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研究」張昊琦：俄羅斯的“大歐亞”戰略構想及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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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昊琦：俄羅斯的“大歐亞”戰略構想及其內涵

作者：張昊琦，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俄羅斯政治、中俄關系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7年第6期，第18-24頁；國政學人

內 容 提 要

普京在2016年6月提出的“大歐亞夥伴關係”計劃，是繼歐亞經濟聯盟和“轉向東方”之後一項宏大的戰略構想。“大歐亞夥伴關係”包括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世界秩序三個層次的內涵。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是其起點，世界秩序是其最終目標。從地緣經濟方面看，“大歐亞”意在發展俄羅斯的東部地區西伯利亞和遠東，以及推動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從地緣政治方面看，“大歐亞”意在使俄羅斯成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強國，以及歐亞大陸的中心; 從世界秩序方面看，俄羅斯希望將“大歐亞”打造成為新世界秩序的發源地和載體，作為單極世界的替代品。“大歐亞”概念已經面世，後續措施將會陸續出臺。但是，由於各種客觀障礙及主觀不確定性，俄羅斯更注重“大歐亞”戰略構想的地緣經濟目標。

關 鍵 詞

俄羅斯 “大歐亞”戰略構想 地緣經濟 地緣政治 世界秩序

繼2015年1月俄羅斯正式啟動歐亞經濟聯盟之後，普京又於2016年6月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歐亞經濟聯盟是俄白哈關稅同盟和統一經濟空間之後的發展新階段，是普京落實歐亞聯盟構想的一個里程碑。“大歐亞”則脫胎於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烏克蘭危機之後關於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戰略構想。“轉向東方”之前被經常提及，但只有在普京2012年重新擔任總統後才基本定型並得到大力推進。歐亞經濟聯盟是俄羅斯實現後蘇聯空間一體化的重大舉措，“大歐亞”構想不再侷限於後蘇聯空間，而是面向亞太地區甚至歐盟等更大範圍的一體化計劃。“大歐亞”構想目前還處於概念推廣的初創階段，具體的舉措尚待推出，其發展前景也不明朗，但無疑是俄基於現實、面向未來的一項可供選擇的戰略謀劃。它使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國際秩序三者相互聯繫、漸次遞進，其最終目標是依靠俄羅斯這個崛起的大歐亞中心，將大歐亞區域打造成新國際秩序的載體。

一

俄羅斯的“大歐亞”戰略構想是“轉向東方”政策的延續。一般認為，“轉向東方”政策在地緣經濟方面的考慮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擺脫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因為西方嚴厲制裁而遭遇的經濟發展困境，與中國攜手合作的“歐亞方案”是一項較為現實的選擇；二是順乎亞太地區發展及世界重心自西向東轉移的趨勢，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以分享亞太發展帶來的利益。前一考慮是權宜之計，後一考慮則是面向未來的長遠之策。從脫困這個權宜之計看，俄羅斯與中國的經貿合作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抵銷西方制裁的影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俄遭受的損失。烏克蘭危機後，中俄之間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階段，雙方簽署了大量經濟合作協議。2014年5月普京訪華期間，中俄簽署了46項合作協議，涵蓋貿易、金融、科技、信息、航空、農業、基礎設施、地區間合作等各個領域。同年10月李克強總理訪俄期間，雙方又簽署了近40項新的合作協議。中俄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尤其為俄大型能源企業的融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例如，中俄簽署了通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向中國供氣的天然氣合作協議，俄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在30年時間裡每年向中石油供應多達38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俄諾瓦泰克公司(Novatek)向中國的絲路基金出售北極亞馬爾(Yamal)液化天然氣項目9.9%的股權，交易價值10億歐元; 中資銀行隨即為該項目提供了近120億美元貸款。這是俄羅斯企業歷史上最大的項目融資協議之一。在西方國家實施經濟制裁、俄無法從西方獲得融資的情況下，中國的貸款對俄具有重大意義。

