疑，但朝臣們卻幾乎無一人相信”，“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對修女們所謂的附魔一事的真實性深表懷疑，並對格蘭第受到不公平的審判感到震驚和厭惡”。
波爾多的大主教認為，修女們之所以會出現種種錯亂現象，乃是因為受到了“驅魔人”的蠱惑，正是驅魔者的駭人儀式製造出了被附魔的鬼魂，聯想到當時女修道院的禁慾教育和封閉而壓抑的環境，在主教眼中這些修女不過是在壓抑的環境中染上了疾病，頂多受到了些“慕男狂”的影響。但這些聲音並沒有傳遞到民眾的腦袋裡——或許他們聽到了，然而在這些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的人民眼中，這些不過是格蘭第派的辯解。
另外，除了“附魔”現象的真實性外，整個案件還存在著另一個巨大的漏洞。修女們每天都待在修道院裡，格蘭第從沒見過她們任何人一面。在《盧丹的惡魔》記述中，格蘭第本人在剛聽說這起事件時，也不過是譏諷地一笑，他從沒想過修女發瘋的事情會和自己扯上關係。然而即使是如此明顯的一個漏洞，在格蘭第仇人的手中也成為了有利的工具——他見都沒見過這些修女，卻讓她們每個人都神魂顛倒，這不恰好證明了此人巫術之強大嗎？
《女巫之錘》。1486年出版，一本用於宗教審判的魔鬼文獻，專門敘述如何偵察巫師的罪行，以及如何從人群中辨別巫師。該書作者認為任何針對巫師的指控都值得采納，無論它來自何人。“不管什麼樣的證人，只要所言的證據是不利於巫師們的，法律便採納”。連精神病人也不例外。
他們所需要的只有兩個東西，修女們的偽證和公眾的堅信不疑。第一個證據很容易搞到，特別是當本來就精神不正常的修女在接受了灌腸和肉體虐待之後。第二件事情也很容易辦到，只需要宣傳格蘭第身上有魔鬼的痕跡就足夠了。有了這兩樣“鐵證”，他們便可以光明正大地處死這個惡魔。
《西方神秘學指津》，作者：【荷蘭】烏特·哈內赫拉夫，譯者：張卜天，版本：商務印書館，2018年1月。
在這本神秘學簡史中提到了最初的“附魔”(enchantment)定義，源於普羅提諾的“交感”概念，暗示宇宙各個部分互相關聯，無需中間環節或因果鏈的解釋。這種精神現象也被視為擁有通向靈性和神聖狀態的作用。但在教會的控制下，“附魔”被簡單地解釋為邪惡行為，教會將《聖經》無法解釋的事情統稱為異教徒活動。
面對這個被定義為“惡魔”的人，赫胥黎在書中寫道，“在中世紀和早期的現代基督教世界，巫師及其客戶的生存境況，幾乎等同於生活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猶太人、生活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資本家、生活於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的境況。巫師及其客戶們被視同異國政權的代理人，說他們不愛國還算是好聽的，最壞的時候，他們被視為叛徒、異教徒、人民的敵人。這些形而上學的內奸，既存在於過去的時代，也存在於當今世界的絕大部分地區，對付他們，其懲罰便是死刑。”
於爾班·格蘭第。曾因拒絕擔任女修道院的主教而被修女憎恨。現代更多的歷史學者認為，他是紅衣主教黎塞留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至於格蘭第本人，他肯定不是魔鬼，但也不是聖徒。在“盧丹的惡魔”一案中，這些短時間內聚集起來的敵人有一半以上是他自己樹立的。包括他早年所引誘的少女的親屬——在格蘭第年輕的時候，曾經勾引過一位名叫菲利璞·特蘭坎的少女並讓其懷孕，事後又拒不承認這件事情。而這位少女的表兄，米尼翁教士，則正是這支構陷格蘭第聯軍的主力。
但在17世紀，有多少主教和神父沒有做過類似的勾當呢？光是這些事情並不足以讓他成為眾矢之的——儘管在當地人的眼中，這位教區長身上已經爬滿了風流韻事，但民眾向來只做推波助瀾之事而無法成為核心的策劃者。將格蘭第送入囚牢的是另一種看不見的鬥爭：宗教領地之爭。尤其是在紅衣主教黎塞留成為首相之後（很不幸的是，因為格蘭第早年的性情狂妄，他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得罪過黎塞留），他決定拆除盧丹當地胡格諾教派的城堡，而格蘭第恰好是這些宗教建築的守護者。