俄羅斯內部對“轉向東方”的政策存在質疑，一些人認為俄所期待的資金來源和市場擴展並沒有完全改觀，西方經濟制裁對俄的損害也沒有因為轉向東方而得到彌補，甚至認為這項政策已經失敗。但是，評估“轉向東方”政策不能僅僅看短期效應，這一政策也不可能收到俄方某些人所期待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實際上，俄在“轉向東方”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大歐亞”戰略構想，在地緣經濟方面有眼前的現實考慮，更有長遠的謀劃。

第一，“大歐亞”戰略的提出既是為了應對來自美歐的挑戰，又是為了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大歐亞”提出之前，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都將作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國家的俄羅斯排除在外，這無疑激發了俄羅斯建立一個由自己主導、包容廣泛的夥伴關係的決心。地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相比於以法德為中心的歐盟以及美國領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最快，但經濟水平相對較低，一體化形式比較分散，整體一體化程度不高。因此，俄認為，亞太地區的一體化仍然有著廣闊的前景。同時，俄對於它所主導的後蘇聯空間一體化並不滿意。自2015年以來，俄全力推進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致力於在2025年前實現聯盟內部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及實現協調一致的經濟政策，並且逐步建立了內部各項機制。但是，作為引擎的俄羅斯自身由於受到西方的制裁，經濟發展很不景氣，推動一體化的能力尤顯不足，加之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體量較小，遠遠不能滿足俄的戰略需求。另外，俄作為主要成員國的金磚國家組織，由於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地理遠隔而難以實現一體化，又缺乏大型合作項目，很難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力量中心，在俄學者看來甚至“開始失去其繼續存在的政治經濟價值”。因此，俄羅斯意欲實施一項範圍更加廣泛的一體化計劃，“大歐亞”戰略構想正好可以承擔這個功能。

可以說，“大歐亞”戰略構想在某種程度上是歐亞經濟聯盟的自然延伸，它的一個切入點是通過歐亞經濟聯盟與該地區的國家建立自貿區，由雙邊而多邊，最後建立範圍廣泛的亞太自貿區。2015 年歐亞經濟聯盟啟動後，為擴大影響，聯盟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國際一體化組織和國際機構開展經濟合作，建立自貿區是一項重要的內容。2015 年5 月，歐亞經濟聯盟與越南正式簽署自貿協定，這是它與第三方簽署的首個自貿區協定。其後，許多國家表示希望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自貿協定。2015 年5 月在索契舉行的俄羅斯-東盟峰會上，普京表示歐亞經濟聯盟可以與東盟建立自貿區。2016 年8 月，俄經濟發展部部長烏柳卡耶夫在東亞經濟部長磋商會議上表示，超過40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與歐亞經濟聯盟建立自貿區的意願。其實，正是歐亞經濟聯盟在亞太地區與發展雙邊自貿區的可行性讓俄看到了“大歐亞”戰略構想的潛力和遠景。普京在提出“大歐亞”倡議的時候，就已經強調了這一點。目前，俄就歐亞聯盟與中國、新加坡、伊朗等多個國家建立自貿區的問題進行商談。同時，俄提出了建立亞太自貿區的設想。2016 年11 月，在利馬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舉行前夕，俄外長拉夫羅夫發表了題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真正的集體主義關係和有效的相互聯繫”的文章，闡述了建立亞太自貿區的前景，認為應當充分借鑑東盟、太平洋聯盟和歐亞聯盟等所有地區一體化聯盟的經驗。

第二，“大歐亞”戰略是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於2013 年提出之後，經歷了概念推廣和頂層規劃設計，自2016 年以來已經進入全面落實階段，並且取得了很大進展。在金融支持方面，相繼成立了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確立了一些關鍵性的大型項目。在對外拓展方面，已有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與70 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完成了戰略對接，達成聯合聲明、合作協議、合作備忘錄、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合作規劃綱要等成果。2015 年5 月，中俄雙方也就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簽署了協議。