就這樣，既是為了睚眥之怨，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事業，格蘭第都是個必須要剷除的人物。不過民眾不會關心新教和胡格諾教派以及更多政治團體的紛爭，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他們關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格蘭第究竟是不是一個魔鬼。
紅衣主教黎塞留
為了證實這一點，審判團公開對格蘭第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在當時，人們堅信一個人與魔鬼簽訂契約後會留下肉體痕跡，例如長出三個乳頭，以及因為魔鬼的撫摸而導致身體的某一個部位不會感知到痛苦。
於是，他們將格蘭第渾身的毛髮剃光，從眉毛到陰毛一點都不留，然後用鋼針刺入他身體的每個區域。根據女院長的“證詞”，格蘭第身上共有五處魔鬼的記號，“一處在肩膀，兩處在臀部非常靠近肛門的地方，兩個睪丸上還各有一處”。得到命令的外科醫生就用鋼針刺這些部位。
如何證明這些地方沒有痛感也非常容易，在二十餘次令人痛苦至極的鑽刺後，這位名叫曼諾利的醫生便偷偷把針頭反了過來，用粗的那一端戳，果然，這次教區長沒有做出任何反應，沒有慘叫。於是他可以向公眾宣佈，格蘭第身上的確存在著魔鬼的記號。
在證實了他確實是魔鬼的僕人後，1634年8月18日，格蘭第被當眾處以火刑。諷刺的是，在火刑之前，“惡魔”照例要公開表示懺悔。但格蘭第始終沒有承認自己和魔鬼簽訂任何契約，他跪在原地，高聲唸誦自己對上帝的虔誠。於是，臺下圍觀的群眾——那些曾經堅信教區長是魔鬼化身的人——又一次被感動了，他們在瞬間又感受到了上帝的光芒並且開始同情格蘭第。這個意外事故導致審判團不得不驅散民眾。
上帝，惡魔；瘋狂，理智；神聖，可恥……赫胥黎在整理這起案件的同時，發現了那些看似相悖、其實卻可以隨時隨地轉化的本質。盧丹的所有民眾都陷入了一場“集體性譫妄”，人們對惡魔的存在堅信不疑，也對教會所宣揚事物的合法性深信不疑。當人陷入集體之後，還如何保持自己的判斷力呢？那些看起來崇高、真實可信的東西，又在多大程度上屬於迷狂的幻景？——這些都值得人們警惕。
在《盧丹的惡魔》最後，赫胥黎總結道，“在任何情況下，這些看起來是神的東西，實際上都是惡魔；這些東西似乎解放了人，其實卻奴役了人。此種情況之下的自我超越，永遠都是向下的，直到進入非人的、非個性化的境地”。
向下的超越導致人們遠離了人性，成為被他者操縱的工具，正如17世紀的民眾相信巫師和附魔的毒害，並相信自己做一件神聖的事情一樣。如果人類沒有意識到這種向下的自我超越會帶來何種危害的話，那麼，即使教權主導的世紀已經過去，即使科學已經成為了今天的新式信仰，所有公眾都可以接受教育，“驅魔”的情況依舊會以其他的形式再次於人類社會中誕生。這也是“盧丹的惡魔”一案吸引赫胥黎的原因，他從中不僅看到了自己晚年感興趣的神秘學和心靈超越，也看到了那些反覆發生在人類歷史的景象：
“人陷於集體性譫妄，不僅不會心中有愧，而且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還會自覺高尚，因而感到積極的快樂洋溢。因此，宗教領袖、政府精英根本就不譴責這種集體迷狂所帶來的向下的自我超越，相反只要有利於推動他們的目標就積極鼓勵”，“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權勢之輩（神父、統治者）從來沒有明確宣佈這種向下的自我超越是不道德的。
《盧丹的惡魔》，作者：【英】阿道司·赫胥黎，譯者：莊蝶庵，版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11月
不錯，由反對派發動的，或者由異端理論慫恿的集體性譫妄到處都受到那些權勢者的譴責，但是由政府發動的、冠以正統之名的集體性譫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凡是有利於教會和國家統治者的那種向下的自我超越，如通過集體迷狂的辦法來達成的，那麼它就要被視為合法，甚至是極其令人滿意的。朝聖漫遊、宗教大會、愛國遊行，諸凡此類。至於參加這些事的人因集體迷狂而短暫性地喪失人格，與他們雖喪失人格卻可被利用來鞏固宗教的、政治的權力相比，可以忽略不計”。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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