有了“一帶一盟”的對接，俄羅斯繼續推出“大歐亞”戰略，這可以說是俄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正面呼應，也顯示出俄意欲借“一帶一盟”對接之勢拓展自己的影響力。格拉濟耶夫曾經描繪俄在全球經濟發展中面臨的挑戰，認為俄有可能淪為美國和中國經濟邊緣地帶的“飛地”，因此需要通過“超前發展戰略”(стратегия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以“大歐亞”為依託，與中國協調一致，通過共同發展，擺脫自己的困境。俄羅斯看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是為了修路和投資，還旨在建立廣闊的歐亞走廊作為對歐美提出的全球化的補充”，這是“在歐亞大陸實現所有人的經濟全球化”，但是目前中俄“一帶一盟”的對接還只是“初步的和點狀的”。相對於中國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決心和力度，俄羅斯在推進歐亞大陸一體化方面力有不及，它當前的經濟規模甚至小於墨西哥，在全球經濟體中排名第15位(人均GDP排名第75位)。因此，俄羅斯欲通過“大歐亞”戰略，借力於中國，共同“挖掘歐亞、南亞和東亞，包括東盟地區巨大的合作潛力”。“大歐亞”戰略構想還有一個內在的考慮是，在整個歐亞大陸構建由自己主導的一體化框架，將歐亞地區現有的國際組織或一些項目，如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等整合起來。

第三，俄羅斯希望通過“大歐亞”倡議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使其成為面向亞太地區的真正基地和俄21 世紀國家戰略的重要依託。作為“俄羅斯的東方”或者是“內部的東方”，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自沙俄時期以來就是俄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東方的發展一直遠遠落後於歐俄地區，其潛力沒有挖掘出來。蘇聯解體之後，東方的發展相較於蘇聯時期後退了一大步，葉利欽時代的俄政府根本無暇顧及之。進入新世紀以後，俄領導層越來越強調其東方發展的緊迫性，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以來，關於東方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臺。2010 年，俄政府批准《2020 年前西伯利亞發展戰略》和《2025 年前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2012 年，俄設立遠東發展部，併成立遠東國家開發公司。為了促進遠東和西伯利亞的開發，俄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承辦了2012 年度的APEC 峰會。2013年4月，俄政府宣佈《遠東和貝加爾地區2025 年前經濟社會發展綱要》正式生效。2015年，俄政府將遠東和西伯利亞的9 個地區列入首批“超前發展區”，並宣佈符拉迪沃斯託克為自由港。2016年5月，普京簽署命令，設立東方經濟論壇，每年在符拉迪沃斯託克舉辦。同年9月召開了第一屆論壇。可以看出，俄轉向東方的政策力度前所未有。普京在2012 年的國情諮文中表示，東方發展是俄21世紀的發展方向; 在2013年的國情諮文中強調，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發展是俄整個21 世紀的優先目標。在2016 年的國情諮文中，普京再次強調，“俄羅斯奉行積極的東方政策絕非出於一時考慮，也不是因為與美國或歐盟的關係轉冷，而是出於長期國家利益和世界發展趨勢。”因此，某種程度上說，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發展是“大歐亞”戰略的基礎。

二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強勁發展帶動了傳統地緣政治的迴歸，“加劇了國際緊張關係”，並使得全球化本身“成為一種地緣政治現象”。俄羅斯對地緣政治極為敏感，特別是經歷了蘇聯解體這場“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後，地緣政治在俄對外政策制定中成為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因素，並且毫不例外地成為“大歐亞”戰略構想的根本考量。

第一，俄試圖通過“大歐亞”戰略擺脫它在歐洲的困境。俄領土廣袤，身跨歐亞兩洲，兼具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和缺陷。作為傳統上的歐洲國家，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一直在歐洲部分。從戈爾巴喬夫時代起，俄就想“迴歸歐洲”，共建“歐洲大廈”。蘇聯解體後，俄的目標一直是建立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統一“大歐洲”，建立俄與歐洲統一的經濟、自由、安全和文化空間。但是，“大歐洲”構想一直沒有成功，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這個構想事實上已經流產。俄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前外長伊·伊萬諾夫在2015 年9 月波羅的海論壇上承認了這一點，被外界視為俄外交意識形態生變的一個界標。俄有學者認為，在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對抗賦予俄的歐亞方向以至關重要的積極意義，始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對外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多維性構想終於得到修正。但是，這種變化並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俄轉向“大歐亞”並不意味著放棄在歐洲方向的努力，相反，歐洲仍然是俄對外政策的一個重點; 在2016年版《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中，歐盟一如從前在外交優先次序的排列中僅次於獨聯體。因此，從“大歐洲”到“大歐亞”的轉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以空間換時間”的歷史經驗重現。俄意欲通過東向的發展積蓄精力，靜待打破西部僵局的時機，並非一般而言的藉助東方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在歐盟內部危機重重、民粹主義情緒高漲的背景下，這顯然更有意義。烏克蘭危機是歐洲安全危機的縮影，冷戰結束20多年來一直得不到解決，最終導致俄與西方走向對抗。卡拉加諾夫說，俄暫時沒有向歐洲提出解決系統危機的方案，之前提出過建議但聽者藐藐。在西部僵持的情況下，俄轉向東方尋求發展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對俄來說，最理想的圖景是，在歐亞一體化深入的同時，走出與西方的對抗，加強自身發展。

第二，俄有意借“大歐亞”戰略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並提升其亞太政策。20 世紀90 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大西洋主義陷入困境，俄開始重視對亞太地區的外交。俄雖然沒有清晰明確的亞太戰略，但是把自己基本上定位為平衡者的角色。一是平衡亞洲地區的外來者，主要是美國的力量，重點應對奧巴馬時期美俄關係的“重啟”和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作為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俄在中美之間採取一種策略性的立場，但要想在亞太地區發揮影響力，不可避免地面臨與美國及其同盟的競爭。二是通過“大歐亞”戰略平衡中國的力量。俄已意識到，其在亞洲的貿易過於依賴中國，而“任何經濟依賴都將削弱政治陣地”，俄必須“使自己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地位達到整個歐亞大陸中心和紐帶的高度”，“為中國創造友好的建設性平衡，使其對鄰國而言不‘過分強大’，不要成為所有人都害怕的潛在霸主”。為此，俄一邊積極發展與中國的戰略協作關係，一邊在亞太地區開展多元化外交，發展與日本、韓國和東盟的關係。“大歐亞”戰略在某種程度上兼具了平衡和多元的可能性。

第三，俄希望通過“大歐亞”戰略帶動遠東和西伯利亞的發展，鞏固東部的安全。

第四，俄將“大歐亞”戰略作為俄的復興戰略。普京2000 年執政伊始，即以俄羅斯的復興和重新崛起為目標，試圖恢復俄曾經擁有的世界大國地位。“大歐亞”戰略的遠景目標與此是一致的，即成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強國以及“大歐亞”的中心，“成為保障歐亞大陸安全的主導國家”。俄在歷史上是大陸型帝國，但“追求出海口”、成為海洋國家一直是其目標。俄通過數個世紀的努力，獲得了成為海洋國家的地理基礎，蘇聯時期終於成為與美並列的超級大國，強大的海洋實力將其力量輻射到全球。但是，蘇聯解體使得俄的海洋力量迅速萎縮，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動嚴重壓縮了它在西部的海洋空間，而西伯利亞和遠東社會經濟的落後使得它在東部無法充分發揮其海洋潛力。當前，俄就戰略力量而言可與美國並駕齊驅，就其綜合實力而言只是一個地區性強國。

為了實現國家的復興，俄羅斯在整合內部的同時，也致力於整合後蘇聯空間。作為後蘇聯空間一體化方案的歐亞聯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改變整個大陸的地緣政治架構”，部分地彌補歐盟、北約雙東擴以來俄的地緣政治缺陷，但是政治經濟體量較小、內部發展遭遇挑戰，作為其思想基礎的歐亞主義具有內在的封閉性，因此，它的地緣政治功能無法滿足俄的需求。俄需要一個更大的架構以挖掘和發揮它的地緣政治潛力，“大歐亞”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架構，從整合後蘇聯空間的“歐亞”擴及後蘇聯空間之外。這個“大歐亞”的範圍並沒有嚴格的界定，但是按照俄領導人所聲稱的“開放性”以及戰略精英的構想而言則覆蓋了“從上海到里斯本、從新德里到摩爾曼斯克”的空間; “不能在舊框架內復原的歐洲安全問題”以及“歐洲大陸面臨的切實安全挑戰”，都可以或者只能在“大歐亞的廣闊框架內”得到解決。這個宏觀的架構是俄看待整個歐亞大陸的視角。但是，從更切實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來看，“大歐亞”戰略聚焦於亞太地區，是俄羅斯立足其東部、面向太平洋的大戰略，目的是要破除“領土詛咒”，將俄規模巨大的空間轉換成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虛弱的源泉。面向“未來之洋”的太平洋，無疑是俄新世紀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自2012年以來，瓦爾代俱樂部連續發佈了四部“面向大洋”( К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的報告。俄戰略精英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三

冷戰的結束雖然改變了世界權力格局，但是新的世界秩序並沒有建立起來。從北約東擴到烏克蘭危機以及敘利亞戰事，從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到世界金融危機的蔓延，顯示歐洲和全球進入一種失序狀態; 而民粹主義的盛行和逆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加大了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因此，關於重建世界秩序的呼聲不斷高漲。首當其衝的是，不再是世界一極的俄羅斯定位為何、走向何方。西方曾為俄的未來圖景進行了勾畫，樂觀的圖景是一個“溫和的、與國際社會很好接軌的俄羅斯”，而悲觀者則是一個“敵視外界、好鬥的俄羅斯”或抱持修正主義態度的“牢騷滿腹的俄羅斯”。

蘇聯解體以來20 多年的事態發展表明，俄羅斯對現行世界秩序日益不滿。首先，作為冷戰的終結者之一，俄為擺脫冷戰所付出的努力，並沒有在制度安排上得到認可，反而被美國等西方國家視為冷戰的失敗者，其傳統勢力範圍不斷遭到侵蝕。在現有的世界秩序中，俄因為國力的衰落，事實上被放逐到了邊緣位置。這是俄對現行秩序不滿的根源。可以說，“冷戰後俄羅斯自身的戰略困境塑造了它的世界秩序觀”。其次，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秩序不符合理想，而且是大規模動盪的根源。因此，俄堅決反對美國以政治價值觀為名而獨行其是的單邊主義模式，認為它所發動的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是對際法和國際政治民主的嚴重破壞。2007年3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強烈抨擊美國的單邊主義，認為“對當代世界來說，單極模式不僅是不可接受的，更是不可能的”。在俄歷來的對外政策文件中，一直強調多極世界、國際關係民主化、遵循國際法、尊重聯合國的權威等內容，認為它們是世界秩序的規範性原則。再次，俄強調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重要地位。隨著世界新興經濟體的興起、美國實力和地位在全球結構中的下降，以及歐洲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所面臨的困境，俄認為世界的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自己是新世界多中心之一，其軍事、地理和經濟實力以及文化和人力資源決定了它擁有這樣的地位；離開了俄羅斯，世界上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因此，俄呼籲建立一種與多極世界的現實狀況相契合的世界新秩序。但是，俄所謂的世界新秩序並沒有明確的內容。近年來，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之後，俄對世界秩序的重構越來越關注，世界秩序也成為2015 年俄羅斯瓦爾代論壇的主題。俄國內出現了種種構想，如“三極世界”“俄中夥伴關係”、“俄中協約國”以及“大歐亞”等等。其中，由卡拉加諾夫提出並由普京公開倡議的“大歐亞”戰略集中體現了俄的世界新秩序觀。這種新的世界秩序觀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其一，作為國際秩序的“平衡因素”，俄是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支柱之一。由於喪失了通過和平手段建立公正、穩定之世界秩序的機會，俄轉向致力於恢復自己的硬實力，並且成功阻止了北約的擴張態勢；它對敘利亞問題的軍事介入，中止了西方更迭他國政權的企圖。目前，它站在“歷史的正確一方”。俄認為，應該“建立一個能夠管控大國衝突、避免大國正面碰撞或者將破壞控制到最小的國際關係體系”，避免國際關係進入“霍布斯時刻”。

其二，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俄必須“建立自己的世界”，“大歐亞”就是為此而定位的。作為“構建兩極秩序和單極世界的建設性替代品”的基礎，大歐亞夥伴關係或共同體將成為這一新秩序的載體。在俄看來，全球將形成兩大集團，一是美國、歐盟及其同盟者，另一則是俄羅斯、中國和相關國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夥伴分別構成這兩者的經濟基礎，這是一種新型的力量平衡。普京認為，如果不能確保全球經濟發展，世界就不會穩定，“遊戲規則應當讓新興經濟體有機會趕上發達經濟體，平衡經濟發展速度，帶動落後國家和地區，以便讓所有人都能享受經濟增長和技術發展的成果”，而歐亞經濟聯盟的行動以及與中國夥伴的談判“有助於建立廣泛的經濟夥伴關係，在未來成為構造歐亞廣泛一體化框架的中心之一”。俄學者認為，在當前西方國際體系無法維持世界力量平衡的情況下，俄羅斯所主導的這個備用體系可以取而代之。

其三，俄中作為歐亞地區的兩個大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有著許多共同點，這是“大歐亞”的重要基礎。俄學者認為，俄“轉向東方”政策與中國“一帶一路”的“西向”政策相向而行，具有高度互補性；它們並不是相互矛盾、排斥的，也不是為了迎合對方，而是對大進程做出的反應，在此過程中將締造全新意義上的歐亞大陸。同時，“大歐亞”戰略奉行開放性原則，對整個世界和所有國家開放，也不以孤立美國為目標。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表示，“大歐亞倡議是開放的，對歐洲也是開放的”。

其四，在這個新秩序載體的構建中，俄認為首先需要確立一些具有共識性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無條件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無條件尊重政治多元論、每個國家和人民選擇自身發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多元論、信仰和宗教自由；發展有利於所有國家、以正和博弈原則為基礎的合作；抵制旨在建立新的或恢復舊的軍事政治同盟的實力政策；通過合作解決全球性的問題。這些原則在“大歐亞”中得到鞏固和發展之後，可以推及整個世界。俄認為，在確立了共同的原則後，更重要的任務是確立最佳的機制形式，將大歐亞塑造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這些機制應該具有全面性和包容性，將政治和經濟、軟實力和硬實力銜接起來，使大國、中小國都樂於接受。在構建“大歐亞”的過程中，歐亞經濟聯盟、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其他迅速壯大的歐亞金融機構具有很大的潛力，相互之間可以加強合作，進行對接。

結 語

從地緣經濟到地緣政治、再到世界秩序，既是“大歐亞”戰略構想的三個內在維度，也是它付諸實施的三個層次。2016 年，俄瓦爾代俱樂部“面向大洋”的報告將其概括為: 創造新的包括行政和法律在內的國內條件，加速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 加強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存在，逐步增強與亞洲國家的經貿和政治聯繫; 在歐亞地區形成一個共同發展的新空間。然而，“大歐亞”戰略實施的難度顯而易見，一系列客觀障礙橫亙在俄羅斯的面前。首要的障礙是俄羅斯的經濟能力以及國家綜合實力尚不足以支撐這項宏大戰略的實施，其次是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搖擺的歷史慣性削弱了俄實施戰略的意志。俄學界和政界人士往往強調“轉向東方”並不意味著放棄西方，這意味著“大歐亞”戰略只是一個選擇性方案，反映了俄的戰略遲疑。2016 年版《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排列了對外戰略的地區重點次序，首先是獨聯體，其次是歐盟，再次是北約和美國，第四才是亞太地區。獨聯體的首要位置可見於所有版本的《對外政策構想》中。在發展與歐盟關係的表述中，俄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統一經濟和人文空間”，而關於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只是在談到西伯利亞和遠東經濟開發的背景下才被提及。俄羅斯學者認為，俄羅斯強調成為亞洲國家，可能僅限於同中國、印度和上合組織的雙邊關係。

普京提出“大歐亞”倡議後，有關的具體措施尚未推出，其前景也不明朗，但是從其三重內涵看，俄在關乎國家發展方面的一些具體目標和長遠追求是不會改變的。例如，在地緣經濟方面，加大開發和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力度，發展與亞太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合作; 在地緣政治方面，整合後蘇聯空間，加強與夥伴國家的合作，以抗衡西方國家的地緣壓力; 在世界秩序方面，將自己打造成為多極化世界的一箇中心，追求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甚至主導權。從現實情況看，俄的“大歐亞”戰略將會更注重地緣經濟，特別是注重加強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有效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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